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余人”形象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提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多余人”，人们往往局限于‘零余者”，实际上，中国现代作家塑造众多的“多余人”形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余人”形象系列，本文拟就这一系列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对中国文学研究中对“多余人”的错误认识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国文学；现代小说；人物形象；类型研究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093-04
“多余人”形象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对此，张伟教授曾在《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一书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多余人”源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出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后由俄国作家、批评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进行了归纳分析论述。沙皇专制下的农奴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优秀的贵族知识分子受西欧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觉醒，试图有所作为，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苦闷、彷徨、忧郁、痛苦。他们大都富有才华，不满现状，看不惯贵族庸俗的生活，愤世嫉俗，同时又性格脆弱，摆脱不了自身的资产阶级利己思想，对人生采取消极态度，既不愿与贵族同流合污又不能站在农民一边。他们有时寻找刺激，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自己，有时沉溺于无奈的伤感情绪中不可自拔，成为社会上一事无成的“多余人”。俄国文学的“多余人”虽然是病态的畸形人，但在思想上却是“报晓的先觉者”，他们精神上的富有和思想上的敏锐，语言批判的锋利足可以使他们成为“英雄”，但意志上的怯懦和行动上的懒散，又使他们成了没有希望的精神叛逆者，或者说“失败的英雄”。按照传统的观点，著名的形象有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罗亭、拉夫列茨基、奥勃洛摩夫等。但近来有的学者对罗亭的“多余人”身份提出了商榷，指出“他在实践中却从未丧失行动的勇气。他生于思想，死于行动，这不仅不是‘多余’的表现，这恰恰是生命意义的立体性演绎。”
由“多余人”的词源可以看出，“多余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多余的人，是“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能够成为思想的先觉者，面对现实的清醒者，正因为对现实认识的深刻，所以他们的痛苦就更强烈，他们在思想上是不多余的，但他们的目光仅仅局限在自身利益之中，仅仅生活在个人的小圈子里，离不开世俗的生存环境，没有自我牺牲精神，所以成为自身认识的“多余人”，行动的“多余人”，在个人在与社会的冲突中放弃责任。就此而言，多余人就不仅是为俄国文学所特有，在其他民族的文学中同样存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中也出现过一系列此类形象，如鲁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茅盾《幻灭》中的章静，郁达夫《沉沦》中的沉沦者、《秋柳》中的于质夫，甚至叶圣陶《倪焕之》中的倪焕之，均属此类。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多余人”形象已经形成共识，并对中外“多余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有的论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时，出现了将“多余人”现象泛化和扩大化的情形。
中国学界对“多余人”的研究除张伟的专著《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外，还有数量众多的论文，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等。他们在甚至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多余人”的典型――从俄国的“多余人”看(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这些学者在在他们的论著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些人也陷入了误区，不自觉地将“多余人”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多余的人，为此，我们首先要走出认识误区，清理那些不属于“多余人”而被划入此类的形象。
首先要被清除出“多余人”队伍的是贾宝玉，虽然他不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人物形象，但考虑到许多论文将他与俄国“多余人”相比，具有典型意义，因而论及。《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作家曹雪芹着力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形象。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的贾宝玉，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逆臣贰子，从骨子里与其出身的阶级不合，因此，他始终在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所规定的范围以外行动。他反对科举，不愿意走“仕途经济”的封建生活道路，因而铸就了他的叛逆精神，整日“在内帷厮混”，使他得到逃学的机会，可以不必规规矩矩去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较少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和管制。虽然并不能根本摆脱时代环境的压迫，但他杂学旁搜，寻求人生的解悟，大胆怀疑封建思想，与林黛玉在思想上灵犀相通，共同寻求突破封建思想的道路，即使在被骗婚，林黛玉去世，自己被迫应试中举之后，也采取出家为僧的方式，对封建家庭做了决绝的反叛。因此，他绝非“多余人”，而始终是一位与封建思想做斗争的战士，尽管他的斗争方式受时代的局限，本身带有封建主义的特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要被清除的是现代文学中被一些评论家错误划入“多余人”队伍的萧涧秋、周萍、周如水、祁瑞宣等人。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由于厌倦都市生活，来到类乎“世外桃源”的江南小城芙蓉镇，对于学校同事高谈资本主义、三民主义不感兴趣，自称“无主义”，“――主义到了高妙，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没有。”然而他却采取实际行动同情孤儿寡母，由于受陶岚的追求而被钱正兴所诬蔑，文嫂自杀以求成全萧涧秋与陶岚，岂料反而加深了萧涧秋的痛苦，他借口到女佛山旅行，奔赴上海，踏入不可知的茫然中去。那些认为萧涧秋是“多余人”的学者大概主要是出于对鲁迅《(二月)小引》中“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个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E海去了”话语的错误理解，而没有对萧涧秋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不能因为萧自称“无主义”就认为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脚踏实地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进和奉献社会，如果他成为+“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那么他就不必从都市来--到小乡镇，从他的自我牺牲精神来看，他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挫折就沉沦下去(依据作品我们不能得出这种结论)，经历一次失败，他还会探索下去。正如罗亭不是“多余人”一样，萧涧秋同样不能划入“多余人”的行列中。至于周萍和周如水，他们根本不配称为“多余人”。《雷雨》中的周萍只是一个庸人，他受父亲压制，与继母偷情，勾引使女四风，只是对父亲压制下一种宣泄的途径，他并不会真正背叛自身的阶级，他不是+思想者，他的行动也只表现为与女人的纠缠和对罢工工人的大打出手。巴金小说《雾》中的周如水也只能理解为一个爱情上的懦夫罢了。《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只所以被有些论者认为是“多余人”，可能是由于他与《家》中的高觉新有着相同的身份和处境――长房长孙的窘境。但他受过现代的教育，是个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政治风云激荡的苦难岁月中，痛恨日本侵略者，不愿当亡国奴，愿意奔赴国难；但是另一方面，作 为一个北京文化陶冶出来的大家庭的长子长孙，传统文化已经先天遗传地注入了他的血液，在他身上体现出了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他没法狠心将人伦中的情义斩断，也知道家庭之累使他耽误了报国的大事。为此，他很痛苦。国土的沦丧、同胞的苦难、父亲和女儿的惨死以及弟弟瑞全和钱默吟老人的教导，终于使祁瑞宣逐渐认识到没有了国，也就没有了家，从而最终从惶惑苦闷偷生中觉醒，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没有放任自己怠惰下去，他冲破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摒弃了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找到了与时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思想文化。所以将他归入“多余人”是错误的。
那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到底有哪些昵?我们根据其具体情况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三类：
一、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
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使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谋求社会发展的新路，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广大的知识分子沐浴了“欧风美雨”，他们强烈吁求中国的新变，然而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荡涤净尽的，有时还可能以变本加厉的形式表现出来，沉重地压抑着广大的想要有所作为者，使他们或走向沉沦，或走向死亡。
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鲁迅首先在他的笔下给我们提供了这类“多余人”形象，他们就是《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吕纬甫原来是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可是，在几经波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失去了一切决断的能力与战斗的意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认同西方进化论和个性解放，从而成为反封建的战士，是个挂着“新党”头衔的赫赫人物，所以黑暗社会给予了他很大的打击，弄得他承受流言与失业的威胁，几乎要到挨饿、乞讨的卑下地步。结果他不得不向恶势力妥协，做了旧军阀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并且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待社会，借此复仇，最后带着强烈的精神创伤，寂寞无助地吐血死去。
郁达夫小说《沉沦》的主人公“他”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性格忧郁孤僻，同时又多愁善感、内心自卑，且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这个“弱国子民”沦落在异国他乡，在强烈的民族歧视气氛中，他那强烈的爱情要求又遭到压抑和扭曲，因而失望、哀伤，最终发展为性变态。他不甘沉沦，却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怀着“同兔儿似的小胆，同猿猴似的淫心”，在酒馆妓院中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随又顾影自惊，回望神州，疾呼“祖国快快富强”，在大海的波涛中自求毁灭。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发展到后来还有《茫茫夜》和《秋柳》中的于质夫、《茑萝行》、《杨梅烧酒》中的“像我这样的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等人，皆或失望去国，或颓唐堕落者。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与郁达夫的《沉沦》有异曲同工之妙，莎菲是在“五四”浪潮中冲出了封建家庭的富有叛逆性格的知识女性，她已经脱去了封建家庭的脐带，按照个性主义者的理想独来独往，但她不能跳离笼罩着封建烟雾的社会，她痛恨和蔑视周围的一切，却不明白主要反抗什么和如何反抗。由于社会给她的心灵烙下过多的创伤，而呈现出病态，在北京的旅馆里养病是她的生活，她在无聊中打发时间。在爱情上她充满了自己也无法理清的矛盾，由于苇弟的性格懦弱，因此她弃苇弟真心的爱情于不顾，狂热地爱上了有着华美外表的凌吉士，但她发现对方是个灵魂卑琐的男子，在一度吻过之后便一脚踢开，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去消耗生命的剩余。莎菲是“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在莎菲身上，有对封建礼教的背叛，对追求真正爱f青和个性解放的无限憧憬。但她毕竟已经不是生活在五四时代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环境，小资产阶级在追求幻灭后的内心骚乱，这些，决定了莎菲执拗地寻觅人生的意义而又无出路，鄙视世俗又不时感到有沉入纵情声色中的危险。
柔石《旧时代之死》描写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主人公朱胜璃原是一个热情洋溢、富有抱负的青年，由于父亲去世，家道衰落，导致他失学、失业，甚至病倒，精神上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也由此看穿了社会的残暴与专横、黑暗与堕落，故而憎恶它，想奋起抗争。但是，他又缺乏抗争的勇气和力量，深感压抑、痛苦与彷徨。他只是在愤限和幻想中消耗他的生命，在贫困和颓废中流尽了他一生的泪。后来朱胜璃回到家乡，住在尼姑庵里，并尼姑奉作精神的母亲，皈依她所提倡的“一切皆空”的人生哲学。他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但当得知未婚妻自尽以后，他又内疚、绝望，最后服毒自杀。他在动荡黑暗的大革命年代，既无勇气与决心投入群众的革命洪流，又不愿与旧社会同流合污，因而犹豫徘徊、悲观绝望，最终归于毁灭。
叶圣陶的《倪焕之》曾被茅盾称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小说主人公倪焕之是个热切追求新事物的青年。同辛亥革命失败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初把救国的“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真诚地期待着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洗涤尽社会的黑暗污浊。他与蒋冰之合搞“革新教育”，企图以教育改造社会。五四运动的大潮将他从家庭、学校推入社会，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下，他认识到了自己鄙视政治、脱离实际的严重错误，开始把教育同革命联系起来，投身于社会改造活动，要求自己做个革命的教师。但是他始终把教育与革命等量齐观，认为教育是革命的主要内容。五卅运动中后，他的思想有了一次飞跃，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倪焕之成了左派革命党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然而，他脑海中潜伏的“教育至上”观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当工人起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他却在闭门起草乡村教育计划。而当起义胜利之日到来时，他也没想要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摧毁旧教育，而是从改良主义思想出发，仅打算对原有的教育体系作些细枝末节改革。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为反动势力所允许，所以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渗遭失败后，便悲观失望，纵酒痛哭，郁郁病死，结束了自己年轻的一生。
这类“多余人”的形象还有茅盾《蚀》三部曲中的静女士等一批人物形象。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下苦闷彷徨，由于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其追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处处受阻。最后他们或消沉厌世，或盲目乱闯，或任性放荡，或自甘堕落，演绎出一幕幕“幻灭”的悲剧来。他们都是从封建压迫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者，但梦醒后路到底在哪里，他们没有找到，加之，传统道德观念的干扰，黑暗势力的压迫，经济的窘困，因此，只能陷入悲哀的深渊中，咀嚼人生的痛苦，甚至走向毁灭。
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末路英雄
1933年，茅盾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力作《子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1930年5月至7月这两个月中的事件。贯穿《子夜》全书的主线，是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子夜》的中心人物是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吴荪甫曾经游历过欧美，学会了一整套现代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在精神上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兄弟，也是“20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有着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有着活跃的生命力、铁腕与魄力，性格刚毅、顽强、果断，不满足于做一个投机商人，想要摆脱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在吴荪甫的身上，既表现出了民族意识，又体现出了资本家的阶级属性。首先，在吴荪甫的性格中，具有自私、贪婪、专断与残酷的一面。他对工人群众步步进逼，千方百计把自己的灾难转嫁到工人的身上，如延长工时、减少工资，收买工贼，甚至勾结反动军警，镇压工潮。其次，在吴荪甫的性格中也存在着悲壮的一面，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如吴荪甫对外资的侵袭是抵制的，对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要挟也充满了同仇敌忾、乃至困兽犹斗之势，他那强悍的生命力量正是我们柔弱的民族性格中所缺乏的。
吴荪甫是一个在知识、见解、意志、手腕上都具有过人优势的现代实业家，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吴荪甫肯定会靠自己的实干逐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却不允许他将理想变成现实，这样，吴荪甫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成了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从而在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赵伯韬不搞实业，他的经营方式主要是股市投机，但是由于赵伯韬在政界有靠山，又和美国人合伙做生意，所以他可以用钱买通军队，使军队假装撤退，从而误导股市走向，自己从中谋利，所以人称股市“魔王”。在吴荪甫的事业渐渐发展的时候，赵伯韬盯上了他这块肥肉，在不断的勾心斗角之后，两个人在资金方面展开了决战。最初，吴荪甫是以自视雄厚的实业资本与实业前景，信心十足地和赵伯韬进行较量的，但是，不管他的算计是多么的精明，措施是怎样的精密，他的每一个步骤，总是落入赵伯韬的圈套之中。吴荪甫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赵伯韬做起公债就像有鬼帮忙似的，回回得手，事实上这鬼，就是混乱而腐败的政治。吴荪甫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胆识和计谋，而是因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现实，因为他没有逃出外国资本主义的铁掌。
吴荪甫平时是比较清醒而又富于理智的，但在层层进逼的困境中又经常会显示出软弱和颓唐，遇到困难时，往往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而暴跳如雷；对军阀战乱他没有好感，可是为了公债的得失，他又盼望这讨厌的战乱不要马上停下来；他和赵伯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金钱的力量却又能使他们暂时同坐到一条板凳上。吴荪甫确实应该是时代英雄传奇理所当然的主角，可惜却生不逢时。他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且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帝国主义经济大肆侵入中国的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民族资本家，因此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对手的强大、企业管理人才的缺乏、亲人之间的貌合神离、合作伙伴的自私自利，使吴荪甫不得不在孤独中奋战，而最终陷于破产。
这样，吴荪甫成为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的“多余人”形象，他之所以“多余”并非由于他的理想，而是由于他所采取的发展手段，不在于他不会投机，而在于他所生存的时代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在于他没有正确的依靠对象，将他本需要依赖的工人与自己对立起来，从而使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三、在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挣扎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娜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曾引起过长时期的强烈的社会反响。但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爱情自由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对此，鲁迅通过《伤逝》给出了明确否定的回答。《伤逝》的主人公涓生是新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主义、个性解放等西方近现代思潮影响，曾幻想“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在他与子君达到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目的，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后，他们原以为从此美满顺利，结果一系列现实问题出现了：子君妄图扯紧涓生的衣角走路，让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当失业的打击到来时，子君就无以自处了。涓生急于救出自己，视子君为累赘，爱情濒临破灭的边缘，最终两人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自己家里不久即郁郁而死。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当中。小说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旧的制度，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的是子君婚后的平庸与放弃理想是对涓生的另一重压力，使他独自一人去面对社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当他承受不住时，他是否动员子君与自己一起面对困境，是否鼓励子君重新为理想而斗争，由于作品没有提及，我们不能得知，但现实是在重压下他放弃了爱情、放弃了理想，“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疲惫地活下去。他成为一个此类意义上的“多余人”。
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中的高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性格怯懦，苟安，信奉作揖主义和不抵抗主义，在封建家庭的家长统治下，让结婚便结婚，让工作便工作，让生子便生子，得过且过，逆来顺受。但是也接受新思想，与两个弟弟在一起时，又是一个新青年。所以是环境造成的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受压抑，也苦闷，阅读新思想的书报，过着旧式的生活。他是“青年”却没有“青春”，是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与牺牲品。觉新是封建家庭中的软弱者，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又怯于行动的知识分子形象和“多余人”，是在封建家庭和旧礼教的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形象：首先，他具有美好的素质，才资优异，聪明好学，有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觉新自小就是个听话、孝顺的好孩子，这是一种合于传统礼教的孝子贤孙的理想性格，是父母心目中的“宁馨儿”，却也是导致他悲剧命运的致命弱点。其次，他的思想性格被封建宗法观念和封建礼教严重地扭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受到了五四新思想的熏陶，同情弟弟们的斗争，经常为弟弟妹妹的叛逆行为而受责难，尽管他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的叛逆者，却保护了那些敢于反抗与斗争的弟弟妹妹们，并先后送走了觉慧和淑英，使他们脱离封建大家庭的樊笼。另一方面，他长期接受的封建正统教育，以及长房长孙的地位，使他的心灵受到了“蛀蚀”，对旧家庭、旧制度一直抱着幻想，留恋难舍，承受了失去爱人、死去妻和子的巨大悲哀后，仍逆来顺受，客观上扮演了一个旧礼教旧制度的维护者的形象。在这一点上，老舍《四世同堂》中同样处于长房长孙地位的祁瑞宣要比他清醒得多，行动也勇敢得多。
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则是40年代现代儒林中“多余人”的典型代表，“他不是道德的多余，而是人性的多余――一种自由的人性在不自由的现实中的多余……从人性上看，他内外一致的对人生的自由自适态度，就是完美的。而这种完美却又是现实所不需要的。”出身于江南小县城一个传统守旧封建家庭的方鸿渐，正直善良，聪明幽默，但意志薄弱，优柔寡断，既缺乏明确坚定的人生信念，又不懂得人情世态的炎凉。所以他极易受环境支配，被他人牵制，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他为满足岳父、父亲的虚荣心而买了一张假的博士文凭，但他并非真想当骗子，履历上不填博士学位。当他在三间大学得知韩学愈借助同样的一张假文凭混了个教授兼系主任的地位时，便承受老实人吃亏和骗子被揭穿的双层痛苦。由于他的意志薄弱，优柔寡断和幼稚，他被鲍小姐引诱然后抛弃，被苏文纨羁绊然后报复，被孙柔嘉诓骗然后驾驭，饱尝感情的折磨，他还屡遭同事暗算，卷进各种莫名其妙的派系斗争和扯不清的恩怨纠葛中，饱受炎凉世态的折磨。方鸿渐的一生始终不断地从这一座“围城”走进另一座“围城”，永不安分，永不满足，因而永远苦恼。他总想摆脱困境，然而处处有困境，他永无也摆脱不了“围城”之困――人生处处是“围城”。所以他最后心力交瘁作，感到自己就像那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筐里盛着的‘姐拙的泥娃娃”，在“这个年头没人过问。”作者是以幽默的笔调来刻画这一人物形象的，从而使这一人物脱去前面那些“多余人”刻骨的悲哀，但以喜剧笔调写忧，反而更见其忧，更显其不合潮流和时宜。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由于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许多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了诸多“多余人”的形象，并且由于中国19世纪上半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严峻的现实形势，从而使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具有了鲜明的本土特色和时代风貌。对于“多余人”现象，论者众多，并且发表了不少深刻见解，本文立论不在于提出什么新的见解，而是要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多余人”的内涵，排除那些不属于“多余人”而被误划入这一形象系列的人物形象，从而真正确立“多余人”形象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