摘要：技术风险作为风险社会的重要风险源，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体现了政府的职能以及政府对公共安全、社会民生的管理。从创新技术安全理念、加强技术安全制度设计、建构政府共同体、推行管理联动机制等方面来提升政府应对技术风险的能力，使技术安全发展，真正造福社会公众，是当代政府防范与管理技术风险的优选之路。
关键词：技术风险；技术安全；防范与管理；政府；公共管理
作者简介：方世南(1954―)，男，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曾德贤(1975―)，男，湖北省京山县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1AKS001)211工程第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之研究方向“和谐社会视域中弱者权益保护的公平正义观研究”和苏州大学首批“东吴学者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088-06 收稿日期：2011-09-12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将技术风险的认识纳入社会发展总体规律之中，在他们所揭示的历史越来越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进程中，其风险思想在现代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证实。首创风险社会概念的德国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人类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在风险社会中原来的像地震、疾病和海啸等自然风险仍然存在，但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生态的和技术的，如核技术的、化学的、生物的风险将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由技术风险带来的诸如核辐射的风险、化学产品农药污染的风险、特大交通技术事件风险、生物产品转基因食品的风险等，不再是社会进步中的偶然事件，而成了现代社会的常态现象。美国社会学家查理斯-培罗指出，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却掩盖了社会潜在的巨大风险；而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当代最大的社会风险源。技术风险及其副作用的潜在毁灭性的威力，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由此，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已不是单个人的问题，它影响政府的作为、国家的安全乃至全球人类的生活。技术风险的集体属性使得对其的防范与管理成为当代政府公共管理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如何认识技术风险、看待技术风险在当代政府公共管理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政府如何在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中发挥积极作为，是一项十分重大的课题，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技术风险已成为风险社会的重要风险源
英国社会思想家吉登斯指出：“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今天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两项根本转变。两者都与科学和技术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有关，尽管它们并非完全为技术影响所决定。第一项转变可称为自然界的终结；第二项，传统的终结。”显然，风险社会相异于传统社会，风险社会中的技术风险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技术风险。经历着从个别、分散到逐步实现技术系统化的进化过程的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背景。在人类创造技术、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日益严峻的技术风险也加大了人类危害自身生存的可能性。
(一)技术的正价值是“生产力”，负价值则是“破坏力”
技术因人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技术是人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武器，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力量。技术的每一次大的发展都在广阔的领域促进了人类文明史的跃迁，都是人类改造自然和超越自身的胜利。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正是由于青铜器的铸造和铁器的使用，才使得社会财富成倍增长，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中，正是由于蒸汽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才使工业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翻了一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是由于以使用电器为主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才极大地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促使了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综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与社会文明进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密切。文明的第一次浪潮使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建立了农业社会，科学技术萌芽、发育；文明的第二次浪潮发展了文明，建立了传统的工业社会，它依赖于科学技术；文明的第三次浪潮将导致新的文明的跃进，建立信息社会，它决定于科学技术。”现代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人们普遍视技术进步为人类的福祉。
然而，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正负效应。在肯定技术是生产力的同时，还必须正视技术的破坏力。荷兰技术哲学家舒尔曼说：“技术有许多优越性，这尤其表现在福利领域；它解放了某种类型的劳动，带来了更好的食物，更好的健康条件，更多的生存的可能性，更丰富的信息和交往，等等。除这些解放的方面，现代技术中还存在着危及人类的倾向。这明显地表现在核技术、生物技术，以及信息技术方面。然而，技术最危险的不利之处似乎是环境污染和对自然和社会的扭曲甚至破坏。”现在，科学技术的力量正在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两个层面的整体浑融性，使人类生活越来越被异己的力量所支配，人类在创造科技神话、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也遭受着技术破坏之伤害。充分认识技术具有的正负双重价值，其目的就是为了趋利避害，防止技术的滥用和失控，促使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
(二)类别多样的技术风险危害巨大，影响广泛而深远
技术风险伴随技术而生。技术风险是指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包括技术的改变、技术的试验、技术的进步)的改变而对社会公众和生活环境所产生的一系列明显和潜在的负面影响。
技术风险的种类很多，其主要类型是技术不足风险、技术开发风险、技术保护风险、技术使用风险、技术取得和转让风险等等。技术风险可依据项目风险定义进行等级区分，通常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低风险是指可辨识且可监控其对项目目标影响的风险；中等风险是指可辨识的，对系统的技术性能、费用或进度将产生较大影响的风险，这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相当高，需要对其进行严密监控；高风险是指发生的可能性很高，不可接受的事件，其后果对人类有极大影响的风险。当然，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之间是可以变换的，所以，没有绝对的低、中、高风险，只有技术风险对人类的负面影响的领域之分。同时，从破坏的时间上划分，技术风险可以分为长期性技术风险和短期性技术风险；从空间上划分，技术风险可以分为全球性技术风险和局部性技术风险；从有无毒性的影响来划分看，可以分为有 毒性技术风险和无毒性技术风险。现代的技术风险已经成为人类风险社会的主要表征。
首先，技术风险对自然界产生了不利影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人类运用技术手段对自然界加以改造和利用时，同时也对自然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作用。“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比如，转基因生物在自然界中释放将污染自然基因库，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对生态环境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其潜在威胁不亚于核扩散。有些转基因生物进入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后，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打乱了固有的生态秩序。
其次，技术风险对人类自身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害。现实生活中，许多国家和地区使用来自核电站的清洁的电力，却时刻担忧核事故的发生。人们因接种疫苗预防了许多过去没有的病毒，使得人类健康得以保证，但若干种疫苗弊大于利未加充分证实的例子被媒体渲染后，忧心忡忡的父母常常拒绝给他们的子女注射疫苗以预防已知的疾病。高速运转的飞机压缩了时空距离，但人们却担心飞机失事。对饮用水进行氟化处理使得龋齿成为过去，但对化学物质的恐惧剥夺了氟化水给人们带来的许多益处。本应是人类发展的推动力量的科学技术，反而成了人的心理障碍和对立面，技术发展的目的和意义被扭曲，技术风险对人类自身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害。
再次，部分技术风险及副作用的潜在毁灭性的威力对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1986年4月26日，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释放出的辐射量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量的200多倍，大量的核辐射造成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当地寸草不生，按照技术预测，当地的核辐射800年后才能降到安全标准，直到现在仍有大量的儿童得白血病，此地也被人们称为“鬼城”。人们不应忘记这样的寓言：中世纪传说中浮士德为了获取知识和权利，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最终他被自己的野心和傲慢所摧毁。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全部摧毁，很快我国内地多个省区市监测到极微量放射性物质。在日本国内，民众要求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立刻废除一切核电站、公开核电站事故所有信息，并对因核泄漏而避难的国民和被辐射者进行赔偿。2011年4月2日，在日本附近采样的海水-中检测出了每立方厘米30万贝克勒尔的放射性核素碘131，是法定标准的750万倍。日本对核辐射物的技术处置的进度与成效，再次警醒全世界需要更加理性对待核技术的安全使用及核技术的风险防范与管理。现在人类可以用武器或化学毒剂摧毁自己居住的星球，还可以使生命机理彻底紊乱，掌控住生物的进化。化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火药和炸药也伤害了数以千万计的人类同胞。化学合成技术合成了自然界本不存在的东西，可现在人类也被白色垃圾所困扰，被化学污染所毒害，部分技术风险及副作用的潜在毁灭性的威力对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有鉴于此，人们强烈要求取消瑞典化学家米勒的诺贝尔医学奖。他因发明剧毒有机氯杀虫剂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于1948年获得该奖。1997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评委会公开表示，为1948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DDT发明者而感到羞耻。今天这些感到后悔和羞耻的事情正在不断增多。三聚氢胺、苏丹红、瘦肉精等等都应作如是观。
(三)技术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化，使技术风险遽然倍增
作为观念形态的知识要想成为生产力量，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科学要想转变为物质文明，技术是其主要环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部技术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走出神的阴霾，逐步认清自然的奥妙、不断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推动文明进步的历史。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增量的扩充、人类生存技能的提高。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社会化进程加快，技术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整体化、综合化的趋势不断增强，技术的社会功能不断延伸，技术的理性已经走向了片面化的发展边缘，技术的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已成为一种浪潮。人们认识到要想最大地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就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人类在技术面前，过多关注有效性和功利性，考虑投入与产出，聚焦成本与效益，而将人文情怀、责任意识、代际意识与风险防范意识都排斥在其视域之外，功利的理念甚嚣尘上，技术理性没有了“古典理性中的整体和谐，也不见了近代启蒙理性中的人性关爱，技术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技术的进步就是文明的进步，技术的自由和满足构成了文明社会的发展目标”，“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其余的东西当然还有否定或折中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飞机能飞翔，抗生素能治病，广播能说话，而且我们现在还知道，电脑能计算且绝不会出错――只有人才会犯错误”。在技术至上和技术万能的思维模式框架下，对技术进行价值评判的审视态度正在退化。技术在利益的驱动下，遵循市场和商业的规则进行交易，部分所谓的新的科研成果、新的高端技术、新的创造发明来不及进行精当的检验，用不着进行人文的分析就进入了生产和生活系统，人类生活的领域正变成一个现实的技术实验基地和巨大的推广应用市场，这些必然导致技术风险遽然倍增。
二、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大课题
技术风险直接关系社会公众，关系公共空间，关系民生。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尽量避免与减少技术风险，使技术安全发展和造福人类。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是当代政府公共管理的重大课题。
(一)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就是政府对公共安全事务的管理
为民众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安全服务，是政府的最基本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处于风险社会中的社会公众的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技术的限制，社会与技术、政治与技术已经不能完全分离开来，技术的风险已经具有集体属性，使得对其的防范与管理成为了一种公共需要。这种公共需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来实现，必须以政府为主，通过政府配置公共资源来完成，政府的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源于社会成员共同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制度性安排。当重大的技术负效应发生时，在社会原有秩序状态遭到破坏时，也只有政府才具有整合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动员、为公众提供 安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有效行使公共安全管理的合法性权威。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威廉?葛德文将维护安全视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他认为“政权是为了维护个人安全而设立的机器”。众多的技术风险事例一再表明，现代技术的强度和应用范围不断提升与扩大，技术风险频发且强度不断升级，有些技术风险发生的负效应会伴随大气、江河、海洋的流动四处扩散，具有跨越空间与国界的表现。人们生活的处境受到了技术效应和技术风险的极大影响，若不加以控制和管理就会危及公众和全球安全，政府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就是政府对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安全事务的管理。
(二)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就是政府对民生的管理
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保障社会民众健康发展。一个稳健的社会，是一个民生安全发展并得以保障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公众享有安全和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近些年，重大与高发疾病防治技术、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化技术等，都遭遇巨大的诚信危机，特别是化肥、饲料、种类繁多的食物添加剂、动植物的增长素等等，从土地到粮食、从禽畜到人类，各类化学技术的产品无处不在，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危害。维护技术安全，防范技术风险，关系国计民生。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处理公共安全和技术风险，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安危福祉。政府只有提供公共安全保障体系与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技术灾难导致的公众的生命、财产及其他权利的伤害和损失，才能体现政府行政为民的积极作为。
(三)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考量着现代政府的管理效能
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作为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和治理目标，反映着政府的行政效率。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海域发生地震，引起海啸，导致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对于该突发事故，日本政府处置反应慢，处理差，导致核泄漏情况进一步恶化，使得世界各国群众不了解真实情况，周边各国民众产生各种混乱与恐慌，日本政府在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天，人类社会不断面临新的公共安全问题，很多潜在的技术风险无法预知，技术风险的负效应使得处置风险时，社会公众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关注和敏感程度相应提高，考量着政府的决策机制、体现了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并从中折射出政府形象。迟到的公正等于不公正。在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上的不作为、慢作为等现象会直接导致灾难性后果，与其相伴随的必然是因为政府绩效低下带来的灾难。
三、政府防范与管理技术风险的主要对策
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和治理目标。存而不忘亡，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对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需要政府构建一个从技术安全文化、技术安全制度到技术安全行为的整体性体系。
(一)建设技术安全文化，创新技术安全防范理念
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了技术的异化问题：“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0世纪初，欧洲的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科技的负面作用，便呼吁重视安全文化。在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后，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在1986年提出“安全文化”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随后不断被充实。到1991年，安全文化拥有了明确定义：“安全文化是存在于组织和个人中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和，它建立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观念，即核电厂的安全问题由于它的重要性要保证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的风险社会，短期安全靠突击，中期安全靠管控，长期安全靠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安全文化的内涵拓展为一切与安全有关的思想、制度和物质等层面。技术风险社会，必须大力弘扬技术安全文化，创新技术安全防范理念。
首先，建立以人为本的安全文化。安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感受，安全问题与人类密切相关。“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一是政府要通过具体的形式以及制度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念和安全行为规范，让“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贯穿于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所有时空和每一个环节，促进社会公众对安全观念有相同的高度的共识性理解，整个民族要有敬畏生命的整体意识。二是要营造民生安全文化。民生安全文化关乎到个体的生命存在和人类的生存价值。要“通过建立公民自我学习机制、社会保障体制和法律保护体系，提升每个公民的自我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在促进公民素质提高的同时，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可持续发展”。
其次，建设技术安全文化。技术安全文化，是技术生产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综合反映，包括一定社会的技术安全价值观、技术安全判断标准和公共安全行为准则，以及社会成员的技术安全理念、技术安全意识、技术安全心理和技术安全行为方式等。安全应该成为技术运用实现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技术活动中，一是要大力建立有安全共同愿景的安全文化，要改变先有技术后有安全的局面，给予技术人文关怀，保证人能够安全、舒适、高效地从事一切活动。二是技术的生产、推广和利用等社会行为必须要遵循与建构与时代相一致的伦理原则，从伦理的高度对技术进行评价和反思，用技术伦理规范来弥补技术应用过程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再次，在安全文化建设中，要反对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的过度崇拜。虽然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有不可抹煞的合理性，但是某些哲学基础和具体观点有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运用技术时，需要对人的利益进行理性的把握和权衡，反对将人的利益和需要绝对化。同时，不能过度推崇技术理性主义，反对技术理性主义无限扩张的趋势，反对忽视或者漠视人的价值而助长的技术理性工具化和实用倾向，警惕文化向技术投降。
(二)完善技术安全制度，保证技术安全发展
技术安全制度是将安全文化从观念文化向行为文化转化的保障。完善技术安全制度，就是要用系统论的思想完善逻辑严谨、权责清晰，符合企业、国家、社会实际需要的相互配合的制度体系。一是要建立与完善统一的国际技术生产安全标准体系。比如针对核电站的建立标准，国际上应该建立与完善统一的安全生产标准。二是要建立健全技术推广应用的风险评估制度，特别注重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加强对技术应用的风险评估。三是加快建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制度，从源头上杜绝技术负效应的产生，预防科技的不确定性。四是完善监管制度，加快形成环环相扣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与安全技术监察制度，同时建立安全绩效考核制度。
(三)建构防控技术风险的政府共同体，推行管理联动机制
在全球化时代，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应对全球危机与风险的挑战。有的技术灾难的影响范围表现为由一个区域扩散到另一个区域，有的 甚至可能遍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形成全球性技术灾难，因此需要建构防控技术风险的政府共同体，推行联动机制来预防与管理。
首先，建构政府共同体防范与管理技术风险。现有的政府风险管理部门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的现有行政设置，对单项危机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比较强，但没有一个综合的指挥协调中心和管理体系。建构政府共同体，就是建立起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和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协调风险事件机制。
其次，建构区域政府共同体防范与管理技术风险。许多公共安全问题的影响经常跨越某一地域的局限，并可能扩散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对更大范围内的公众造成影响，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因此，将风险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或将损失降低到最小，是每个国家的义务与责任。
再次，建构全球政府联动合作防范与管理技术风险机制。开放的全球一体化迅速加强，使得国际公共危机彼此传递。具有传染性的病毒、核辐射的传播等技术风险，在全球化时期，都有可能波及甚至是超越一个国家的安全范围。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建构全球政府联动合作防范与管理技术风险机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美国时间2011年4月1日在联合国总部会见记者，第一次就日本核泄漏问题表明态度时表示，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十分的严重”，联合国对此表示极大的担忧。他呼吁国际社会携起手来，一起帮助日本应对核泄漏事故。在全球技术风险蔓延面前，出现一些新问题、一些负面影响，这使得公共安全变为某一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时影响着很多国家和地区，仅仅依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力量很难得到解决，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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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