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政党代表民众与民众拥护政党的互动中,政党充当了民众的代言人和领路人,民众形成了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构成了民主党派社会基础演变的基本依据和主要线索。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动主要经历了“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改造时期的特殊群体”和“改革时期的政治联盟”三个历史阶段。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有少数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伴随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从“阶级联盟”逐步演变成“政治联盟”,民主党派所联系和代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也发生了质的嬗变。?
关键词：民主党派；社会基础；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2）01003408?
政党是社会中一定阶级或阶层的政治组织。政党向社会作出反应,代表某种社会利益；社会阶级、阶层或群体选择支持政党的政治主张,并自觉追随政党的政治行为。在政党代表民众与民众拥护政党的互动中,政党充当了民众的代言人和领路人,民众形成了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周恩来曾指出：“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1］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国共两党之外的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民主人士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建国、民生富裕的理想而组建发展起来的。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有少数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伴随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从“阶级联盟”逐步演变成“政治联盟”,民主党派所联系和代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也发生了质的嬗变。?
一、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
我国现存八大民主党派都成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体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在国共之外成立的“第三党”或“第三者”,以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二是抗战胜利后以促进民主建国为旨趣的党派,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为代表；三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民主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是其他有特殊地缘联结关系的党派组织,主要是中国致公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有少数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各民主党派成立的背景不同,各自所联系和代表的社会群体也有所差异。?
（一） 国共之间的中间地带：农工党和民盟?
民主革命时期,以国共之外“第三党”或国共之间“第三者”出现的农工党和民主同盟,集聚中间阶层和中间势力的力量,其社会基础具有较强的广泛性和包容性,组织规模一度发展较快。?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之际,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以谭平山为代表的游离于共产党的人士,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或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而“另起炉灶”,组建新党,时称“第三党”。先后几易其名,1928年成立时取名中华革命党,1930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正式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邓演达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农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邓演达在阐述平民政权的涵义时说：“我们的党是代表大多数劳动群众利益的党,党的要求就是大多数劳动群众的要求。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应该是劳动者,也就是我们所代表的人们：如直接参加生产的各种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这些直接的及间接的参加社会生产的人们都是被现存封建势力及资本势力压迫着,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所以我们总称上述这些人们为平民群众。”［2］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群众掌握的政权。农工党为建立平民政权而奋斗,其社会基础自然就以平民群众为重心。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大纲》提出,发展组织“要以工农分子为主体。但在第一阶段,则不能不以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为重心。”到1931年,临时行动委员会在10多个省和一些大城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党员人数达到4,000余人［3］,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特别是以高等院校作为发展组织和开展活动的据点。此外,还有一部分军政人员和少数工农。史称第三党的“黄金时期”［4］。?
第二次国共合作因国民党反共妥协倾向而出现严重危机,尤其是“皖南事变”使全民族团结抗战面临严峻挑战。为防止国共合作再度破裂,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大局,以国民参政会的机缘而集聚起来的各小党派走上联合组党的道路,以期在国共之间形成“第三者”的格局。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和职教社、救国会、乡建派等“三党三派”领导人及无党派的张澜等人于1939年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5］,“这是一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6］。“以它们的社会基础来说,主要是地主阶级（青年党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所组成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其中也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共产党员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后,“盟员就不是代表个别党派的身份而都以个人的身份参加,这就为大量无党派的进步知识分子敞开了大门”［7］,这是民盟组织上的一次大跃进。到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一大”时,全国盟员发展到3,000余人,其中无党派盟员“占到全国盟员70%以上”,并进而引起了民盟的质变。［8］“民盟的成员,有很多是革命职员,也有来自封建阶级的,来自资产阶级的,而大量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盟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多党派的,成分很不相同,包罗万象,其内部具有“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右的有青年党和民社党,先后在旧政协和“制宪国大”时公开投靠了国民党,被民盟开除掉了。民盟中的进步成分克服了有些人的中间路线,“团结了知识分子走向进步”。因此,民盟“应该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走向进步的联合性的政党。”［9］?
（二） 民主建国的多元主体：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
抗战胜利初期,国共两党势均力敌,各自以其政治理念和军事布局希冀左右国内政局,主导中国之命运。中共力主召开党派政治会议,成立多党联合政府,籍此否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声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以此拒绝中共之主张。国共相争造成了中间派和中间势力的空前活跃,出现了继民初之后第二个组党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战后初期涌现出了105个大小不一的党派,一般统称为中间党派。［10］党派纷立意味着不同利益群体参与政治意识的觉醒,也预示着不同社会界别表达政治诉求的抗争。“和平统一、民主建国”渐成共识,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等党派应时而生。?
民建的发起者,一部分是产业界,一部分是文化教育界。在134位参加发起签名者中,约半数是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约半数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还有少数共产党员。民建要求民主、要求建设,“以团结各界思想进步行动踏实之分子,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11］从民建的发起和宗旨可以看出,“民建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当然里面还有进步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12］民进“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13］。民进的基本队伍,是由两部分民主力量组成的。一部分是以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民进的主要发起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郑振铎、严景耀、雷洁琼、柯灵等大多是抗战时期留居上海的文化教育界和出版界的进步知识分子。九三学社前身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14］。九三学社的发起者大都是科学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总起来看,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从成立之初各自所联系的社会界别就比较明确。民建主要是工商界,民进主要是文化教育出版界,九三学社主要是学术界。?
（三） 国民党中的爱国民主派别：民革?
国民党执政时期,不仅存在着执政党与革命党、在野党派之间的斗争,而且国民党内部也始终存在着不同派系的矛盾,尤其是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民主派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并最终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主要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中上层分子,还有许多开明士绅和其他爱国人士,他们反蒋、要民主,但封建性较浓。”［15］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在“联共”问题上产生了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分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主张抗日的反蒋派――“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即“大同盟”）。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开始集结,形成了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民主派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民联成员多数是国民党党政界人士,民促主要由国民党军界人士组成。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走向联合,民革成立。李济深在民革成立大会闭幕词中指出：大同盟、民联和民促、民革是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三个进行反蒋斗争的组织,它们有反蒋的继承性和统一性；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又有各自不同的阶段性。大同盟的历史任务是逼蒋抗日；民联、民促的历史任务是促蒋召开政协,并于政协被蒋破坏后,促其重开；民革的历史任务是反对内战、推翻蒋政权。［16］民革的建立,不仅团结了国民党民主派人士,而且吸收了更多的国民党爱国人士。因此,“民革的社会基础是国民党内具有爱国思想和民主意识的军政人员。”［17］?
（四） 地缘联结的爱国革命力量：致公党和台盟?
与上述党派相比,致公党和台盟具有鲜明的地缘特征。致公党是华侨政党,成立初期组织遍布美洲、亚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总支部、支部和10万余名党员。到了1933年,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在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共计有党员30余万。［18］孙中山曾誉“华侨是革命之母”,作为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致公党在海外华侨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台盟是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领导人在起义失败后建立的政治团体,初期以香港为据点,后来转移至内地,成为台湾省籍人士的党派组织。?
二、改造时期的特殊群体?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进入了“改造时期”：一是政治纲领的改造：以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替代各自的旧民主主义的政纲；二是社会基础的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民主党派从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改变成为一部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党；三是思想改造：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逐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时期,民主党派社会基础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承继和现实萎缩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民主党派继续联系着原有的特定社会群体,充当着改造同原国民党及其政权有联系的人士、原工商业者、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方面人士的纽带,其社会基础停留在历史的渊源之中；另一方面,由于民主党派在20年“左”倾错误时期头顶“资产阶级性的政党”的帽子,新生社会群体也会避而远之,从而使其社会基础呈现出明显的“一代而亡”或“二代而亡”的现实衰退的状态。?
（一） 阶级定性：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19］民主党派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其参加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明确民主党派的阶级性质和社会基础,成为民主党派存续和发展的理论根据和现实依据。李维汉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均对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主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过去它们有过不同程度的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及同我党合作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它们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并接受中共领导。这就说明了它们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的政党。”［20］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了民主党派是阶级联盟性质而非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根据和现实考量。他说：“旧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这个‘肺病’是先天不足遗传下来的,一开始就没有力量,没有形成强大的政党。”“在今天,如果搞单一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势必走欧美资产阶级的道路：垄断市场,向外侵略,反对共产党。但是这条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不被许可的。”［21］因此,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民主党派也必定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政党,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共对民主党派性质和社会基础的界定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民主党派历史的进步性,决定了其在新中国的政治地位,也决定了其承认“共同纲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现实选择；二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在中国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允许民主党派朝着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发展。这就为各民主党派明确自身的性质和任务、清理和整顿原有的组织人员、确定发展和联系的社会对象,指明了方向。以民盟为例,对“中国民主同盟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政党”这一盟的性质问题上,通过会议反复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和比较明确的认识。从组织成分来看,民盟代表了、联系了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社会成分的知识分子。民盟虽然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其主要组成部分,但是还包含有共产党党员,青年团员和社会主义成分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包含有工商界,华侨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上层知识分子,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政治纲领来看,民盟以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奋斗。因此,民盟和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与其他阶级对立的旧民主主义政党,没有一点相同之处。［22］?
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以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为政治纲领,规定了民主党派在组织上必须分清敌我,纯洁组织,清除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同时处理好与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农工党为例,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政治决议决定,停止吸收党员、发展组织,切实进行全国党务的整理,同时决定,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工农学生的一切群众组织,应立即鼓励和帮助他们分别参加工会、农会、青年学生团体等全国的统一领导组织,接受统一领导,遵守团体生活的一切规定,停止党的组织关系。［23］经过两年的党务整理,截至1951年10月,农工党转移领导的工人150人,农民1,331人,青年学生248人；清除了一大批潜伏在党内的政治敌人和不纯份子,开除党籍者90人,停止党籍者98人；计核准登记的党员共有1,685人。［24］民主党派按照“阶级联盟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要求,清理整顿组织,为发展组织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 界别划分：历史承继与统战分工相结合的产物?
民主党派所代表和联系的社会群体是在历史中自发形成的,从总体来看具有突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一是民主党派组织形成与主要发起人密切相关,成员大都因主要发起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影响而聚集,具有鲜明的领袖魅力特点；二是民主党派组织活动大都局限在一定社会阶层的上层,缺少向社会基层延伸的触角,具有独特的精英团体特质；三是民主党派政治诉求集中在要求宪政民主和民族振兴上,反映了各革命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价值取向,具有显著的统一战线特色。?
民盟、民进和农工党等党派所联系的社会界别较为分散,与其他民主党派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多有交叉。如,民盟四中全会提出,“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团结、教育广大的知识分子、开明的工商业者和进步的华侨爱国分子,统一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共求进步。”［25］民盟总部关于发展组织的指示提出,“应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包括文化教育工作者（包括大、中、小学教职员）、大学生、技术员、自由职业者、机关职员、工商业者、华侨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各种职业界中,则应以文教界为主。”［26］民进三届三中全会指出本会是：“一个团结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党派。”“应以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发展的对象,而以文化、教育、科技工作者为本会发展的重心。”其后一年,民进所发展的新会员中,教育工作者占58%（其中中小学教职员占45.2%,高等学校教师占6.4%,教育行政干部占6.4%）,文化出版工作者占17.3%,科技卫生工作者占8.3%,工商业者占5.4%,机关工作者（财经、政法等）占10%,家庭知识妇女占1%。［27］农工党认为小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广大的中间阶层,发展组织的方针主要是团结小资产阶级。其发展组织的对象,“一般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从本党原有的基础上说,具体的对象应该是：（1）公教人员（机关职员学校教员）；(2)专家、技术人员；（3）小工商业者。”［28］据1953年6月的初步统计,农工党党员参加的工作是分散在各方面,而主要的是文教部门和财经部门。有37.73%在文教部门,有33.17%在财经部分,有百分之29.1%分散在政法部分、工商界和党的各级机关。文教部门的,包括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和医药卫生工作者。财经部门的,包括一般行政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29］?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主党派组织规模偏小,成员偏少。至1950年重新登记的民主党派成员,民革1,500余人,民盟5,800余人,民建1,600余人,农工党1,500余人,民进200余人,九三学社120余人,总计11,000余人。［30］?
民主党派组织规模小成员少,与其在新中国的政治地位严重地不匹配,加之成员界别分散交叉,更不利于承担各自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特殊任务。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建议各民主党派可作适当分工,照顾传统,各有侧重,适当发展。1950年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就民主党派前途及今后工作问题发出通报,指出凡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过去既有合作奋斗的历史,今后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更有合作奋斗的必要。在政治上各民主党派皆不发生存废问题,但各党派在社会上应有适当分工,各党派间关系可作适当调整,各党派内部更须作必要的整顿和提高。［31］同年4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部分领导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活动要有所分工。”［32］在中共中央的建议下,根据民主党派的历史传统,民主党派协商确定了各自的重点分工范围：民革重点发展旧公务人员、旧国民党员；民盟重点发展文教界人士；民建重点发展工商业者；民进重点发展中小学教职员及文化出版界人士；农工党重点发展医药卫生工作者；致公党重点发展归侨、侨眷；九三学社重点发展学术界人士；台盟重点发展归侨中的台湾籍同胞。?
（三） 功能异化：阶级斗争扩大化与教育改造的对象?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民主党派延续了原有的社会基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发挥了“参”、“代”、“监”、“改”［33］的政党功能。民主党派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负有为新民主主义进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般任务；民主党派作为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利益和要求的政党,又负有团结教育各自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共同前进的特定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34］“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35］这表明：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民主党派的性质也从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消灭,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民主党派的重要任务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同时,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更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因此,从理论上说,民主党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我改造；二是监督共产党。但是,从实际上看,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民主党派被重新认定为“资产阶级性的政党”［36］,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民主党派丧失了监督执政党的资格,其政党功能也随之异化,成为“关门改造”［37］的政党。1956年,各民主党派成员总数达到10万多人,到1979年恢复活动时仅有成员6.5万人,比1956年下降了约3.5万人。［38］民主党派成为团结教育改造的特殊群体,组织发展也处于停滞和衰减的状态。?
三、改革时期的政治联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主党派重获新生。民主党派社会基础的历史承继关系逐渐淡化,其成员主体为中高级知识分子,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有所扩大,民主党派政治联盟的属性得到重新确认,并从“两者联盟”拓展为“三者联盟”。民主党派在强调各自主体界别特色的同时,其界别交叉现象渐显突出,尤其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还处在成长阶段,民主党派社会基础从带有“模糊性”的政治联盟的表述中能否逐步明朗,还有待观察。?
（一） 拨乱反正：“两者的政治联盟”?
民主党派在“改造时期”所联系的社会群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路线结束以后,其阶级属性的定位必然随着发生变化。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对新中国成立30年中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作了重新的判断。他指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39］“过去把知识分子搞到另一个概念,新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40］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脱帽加冕”,从阶级基础上颠覆了民主党派“资产阶级性的政党”的帽子。因此,邓小平正式宣布：我国各民主党派现在“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41］新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被界定“两者的政治联盟”。这里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既包括从旧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和国民党旧军政人员中改造过来的劳动者,也包括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劳动者,前者随着岁月的流逝递减,后者则会逐渐递增。这里的“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特指民主党派尤其是民革、致公党及台盟所联系的一部分定居大陆的侨胞、台胞以及其他一些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以后,组织发展继续坚持了原有的重点分工。由于旧国民党员及原工商业者人数的渐少,民革和民建的发展对象作了适当的调整。民革除发展原国民党和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外,考虑到促进祖国统一工作的需要,可以在四个特定方面适当发展：（1）从台湾起义归来或回大陆定居的原国民党人士：（2）去台人员家属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和有一定代表性的、对台工作有一定作用的人士；（3）特赦、宽释人员中政治表现好的,特别是对促进祖国统一工作有一定作用的人士；（4）其他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民建发展对象除了原工商业者,还可以在同民建有历史联系或有密切工作联系的从事工商企业或其他经济工作的人士中适当发展。其他的发展范围基本不变,即：民盟为文教界（着重高等院校）人士；民进为中小学教师、师范院校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农工党为医药卫生界人士；致公党为归国华侨和侨眷人士；九三学社为科学技术界人士；台盟为居住在大陆的台湾籍人士。［42］?
民主党派性质的拨乱反正及其社会基础的根本性变化,组织发展呈现出恢复性的快速发展态势。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以来的四年中,民革党员总数从8,000多人增加到18,000多人,［43］九三学社社员总数从4,468人增加到11,014人,均超过了历史上最高人数。［44］台盟1952年以后,基本停止发展盟员,新时期也有所发展。截至1989年底,八个民主党派成员已经增至33.7万人,10年间平均年增长17.9%。［45］?
（二） 领域拓展：“三者的政治联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和发展,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新的社会阶层正式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纳入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为民主党派社会基础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定位为民主党派拓展社会基础奠定了理论基础,爱国统一战线范围的扩大为民主党派发展新社会阶层人士提供了政策依据。?
1996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中,对民主党派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性人士首次作了政策规定：对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遵纪守法、热心公益、在同行业中有较大影响并已作一定政治安排的业主（不包括“三胞”投资者）,民建可适当发展;在有中共组织的私营企业、“合资”企业中从事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政治素质好、有一定代表性的,各民主党派可个别发展。［46］2004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民主党派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代表性人士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政策：对私营企业主,民建可适当发展其中符合条件的代表性人士,其他民主党派可个别发展与本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相关的代表性人士；对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各民主党派可少量发展其中符合条件的、与本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相关的代表性人士。［47］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领域的拓展,标志着民主党派社会基础从原来的“两者的政治联盟”进一步扩展到了“三者的政治联盟”。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此给予了确认,明确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48］?
截至2009年底,各民主党派人数总计达80.7万人,其中,在大中城市的成员73.8万,占总数的91.5％；中上层人士（指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县级以上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处级以上职务干部）68.4万,占总数的84.8％；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界的成员56.1万,占总数的69.5％。［49］近年来,民主党派组织发展保持了每年5%左右的净增率,按2009年的基数,每年4万人以上。目前,民主党派成员中,新社会阶层人士已占7.3%。［50］随着民主党派社会基础的扩大及相关政策的完善,民主党派组织建设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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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壬 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