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最美丽的一章就是江南,而且是散落的,册叶型的,可以当落花和黄叶夹在书卷中的,可是这些美丽的碎片令我们心醉神迷,魂牵梦绕。 我现在开始来回忆为什么会是选择诗歌,而不是别的。因为我所在的杂志《天涯》其实是一个大文化杂志,思想、艺术、文学……涵盖很广,我本人也曾兴趣广泛,新闻、小说、随笔、理论……我都曾尝试过,现在,我只想做一名诗人。我曾说:只有诗歌才能安慰我们的心灵。我想,这与我的江南情结是有关系的。
我就是这样来到江南的。一个豪情满怀的湖南小子就迅速被江南之美征服,并和江南的诗人们结下了深缘,庞培、杨键、潘维、陈东东、张维、长岛等等,我们一起饮酒,一起游山玩水,一起吟诗论道,于是立意为江南作点诗,于是有了一年一度的“三月三”诗会。这个诗会已成为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民间诗会。我也是从这个诗会开始,领悟到诗歌的秘密,开始重新写诗,并由此感受到一种来自大地、传统的生机勃勃的气息,一种自然、自由、自发、自觉的创造力,我称之为“草根性”。
那么,为什么是江南,而不是别的地方?
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意思就是说,江南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江南之所以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是因为江南符合中国人最向往的生活方式、观念与价值:道法自然。江南将“道法自然”变成了现实。这种“道法自然”是诗意的源泉。因此,也有人将江南称为一种“诗性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美学魅力的部分。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这样的诗句,焉能不让人流连忘返。
江南的山水还安慰着备受创伤的诗人们,他们将自然带来的灵感转化为诗句,又安慰着更多的人,所以,中国古代的“诗教”一说里,其实有类似宗教的含义。
苏东坡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里面其实就是将自然作为了最高的参照物,自然是最高价值,与伟大的永恒的自然相比,人的那点小恩小怨、蝇头微利都是可以看开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句诗应该反过来读,月都有“阴晴圆缺”,人的那点“悲欢离合”算什么,再说,就像月的“阴晴圆缺”一样,“悲欢离合”也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那是自然的规律与循环。人们以自然为借鉴,因此取得了心理平衡,自然皆如此,何况人间。
原本,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在根本上就有分野。在西方,西方诗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强调“对抗”、“个体”观念,而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强调“超越”、“和谐”,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传统。重实用讲世俗的儒家文明怎样获得生存的超越性意义,其实就是通过诗歌。中国古代依靠诗歌建立意义。因为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唯有诗歌提供超越性的意义解释与渠道。诗歌教导了中国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时间、爱与美、他人与永恒这样一些宏大叙事,诗歌使中国人生出种种高远奇妙的情怀,缓解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紧张与焦虑,诗歌使他们得以寻找到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到达自我调节内心和谐。所以,几乎每一个中国古代文化人都写诗,每一个古代中国人都读诗,把诗歌学习作为人生成长的基本课程,孔子更要求小孩子就要学诗。诗歌抚慰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灵。诗歌在中国,既是教育,教养,又是宗教。因此,可以说: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
西方“对抗”、“个体”的观念,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西方有一个外在于人高于人之上的宗教、上帝,诗人是直接听从上帝的,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与角度的,诗人就是人间的上帝,所以他要随时随地批判、纠正不完美的现实与人,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这样就产生了“对抗”、“个体”,这是西方诗歌永恒的主题――上帝与魔鬼之争,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精神与物欲之争。所以西方的诗人们总是处于焦虑、孤独、不安、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总是激烈的、暴力的。但其实就社会和生活的真实情况而言,“对抗”、“个体”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常态。中国传统诗学对“超越”、“和谐”的追求,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阴阳互补”,阴与阳是有差别的,但不是对立的,是相互补充并最终构成和谐圆满的。所以,中国诗人们向来相对是心平气和的,如苏东坡般,即使经常身处逆境,也总是微笑着悲悯地对待一切,对待身边的事物和人,将一切融化在诗歌中,在诗歌中化解一切。所以中国文化人一说到苏东坡,总是会心一笑,苏东坡这个名字就缓解了很多人的精神紧张,他的诗歌更是治疗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也正因为人生不完美圆满,所以需要诗歌提供升华超越的价值精神。
具体到诗歌本身,西方诗人尤其是西方现代诗人讲个性,中国诗人则讲境界。前者是保持差异对抗、强调“个体”的产物,因自从上帝死后,人成了孤独的个人,而要在荒漠般的尘世获得立足之地,就要有“超人”般的强力意志,就要与他人、世界决裂,所以,“他人就是地狱”,人皆崇拜“强者”。而中国诗人没有这么激烈,没这么愤世嫉俗,中国诗人遵循大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这种超然的态度,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道法自然”的必然心得。
就拿写自然来说,东西方就很不相同。自卢梭等启蒙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观念开始,就视自然为是比被异化、污染的人类世界更令人向往的彼岸。再到如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说”,自然更是被美化,近似天堂,与人类社会相对立,并被认为高于人类社会,是孤独的现代人释放忧愁苦闷的一个出口,是现代人寻求心灵拯救的得道之路,是当代社会的诺亚方舟。所以,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与世隔绝的,冷冰冰没有人情味的。孤零零一个人远离人群,只与山林野兽为伍。倒是与存在主义的“他人即地狱”很默契。所以西方人喜欢说:生活在别处。好像他此时此刻的生活就算不得生活似的。所以他们总是酷爱所谓“荒原”。一些环保主义者更是为“保卫荒原”可以不顾一切。而中国诗人不会如此看待自然,中国人就生活在自然中,自然也融入人的世界里,自然与人间是和谐共处的,相互依存的,陶渊明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他是既享受这生活,又享受这自然的,他也并不远离人世,他就生活在“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之中,从来没有把自然与人世对立隔绝起来。他最多厌烦“樊笼”,不喜拘束而已。
江南就是这种自然地生活、生活在自然里的典型。在江南,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分离的,人和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人和自然是邻居的关系,朋友的关系,甚至是一家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安慰和温暖的。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就是这意思。苏东坡说“侣渔虾而友麋鹿”,也是这意思。天人合一是这意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这些诗句,说的都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