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脑力劳动，凝结着译者大量的心血。然而，译者的辛勤劳动在过去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认可，而被简单地冠以“误译”的帽子。生态翻译学重点关注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及译者对其的适应与选择，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支持，丰富了翻译学的研究手段，翻译研究的宏观与微观世界受到了同等的关注。本文以《水浒传》的两个不同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全新解读两位译者的生态适应与选择。
关键词：生态视角《水浒传》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学内涵、史学内涵、文化内涵和军事内涵，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并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搬上屏幕。《水浒传》不但在中国文学宝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还被译成多种语言，远播海外。迄今为止，《水浒传》已经被翻译成英、日、德、法、俄等多国语言的多个版本，单就英译本而言，就经历了四个不同时期的全译本面世。在这其中，沙博理与赛珍珠的译本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受到的关注也是最多的。然而迄今为止，鲜有人从生态视角解读这两个版本的英译《水浒传》，这也成就了笔者完成此文的直接原因。
二翻译研究的生态视角
翻译活动古来有之，然而，翻译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科学地建立和发展，却是近些年的事情。应该说，人们对于翻译学科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从感性到理性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简单地看作是一门技艺，人们总是单一地从实践的层面关注翻译研究，理论建设严重滞后。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翻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近三十年来，人们从不同视角关注翻译学的理论建设：一方面，翻译学从其他学科借鉴先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翻译学的理论成果也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得到进一步确认，人们不再简单纠结于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而是客观地同时从微观与宏观两个视角，对原文与译文进行研究。
文学文本“用艺术化、形象化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人与人之间纷纭复杂的关系，描绘多姿多彩的大自然，抒发丰富的情怀，寄托人们的理想、愿望、追求，使读者通过它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并得到一种美的享受”。（黎运汉，2003：379）正是因为文学语言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文学翻译更似“戴着镣铐跳舞”。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对文学翻译理论的思考、对翻译文学作品的透彻分析，使得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生态翻译，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翻译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受启发于在当今社会大兴其道的生态文明理论，主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关注翻译活动过程的每一环节之间的联系。将生态学中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生态进化等理论平移到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中来，在生态学和翻译学，特别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翻译生态的视角出发，取生态之要义，喻翻译之整体，基翻译之实际，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译者适应”、“译者选择”、“求存择优”、“共生互动”等一系列术语和概念，持续的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成果积累，使得“生态翻译学”呼之欲出。
三两译本的翻译生态环境
胡庚申教授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04：174）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胡庚申教授生态翻译理论中包含的翻译生态环境其实就是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即翻译选择适应论的一个核心概念。经过深入研究对比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赛珍珠和沙博理两次英译《水浒传》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赛珍珠出生在美国，却成长在中国。一方面，父亲是传道士的家庭背景使得西方基督教义深入其骨髓；另一方面，和中国保姆王妈朝夕相处的童年经历，又使得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赛珍珠童年的独特经历，使她同时兼有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基督教讲究宗法尊卑，儒家思想暗含对女性的轻视，两种不时冲突的世界观也使得赛珍珠不可能不假思索地自然融入到其中的任何一种生活。尽管她努力试图融入其中一种生活，但另外一种世界观又偏偏不合时宜地出来干扰。久而久之，她就觉得两种世界观都是错的，她自身的成功也印证了她的这一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性别歧视的宗教思想反倒让她有所解脱，能够正视失败和孤独，放手一搏。或许正因这些思想，她能够离开前夫，写小说，译《水浒》。她曾开玩笑说，她无知无畏，因为孔夫子也曾感慨：“女子无才便是德。”
《水浒传》是赛珍珠年少时起就一直喜爱的一部小说，水泊梁山好汉的侠义豪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赛珍珠1928年起着手翻译《水浒传》，前后历时五年，足见其用心良苦。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正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广大人民群众饱受战乱之苦，极具正义感的赛珍珠成为了有史以来完整英译《水浒传》的第一人，一方面表现了她对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的同情，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心愿，将她喜爱的这样一部东方文学巨著翻译成英文，将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推荐给西方。
沙博理原是美籍犹太人，从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任律师，二战期间从部队抽调到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1947年来到中国上海，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他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沙博理之所以放弃美国国籍，一方面是因为他娶了中国新娘，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多年耳濡目染中国文化后所形成的对中国的感情和热爱：“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我从未失去我身上的美国味儿，但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是我的国家，我的家园，我的家庭。中国社会有一种从容舒适的温暖和亲切感，我希望永远不要改变。”（孙建成，2008：77）自1952年起，沙博理开始发表译作，翻译了20多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其中，《水浒传》的翻译被认为是兼具信、达、雅的佳作。凭借多年的不懈耕耘，沙博理终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和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然而，沙博理翻译《水浒传》的生态环境却显得与众不同，当时正值新中国动乱的十年，《水浒传》不幸与政治结缘，成为“四人帮”集团大搞政治运动的工具，被视为反修防修的反面教材，“翻译这部旨在宣传中国传统封建道德文化的《水浒传》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官方的主流思想是反‘水浒’的，如此便自然生发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沙博理竟敢在这样的氛围中再译《水浒传》，此举着实令人费解。然而答案却十分简单：原来他是有所受命的，翻译是官方的意图和举措。如此沉重的政治压力对他来说的确是一种莫名的负担”。（孙建成，2008：76）
四翻译生态环境下的译者选择与适应
生态学是研究环境及其与人类的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学科，生态翻译学也是在研究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判断，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侧重于描写性翻译研究，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宏观视角审视翻译文学以及译者的地位和作用。“描写翻译研究不是想用一种翻译理论去一统天下，站在一己的立场上，去指责与自己的翻译策略背道而驰的译家，而是首先承认这一事实，将它们统统都看作是翻译，然后耐心地去寻找每一种翻译，特别是那些不符合某时某地占统治地位的翻译行为常式的翻译后面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原因。”（林克难，2008）正是因为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下的译者劳动，译者每一次的适应与选择无疑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点。因此，对《水浒传》的英译本进行生态解读，一方面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分析译者的生态环境，并最终发掘出影响译者翻译过程的主客观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深入探究两位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妥协，这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译者的心血结晶，而不是简单地从文学以及语言学视角对译者的付出做出评判。
谈到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水浒传》的这两次英译无疑是具有较大研究价值和较广阔的研究空间。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落后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近代文明的挑战，紧接着在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又掀起了一股反封建制度、反传统文化的思潮。于是，赛珍珠对于《水浒传》的翻译遭到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学生的反对，他们希望赛珍珠不要将译文出版，一方面是因为《水浒传》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属于被批判的旧书，另一方面，《水浒传》中提到了饿急的人吃狗肉甚至人肉，学生担忧，美国人会因此认为中国人是食人族。而赛珍珠却安慰他们说，美国人饿急了吃人肉的事情也发生过，以此消除学生们的顾虑。20世纪早期的中国，对于世界来说是陌生和神秘的，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热爱，赛珍珠克服重重困难，将自己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传达到西方，并且最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小说《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一到美国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尽管对于赛珍珠偏重直译的翻译策略的批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直至今日，赛珍珠的英译《水浒传》都是一些美国图书网站的推荐书目之一。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赛珍珠对于当时的翻译生态的选择与适应是成功的。
为了将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学介绍给西方，赛珍珠大量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而沙博理则更多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这当然是因为他是“奉命”翻译《水浒传》，译本是在中国出版的，是面向中国读者的，译文的言辞达意显然比一味地坚持原汁原味要重要许多。相比较而言，沙博理的《水浒传》译本更加获得中国本土英语学习者的认可，在国内的各大书店基本上都可以买到《水浒传》的沙译本，而赛译本的《水浒传》却只能在国内为数不多的科研院所可以找得到，这与赛译本在美国受到的热烈追捧形成了强烈对比。归根结底，出于对不同翻译生态的适应与选择，两位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将两位译者的译作的出版地进行互换，那么当初两位译者在翻译《水浒传》的时候是否还会坚持原来的翻译策略呢？赛珍珠之所以不顾中国学生的反对出版《水浒传》译本，是否是因为美国纽约的出版商早已为她吃下了定心丸，使其不担心自己译作的面世呢？这些“是否”为《水浒传》译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空间。
五结语
翻译研究的生态视角进一步丰富了翻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传统语言学者总试图将翻译研究限制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中，其规范式的经验教条严重束缚了翻译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生态理论为翻译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生态翻译学的众多理论主张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翻译研究学派的基本观点一脉相承，翻译研究获得了更多关注的目光，译者的地位也获得了世人的认可，逐渐由隐身变为显身。
通过对《水浒传》两个译本的生态解读，有助于我们克服对文学翻译的片面认识，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咬文嚼字，深入探究每位译者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背后原因，客观评价译者的劳动成果。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2012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释意理论新视角新方法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评价理论视角下的翻译对等研究”（项目编号DL11AC18）。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翻译选择适应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中国翻译》，2008年第6期。
[3] 黎运汉：《汉语风格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林克难：《翻译的规范研究和描写研究》，《中国外语》，2008年第1期。
[5] 孙建成：《〈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
华裕涛，男，1979―，辽宁丹东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跨文化交际，工作单位：东北林业大学。
冯宇玲，女，1980―，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东北林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