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少年画家梦 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也许我们不会听到蒋大为动人的歌声，因为他自幼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蒋大为的叔叔下肢残疾，无法行动，常年卧床。叔叔喜欢画画，画得非常好。蒋大为上小学时，经常到外文书店为叔叔买外文版画册。在买书的过程中，蒋大为爱上了很多世界大家的名画，虽然年幼的他还不懂绘画。
初中毕业，蒋大为报考中央美院附中，没有被录取。高中毕业时，喜欢装潢、美术的蒋大为报考了中央工艺美院。蒋大为在北京参加了高考，回家仅三四天，“文革”开始了。国家取消了高考制度，他画画的理想又破灭了。
“这件事让我对画画一下子心灰意冷，干脆不画了。”蒋大为说。
建立革命感情
“我有个邻居叫张笑武，我俩没事就关在家里拉琴唱歌。”蒋大为扔下了画画，喜欢上了唱歌。
蒋大为在自娱自乐中唱出了名堂，街道和有些单位搞活动、学毛选，会把他们请去唱歌。他们越唱影响越大。
“我去考试，当时宣传队的队长就是我现在的爱人张佩君，是她考的我。”全国铺天盖地成立红卫兵宣传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蒋大为前去报考和平区文化馆的宣传队，被录取。
在宣传队，大家都带着饭去排练、演出。张佩君带了好吃的，常常偷偷地放到蒋大为的饭盒里。
宣传队有一位拉二胡的队员，比蒋大为和张佩君年长，对两人特别好，他看出了两人萌动的感情，出面做媒：“你俩其实都不错，都很好，干脆你俩把这事挑明算了。”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一天，蒋大为听说学校批准张佩君到内蒙古插队了。蒋大为和张佩君不是一个学校的，他得到这个消息着急了。此时的蒋大为已经在天津唱得很有点儿小名气，天津歌舞团想招收他。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当天晚上，蒋大为找到了张佩君家里。张佩君哭了：“我要去内蒙古插队，而天津歌舞团想招收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孩子，尽管我没有多大力量，但我总该跟着我的女朋友走，应该保护她，不能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到农村去。”但是，耀华中学张贴出的上山下乡光荣榜上，并没有蒋大为的名字。
“我到了学校，在后面写了我的名字。全校同学都在大礼堂里，当时学校正在宣布名单。进礼堂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等宣布到最后的时候，把我的名字一念，全校都轰动了。”蒋大为回忆。
在1968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中，蒋大为跟随着张佩君，颠簸在开往内蒙古的知青专列上。
天津-辽宁-吉林-内蒙古，白城-乌兰浩特-科右前旗，经过两天的奔波，蒋大为等人到了插队的地方，生产队派人赶着牛车马车来接他们。
9月的科尔沁大地上荒凉一片。感到新鲜的知青们沉默了，女知青用毛毯蒙住头，哭了。
等待他们的是艰苦的生活。
一天，蒋大为和张佩君正在地里种黄豆，生产队来人找他：“大为，公社来电话了，让你俩去一趟。”蒋大为问什么事，来人说不知道。蒋大为和张佩君来到公社，发现找他们的是两名军人。
“你俩会唱歌?”军人问。
“还能唱。”蒋大为说。
“那你给我唱几句。”军人说。
蒋大为唱起毛主席语录歌，一首歌还没唱下来，军人认可叫停。
“会唱样板戏吗?”军人就又问。
“会唱。”蒋大为和张佩君分别唱了样板戏选段。
“你俩回去吧，回去听信吧。”军人说。
后来，蒋大为和张佩君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位天津知青在火车上看到一些军人带着乐器，就问，你们是不是宣传队的?”当得到肯定回答后，这位知青说，我们天津有个知青唱得特别好，叫蒋大为。被问的人正是吉林省森警宣传队队长，他问：“这个蒋大为干啥呢?”这位知青只是说蒋大为大概在那儿插队。结果，宣传队队长找来了。
三天后，宣传队队长拿着军装来了。蒋大为和张佩君开始了军旅歌唱生活。
歌声传遍全国
在部队的六年生活，让蒋大为走向成熟。
1975年12月4日，蒋大为调到中央民族歌舞团，6日，他被安排参加演出。
“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挺难为我。”没有人给蒋大为伴奏，他被迫到团外找来一个手风琴手，渡过了难关。
“没想到我一上去就火了。”蒋大为的演出被放在上半场的最后，这个压轴给他很大的压力。在8日的演出中，蒋大为被放在了全场倒数第二的位子上，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多年，他的实力日益凸显。
《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让蒋大为扬名全国甚至国外，
1985年，38岁的蒋大为担任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国家级艺术院团的团长。
“一生当中，一个家庭对你的支持能坚持多久，你就成功多久。就是说你的妻子和家庭支持你多久，你的事业就到多久。我能够走到现在，一直是‘她支持我，要不然，恐怕我也难唱到今天。”蒋大为动情地说。
(南极冰摘自《老来乐》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