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从文化核心价值的误读与利用，文化背景的误读和利用以及文化概念的误读和利用三个发面来对中西文化比较中文化错位的误区进行探讨，找到文化误读和文化利用的原因，本文并不试图解决中西文化比较中存在的文化误读和利用的问题，从而希望能够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从而避免出现误读与利用走入文化比较的错位误区。
关键词：文化误读；文化利用；核心价值；文化背景；文化概念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1
21世纪的中国人，往往对外国人的赞扬不加分辨地喜形于色，而对于微词则勃然大怒。在这样的国民心理和民族心态的前提下，今天的“中国形象”和16世纪中西文化试探性接触的时期相比较，从表面看，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的一个部分已经融入到“全球化”的潮流里；但内在本质上，中国文化只是从16世纪的妄自尊大变成今天的妄自菲薄。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西化”或者说“欧美化”，在一大批盲目的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在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的谄媚中，迎合西方审美口味的中国文化等同于孔子、书法、鸦片和大红灯笼仿佛是唯一剩下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正在淡化，“全球化”则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安慰剂，一切文化价值的丧失我们都合理地理解为中国文化被“全球化”了。这里所说中国文化核心有太多不同理解，但无论所指为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在弱化。
西方对于中国文化从16世纪至今，无论是虚构化还是妖魔化，是讴歌赞美还是诋毁诽谤，至少多数情况是没有客观审视中国文化。中西文化比较误区诸多，究其根本，对双方而言都是文化误读和文化利用。
何为文化误读？苏格兰诗人彭斯祈望“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借用这句话，文化误读即是以本民族的眼光来审查其它异质文化。误读并非贬义，包含两种情况，即美化和丑化。何为文化利用？18世纪末西班牙人品托发表在《游历者》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利用中国的概念，即用中国来批判欧洲的一些因素”。①“史景迁教授倾向于认为制约着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主要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自身的需要和问题。”②综而言之，现在文化利用已不再是西方对中国的专属特权，更多指彼此皆为适应当下政治文化经济，需要通过“他性”，创造一个“非我”来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
文化误读和文化利用有相似的地方，即都是对异质文化失真地接受和理解。文化误读侧重指文化转述者的主观故意，是对异质文化的审美功用的个人关照。由于个人情感的好恶，或者个人由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对于异质文化造成接受与理解的障碍从而导致不自知的结果。
一、文化核心价值的误读和利用
（一）文化核心价值
文化的定义多达180余种，无论如何定义，文化核心价值的本质是共同的，即文化最核心的是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而价值观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更显得重要。价值观包含许多种类，但区别不同文化核心价值的毫无疑问的是道德价值观。
（二）西方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误读和利用
西方最早关于中国的含混知识是以汉代丝绸之路为中介建立的联系，穆斯林世界是中西联系的桥梁。西方从一开始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是建立在间接经验之上，当欧洲的传教士、水手、商人等在这些先验性的知识背景下来到中国，所看见的便是他们只想看见的而已，然后又把这样的文化误读带回到欧洲，因而种种现实与想象的混合物让西方人至今难以辨明中国文化里的仁、义、理、智、信的真实含义。中国的仁、义、理、智、信在西方文化那里变成了无所不能的救世良方。此时西方还是一种善意的误读，“由于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欧洲不可能将它纳入自己的基督教结构中去，《圣经》的真理正在受到它的威胁，所以必须对它进行调整。”③从17世纪中期开始，在教会的影响下，中西文化开始分道扬镳，此时同样的仁、义、理、智、信的变成了独裁、专治、野蛮、愚昧，此时就明显的是文化利用了。
（三）中国对西方文化核心价值的误读和利用
“智慧”、“勇敢”是和西方人的价值体系相适应的文化价值，但从“五四”至今，依然有些学者以中国人对智慧与勇敢的理解对其误读，“智慧当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但是，只有在善良意志统帅下的智慧才值得推崇。勇敢不是中国人最赞扬的东西。在中国道家的学说里，勇敢这种品格甚至受到排斥。老子认为，‘勇于则敢杀’，断言好勇斗狠者多半没有好下场。”④这样的观点不无过激之处，甚至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嫌疑。
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的观点则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以西方的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为标准，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全部否定，利用西方文化核心价值的概念，为社会变革张旗。这种利用既是政治的、同时也是文化的，二重的利用相互的巩固加深，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至今未消。
二、 文化背景的误读和利用
按地理环境来区分，中国文明是大陆文明，而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来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形态。中国学者大多时候分析文化都以这两种区分作为文化背景。
三、 文化概念的误读和利用
文化核心价值和文化背景的误读和利用必然的会导致文化概念的误读和利用，文化概念的误读和利用在文化传播中又会加深文化核心价值和文化背景在异质文化传播中的误读和利用，正是这样双重的误读和利用衍生了中西文化的隔阂、障碍。
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在文化传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西方仅仅就“汉字”的概念就是一个误读，由此而引起的其他误读也就不一而足了。
17世纪的英国人约翰?韦布写了一本《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始语言之历史论文》，值得一提的是，韦布本人并不懂中文，但他研究了当时所有重要著述论证了“在大洪水之后，诺亚本人或者塞姆的儿子们，在移到西纳尔去之前，最先是在中国安置下来……很有可能肯定，中华帝国的语言便是原始语言，是大洪水之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⑤在文章的最后还指出发现原始语言的“六条主要指标”，即古远、单纯、概括、节制、实用、简略。
20世纪的法国人米歇尔?福柯也指出中国汉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不是为本身存在的符合，也就不是本体存在的符号，强调“在建巴别塔之前，在大洪水之前，早已有一种由自然迹象本身构成的书写形式。”⑥
综上所述，文化误读和文化利用在中西文化第一次碰触时就相伴而生了，就像是人和人的影子永远的不能分开一样，文化的交流必然伴随着文化误读和文化利用。与其花时间来纠缠是否有误读与利用，或者怎样消除误读与利用，倒不如承认与接收误读与利用的存在，只有正视它，才能从中找到其价值，也才能真正的有效的实现中西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①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史景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5月第二版 P26
②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史景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5月第二版 P10
③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史景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5月第二版 P33
④中西文化比较导论 辜正坤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P227
⑤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史景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5月第二版 P207
⑥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史景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5月第二版 P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