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瑞恰慈是英国重要的理论家。上世纪三十年代，瑞恰慈利用语义理论重新解读了《孟子》，尝试找到中西方理解沟通的方法。本文围绕《孟子论心》一书，探究瑞恰慈是如何运用这种语义分析法的，他所理解的中国的语言特征和思想特征是怎样的。
关键词：瑞恰慈；《孟子》；语义学；思维
作者简介：张蓓，女（1977-），内蒙古包头市人，硕士，保定学院中文系，助教，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6-0082-01
瑞恰慈是20世纪西方重要的理论家，他的语义理论影响深远，对新批评派及“心理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世纪30年代，瑞恰慈利用语义理论分析解读了儒家经典《孟子》，写就《孟子论心》一书。本文试图对《孟子论心》加以介绍，分析在语义理论的关照下，《孟子》出现了怎样新的解读。
一、语言的多重功能和多义性
瑞恰慈的语义理论首先区分了语言的功能，即符号功能和情感功能。
语言的符号功能，指语言有引导、组织、记录和交流思想的作用。情感功能指词语可以表达态度倾向，可以表达说话的意愿和目的。情感性的语言富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表达自己的态度，也可以在其他人身上唤起相似的态度。
词语的多功能性导致了词语的多义性。任何语词的功能都不是单一的，一个语词往往混合着多种功能。因此，词语符号不是只指代一种意义，而是指代多种意义。一种意义不排斥其他意义的存在。
语言的功能问题深刻地揭示了语言意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
二、《孟子》――诗性的语言和暗示的思维传统
瑞恰慈运用语义理论解读了《孟子》的语言特征和思维特征。
1、语言方式――不区分和多义性
同一个字词不区分主观和客观，可以指代主观的意义，也可以指代客观的意义。
如《离娄》头两句“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中，“性”既代表主观上的“人性”，也代表客观意义上的自然，是前者还是后者？似乎都不是，而是混合了诸多意义的一个概念。
同一个汉字既可以指代表象，也可以指代本质。在《孟子》那里， “我们做事”和“我们做某件事”之间是同一个词指代，实际的颜色的“白”与作为属性的“白”是同一个字指代。概念的界定并不区分内涵和外延，而是兼指两者。这可能是中国早期思想的一个特点。
其三，汉语的句法也具有不区分的特点。西方人句子形式是固定而明确的，如果句子意义不确定，通常是由于某些字或词意义无法确定。而汉语中，语法结构非常灵活，比如，字的位置不固定，词组的意义不固定，句子的结构形式不确定；汉语没有时态、语态的变化，不使用任何助动词如“have”、“be” 。对许多词义有疑问的时候，仅仅考察句子是不够的，只能再扩大范围，求助于其他句子和其他段落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其他的句子和段落也不明确，解释的难题依然存在。
其四，核心概念的多义性。“心”“性”等是孟子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整个思想的关键部分。但奇怪的是，孟子从来没有清晰完整的论述过。在中国的语言表达中，越是重要的概念，意义就越隐晦，歧义就越多。这似乎是孟子有意为之的。
2、思想传统――隐晦、暗示
《孟子》语言的简洁精练，造成孟子的思想不明晰，需要西方人仔细揣摩。但奇怪的是，中国人自己对《孟子》的理解似乎并不困难。瑞恰慈归因于中国的思维方式。
首先是综合的思维。西方的语言和思维是分析的逻辑的，他们自然的接受自然的使用，浑然不觉，事物似乎天然就应该分为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等等。“区分”已经成了一种必然的存在。而中国的思维传统里从来没有使用过区分，也不看重区分。
其次是解释传统的互文性。中国的训诂学有很长的历史，历代的注释者不断考察着所有的解释，寻找着唯一的确定的那一个。但是他们只给出结论，从来没有解释过自己是如何考察如何确定的，他们的决定标准是什么。对于一个西方学者来说，这像一个谜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自己理解《孟子》似乎并不困难。经典文本就像一个不完整的“乐谱”，它一直被一套知识的密码所补充，虽然这些密码是隐形的，从来没有被书写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在解释的背后似乎有一个没有被言说的“解释的传统”。瑞恰慈注意到了诵经传统与解经传统的关联。他认为，中国人把远古一直到眼前的历史经典都背诵下来，经过了长久的熟悉浸染，这种背诵会对理解产生指导和约束。所以中国人的诵经传统可以有助于这种隐形的解释传统的传承。
三、《孟子》是好的劝说
中西方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不同的。
如果说西方的语言是好的推理，那么《孟子》的语言则是好的说服。与西方的辩论传统不同，瑞恰慈眼中的孟子与告子的辩论是这样的：１、辩论支配于说服的目的。他们讨论的目的不是更科学化，而是更有说服力。２、论述的语言故意地在避免区分。在西方，辩论的过程非常依赖逻辑的分析和概念的清晰阐述，但是孟子和告子不重视这些，他们更强调语言的目的，即对别人的态度和意图产生影响。这正是情感语言的特点。３、辩论中对手的辩论方式被注意了，在驳论也提到了，但不对其进行深究。４、不使用抽象的推理过程，只展示具体的示范性事例，通过提供应当做什么，来获得说服力。孟子的辩论从推理角度评价是不合格的，但从劝服人心的效果看是合乎标准的。即《孟子》是好的劝服，而不是坏的推理。
综上所述，中国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迥异于西的。中国的语言和思维都不注重区分，带有一种诗性和暗示性。对于中国思维的特点，中国学者也有所论述，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分别是“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钱穆也曾经说过，中西方文化不同，所以治学的方法也不同。中国重视融会贯通，西方学术重在条分缕析，“重分别。”在中国学者眼中，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现实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与自然、人与外在世界是相互融合的，没有主客也无所谓内外，正所谓“天人合一” ，甚至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是互通的，三者相互依存。所以不区分的确算是中国思维的一个本质特征。瑞恰慈的发现暗合这一特征，他不是从文化思想史本身的角度发现的，而是从语义学的角度发现的，这是他的特别之处，也是《孟子论心》的特别之处。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