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简介 原籍浙江萧山，1933年生于北平。1948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1949年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当过资料员、编辑、记者。1957主要因杂文和讽刺诗被控反党反社会主义，划为“右派”。1979年恢复政治名誉，到诗刊社做编辑工作。1984年秋辞去编务，从事个人写作至今。1964年发表第一篇杂文《由口舌说起》。195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歌唱率京城》。1957年前和1980年后，共出版作品集八十余种。其中《忧乐百篇》和《邵燕祥随笔》先后获全国首届散文杂文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著有人生实录《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邵燕祥自述》、《别了，毛泽东》。
○记者：您1946年4月发表第一篇作品――杂文《由口舌说起》，批评习于飞短流长的社会现象。我想，这篇杂文对您来说一定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吧？
●邵燕祥：少年时候，以为自己的文字只有发表在成人报刊上，才算达到一般发表水平，也才算得到社会的认可。
我首次发表的杂感文《由口舌说起》，刊于1946年6月7日锦州《新生命报》副刊。4月云云，是我写这篇小文的日子，那年4月20日除写这一篇外，还草成一篇题为《鸟语》的小品，刊于同月29日《新民报》北平版的“北海”副刊，是我首次发表小品文。受到无声的鼓励，此后不到一年，我就有四十篇左右的小品文、随笔在“北海”版上补白。
日期记得清楚是因为首次刊发，其意义就是使我一发而不可收地持续成为报刊投稿者。
○记者：您十四岁发表作品，至今仍笔耕不辍，那么，是怎样一种情愫支撑您多年来孜孜不倦的创作？
●邵燕祥：我之习作和投稿，一不是追求名利，因为起初多用笔名，一次有同学问“‘北海’上的‘燕翔’是不是你”，我羞于承认，恰好一位同学知道《新民报》的“天桥”版由戏剧家马彦祥主编，就代答说，那是马彦祥的笔名，给我解了围；若说求利，稿费实在有限。
二也不是像后来套话说的，为革命写作，因为那时虽已倾向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但还并不自视为革命者，也远没有接受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艺方针。
现在回头看，当年的写作动机，是在少年的寂寞中萌发的一种倾诉的渴望，用笔同自己的幻觉，也同想象中的倾听者对话。有了投稿发表这个途径，自我表达或自我表现的倾诉找到了出口，便成了一种潜在的发表欲――说得好听一点，便是通过练笔的作品，从精神上把个人跟社会链接起来了。
我后来常说，我不论写诗写杂文、随笔，都是面向公众的发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争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记者：回望这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我想您一定感触颇多，能否撷取其中的“片断”与读者共同感受？
●邵燕祥：我愿意把几十年的笔墨生涯叫做“写作”历程，而不尽是“创作”历程。
我想，所谓创作，应该是指一种原创性的劳动，每一件艺术品有没有出新，每一篇作品有没有创见，也就是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的“独得之秘”，不是率尔而为、潦草从事、批量生产的东西，这是大有区别的。
且不说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的职务写作和主动或“被主动”配合一时一事政治任务的写作，就是在那之前和之后写的东西，也有具备艺术性品格的，与只可叫做“应用文”的之别。我看重艺术性强的，即有个性、有文采特别是有创造性的作品，但我也不轻视应用性的写作，比如出于社会责任感的一些批评、一些呼吁，以至对一件好事的褒扬、对一本好书的推介，虽也不应不顾辞章，但毕竟是达意第一，华藻其次。当然，即使努力为之的也距“不朽”远甚，而此类“应用”文字，则必速朽无疑。倘以为某些内容某些题材只能“应用”于一时而速朽便不屑为之，那是放弃社会责任，为我所不取。
○记者：您在一篇评鲁迅的文章中曾谈到“惟思想者为痛苦，惟清醒者为痛苦”。那么，作为当代杂文界的“思想者”和“清醒者”，请您谈谈人生中的历次社会“运动”或“变动”所带来的“痛苦”历程。
●邵燕祥：先要谢绝一顶桂冠，我够不上“思想者”，我充其量是一个不辞“吱吱喳喳发议论”的“议论者”，而且这种议论还往往是街谈巷议的性质。换句话说，是属于常情常理常识的层次，缺少深广的学理的支撑。这与我的知识结构的欠缺有关。
在1995年《答〈时代青年〉十问》中，对“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一题，我曾说：
想做的事不能做或劳而无功；眼看着冤狱却不能伸张正义；眼看着人民疾苦和腐败蔓延而无能为力，只不过说几句真话，却又不得发表。
问的是“最大的烦恼”，于我，其实就是痛苦了。这份痛苦，是所有普通人都能理解并感受到的痛苦，是一切良知未泯者、一切无权者共有的痛苦。
然而，我以为这还够不上“思想者的痛苦”。我2002年写的《罗丹〈思想者〉》一诗，记下了我的思考过程：
是谁告诉过我 ／ 思想者是痛苦的
那末 ／ 不思想者就没有痛苦吗？
……
既然反正要痛苦 ／ 那我们就思想吧
让我们的思想 指向 ／ 如何从命定的痛苦中 ／ 挣脱
原诗颇长，为节省篇幅，就只引用这一头一尾吧。
我也算不得完全意义上的“清醒者”。当然，比起前几十年的蒙昧，我从我承认自己的浑浑噩噩那一天起，可以算走向清醒了。但一个人对历史、对社会、对自己，都要反思以求真相，才是真正的清醒（求自己的真相，就是要无情地解剖自己，而不自欺欺人），这又谈何容易！
至于说到历次政治运动，应该接受的教训太多了，应该忏悔的言行太多了，应该修正的观念太多了，应该拒绝的遗产太多了，真是一言难尽。我的有关体会，部分编入了人生实录《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也有部分写进了长长短短的文章，读者如果能够找到，不妨浏览一下。这里不赘了。
○记者：您早年以敏捷的诗才闻名诗坛，八十年代开始主要致力于杂文创作，那么，您的这种创作倾向是如何 转变 的呢？其中是否也蕴含着“歌谣文理，与世推移”的因素？
●邵燕祥：前面已经重复说过，不论写什么体裁，都是我对公众的发言，包括纯个人性的抒情诗，也不是自言自语，而希望能引起读者的一定的共感。“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可以说是一切诗和文的起源，也是文学艺术社会性和社会效应的注脚。
而社会生活的复杂，不但使我“触景生‘情’”，也使我不免“深长‘思’之”，思辨的过程和结果，往往不是主要特征在于抒情的诗所能承载的。事实上，我虽不简单排斥“以文为诗”，但我也还是相信“文饭诗酒”之说，让更多理念性的内容交由诗体来表现，总难免有以饭代酒之嫌。饭和酒都是粮食造的，而酿酒确实比蒸饭多着好多道工序呢。在某种意义上，少写一些诗，倒真是出于对诗的尊重。
曾有人分析我们几个写诗的到中年以后操刀杂文，是看到诗歌没有销路及时转轨，意谓我们有生意眼吧，看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我们的表扬，其实是对我们缺少真正的了解和理解，以意为之。尽管各人情况不尽相同，但我相信，写诗兼写杂文的朋友，多数并不像这位分析家那样从销路和经济角度看衰新诗的。
○记者：您的诗与杂文都为世人所称道，在您的笔下，二者也有了相互交融与贯通。您的诗中透出辛辣的杂文味儿，杂文中则饱含着浓浓的诗意与深情。您如何看待诗歌创作与杂文创作之间的关系？
●邵燕祥：当灵感来叩门时，先已注定哪些可以成文，哪些可以成诗，以至哪些是新诗，哪些是旧体。比如在花圃边伫立，眼前景是“花落惊栖鸟”，四围看看，风日晴和，自然续出“风轻护袅丝”，这就根本不用想――把这一感触翻译成新诗或杂文！
无论写诗写文，贵在真诚，所谓“修辞立其诚”，凭真情，说真话，如巴金说的，“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才易于接受。
杂文可以嬉笑怒骂、激昂慷慨，也可以平铺直叙、缓缓道来，但它的内核则是说理。说理最忌拉长脸说教，我喜欢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我读文章反感那种大批判式的声讨，也反感耳提面命式的训谕，我写文章，总求与读者平等相待，自知说的写的只是愚者千虑之一得，哪能自封绝对正确，因此常常缕述认识的过程，以期和读者一道，沿着逻辑的道路，得到一定的结论。
○记者：您的杂文如《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笑谈之余》等，具有“将蒙蔽豁开，便见了光明”的特征。正如您所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这也是贯穿于您杂文创作的始终如一的追求吧？
●邵燕祥：也许可以这样说。但这不等于说，你追求真理，你说的话就是真理。而且，谁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更不可能“一句顶一万句”。
至于逻辑的力量，我的确从一些好文章中领略了其中的真趣。已故如王若水先生的辩难文字，健在如同行黄一龙先生的网文评点，他们笔下能将论敌逼到墙角，然后如剥笋一般层层撕剥，读起来真是痛快淋漓的一种艺术享受。用旧的文章评点习惯用语，就是“富于理趣”，令人心向往之。
○记者：您的《找灵魂》等著作，对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做了深刻的反思，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文化良知，唤醒文人对社会与历史的责任，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您在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公共知识分子”，您如何看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能否谈一下您对现今社会环境之下，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嬗变？
●邵燕祥：我只是从避免文革式灾难重演的角度，对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有所关注，但由于渐近衰年，这种关注也是很有限的。二三十年前我曾发过豪语，说只要健康情况和劳动条件允许，我将不放弃我发言的权利。这个准誓言自然仍是有效的。然而我已日益感到“健康情况允许”这一条的分量。自从前几年动过开胸手术后，阅读量和写作量都已明显减少，涉及的话题也流于琐屑。这是要请关心我并曾多所期许的朋友们谅解的。
作为中国当下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一员，我认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终将在普遍摆脱精神奴役的枷锁，摆脱传统思维定势的惰性之后，为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做出杰出的贡献。对于知识分子整体或个体的弱点和缺失可以批评，但不要轻易用全称判断来否定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的品格和作用，那是不公正的。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同情，对谁都是重要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如果说鲁迅教给我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成之局’，那么巴金就是教给我要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一个未来之世。”而今回顾二位先生对您的影响，应该别有一番况味吧？
●邵燕祥：现在的世态，留给我们每个人用于感叹沧桑的时间早已不多，我不是说大家都忙于高标准的“创收”和低标准的生计，因而顾不上回头看看来路，抬头看看前途，而是说当代生活的节奏无疑加快了，许多事态的发生猝不及防，或者说提到人们面前的新问题，往往是你没有足够精神准备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避免进退失据，我想，巴金式的热情和鲁迅式的理性都是不能缺少的。这样的说法，是为了有所强调，并不是说巴金没有清醒的理性，鲁迅没有炽烈的热情。而最不可胶着于急功近利，更不可为了个人和小众的私利，干出如冯至先生嘱其后人无论如何不可做的“伤天害理”之事。
在结束这次答问时，我要谢谢李庆玲同志，启发我对一些事重又思索一番。不过，我要提个小意见：提问中有些对我和我写的东西的溢美之词，我却敢当不起。若是老听这类的话，就无异于架在火上烤了。我们都是平常人，就时时以平常心相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