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浸会大学都会邀请美国普利策奖获奖者来香港，为新闻系的学生做讲座。和研究生课堂一样，香港本地的学生数量，远远少于来自内地的学生。至于提问，更几乎被内地学生包揽下来了。
内地学生的提问很有意思，他们喜欢听关于成功的故事，这让人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焦虑。美国的同行对这样的情形似乎有点不适应。首先让他们感到诧异的是，在新闻系的学生中，女生占了很大的比例；其次，学生们的提问过于直白，这样的直白表现出的则是互相间暗藏的竞争关系。
一个女学生提问：“如何看待女记者因为和体育明星关系密切，而成为记者中的大牌？”在场的美国女同行们，个个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有的甚至在那里摇头，不过大家还是耐着性子告诉这位女学生，记者依靠的是专业，如果这位女记者不是因为自己的采访技巧，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出了名且被重用的话，只能够证明这家媒体不够专业。
另外一名男学生不甘示弱，举出了很多女记者利用自己性别优势取得采访机会的例子，一名美国女同行一脸严肃地告诉他，如果在美国，这样的提问是有性骚扰嫌疑的。
对于这些美国同行来说，这样的提问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不能够理解，这批很快会成为媒体人的年轻人为何会有这样的思维。对此我倒是一点也不诧异，因为他们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里面，所谓成功人士的故事，不在乎手段，只在乎结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又如何让他们不这样想呢？
Jane是美国《纽约时报》驻巴基斯坦的记者，是我最尊敬的记者之一。她善于思考比较，眼光敏锐，最关键的是不预设立场，愿意倾听，这正是作为一名好记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特质。最近，她去了内地某著名高校，同样是和新闻学院的学生座谈。回到香港，我迫不及待地把她拉出来，希望听听她的评价。
Jane总结说，如果要比较这两场互动，她遇到的香港学生显得更聪明。
我知道，一场讲座，所有的印象只能来自台上台下的互动，也就是台下有怎样的问题，以及对台上的答案是否产生反应。Jane口中的香港的学生，99%来自内地，尤其是在讲座中提问的，应该100%都是。这两批学生唯一的不同，就是后者在香港待了差不多半年，他们看到的东西多了，听到的东西多了，于是思考的方式、看问题的角度和他们在内地的同龄人比较会有些不同。
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原因，并不是他们更聪明，而是他们只不过表现了一个真实的自我。他们所处的环境，让他们可以没有顾虑。
我也问过这些来到香港的学生，如果回到内地公开谈论一些关于政府的话题，或者在香港被记者问及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时，他们会怎样表达。他们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当然是要谈正面的，因为要考虑到考公务员、找工作等现实问题，万一有了不好的记录，就没有了前途。在怎样的人面前说怎样的话，或许已经成为这些学生潜意识的一部分。
听完Jane的评价，我开始回忆自己在内地多次与大学生互动的经历。绝大部分时候，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努力思考、思维活跃。当然，也许是因为信息量的不同，有些问题他们无法像在香港的内地学生一样，做出非常直观的比较，或许是考虑到讲者的身份。
如果Jane是因为这些学生缺乏足够的资讯，无法产生互动而失望，那么是可以改变的，只需要培养求知欲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因为她的美国记者的身份，学生们因此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大家过于明白在不同场合要进行不同的表达，那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如果大学生都已经如此世故，又如何期待他们在进入社会之后引领“说真话”的风气呢？
【选自闾丘露薇著《不分东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