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新世纪以来的广西诗坛，一派“热闹”景象显影而出：“广西青年诗会”、“桂林诗会”、“十月诗会”以及各种诗歌研讨会的交替现身，诗人们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重要刊物上的频频露面，“华文青年诗人奖”、“女性诗歌奖”等各种奖项的荣揽，“青春诗会”、“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等国内外大型诗歌活动的参与，“扬子鳄”、“自行车”、“漆”、“相思湖诗群”、“南楼丹霞诗群”等诗歌群体的活跃，“青春，送你一首诗”、“诗歌进大学”、“诗歌进校园”等诗歌活动的启动，《广西文学》推出的“双年展”、《红豆》推出的“广西诗人十家”、《漆》推出的“切片展”等诗歌集结号的亮相，都彰显了广西诗歌版图的丰富而热闹。
然而，“热闹”的诗歌景象是否就代表着广西的诗歌发展水平?笔者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广西诗坛一方面呈现出一些典型而可贵的诗学倾向，如生态诗学倾向、智性书写倾向、神性写作倾向、悲悯书写倾向、意义化写作倾向、古典倾向等，正是诗人们以其诗歌实践不断地探索与尝试各种内在的诗学追求，才形成了广西诗歌值得肯定的一些诗歌质素；另一方面广西的诗歌发展亦存在诸多发展困境，这是广西的新诗未能在当代中国诗坛盘踞诗歌高地的关键因素，也是广西未来的新诗发展亟待解除的“症状”。“症状”之解除即发展之出路，唯有清醒地把脉自身的“症状”，方能突围困境，抵达新的发展路径。
一、新世纪以来广西的新诗发展倾向
在“热闹”的诗歌景象背后，是部分诗人们自觉而严肃的各种诗学倾向与追求、探索，真正构筑了新世纪以来广西新诗发展景观的内质。
(一)生态诗学倾向新世纪以来，随着森林被毁、江河污染、洪水泛滥、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温室效应、大气污染、臭氧空洞、沙漠化、地震、海啸、冰灾等各种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果接连袭击人类，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意识愈益清醒，各种报刊、网络、媒体上“生态”一词均已成为流行的关键词、时尚语与热门术语。而在诗歌场域中，“生态诗”这一新的诗歌“体型”在新世纪的诗歌领地上亦据守一片绿色的诗意，掀起了“生态诗”热潮，越来越多的诗人投注目光于生态维度的书写，传达他们对未来、对人类、对整个地球与宇宙的忧思。面对生态危机所带来的“生态诗热”，在首府南宁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绿城”之誉而一直极为注重自然生态保护、以“生态基地”自居的广西，诗人们没有沉默，刘频、吉小吉、盘妙彬、刘春、黄土路、杨克、费城、牛依河等诗人纷纷提笔，或书写现代文明背景下人类的生态、自然惨遭破坏后诗人的痛苦，或建构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乌托邦”世界。刘频一直非常关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工业文明对农村、故乡与人类心灵的侵蚀状态，他曾自陈“当工业向农业招安、农村向城市归顺，当草根的故乡集体农转非时，我低下了哀伤的头”，面对工业文明对人类故乡的吞噬时，诗人内心极其悲痛、忧伤，只能以诗歌为飘荡无依的灵魂寻找“恬适的居所”，他的《橘子园，在规划红线里睡熟》中描画了一片被列入开发区规划书的橘子园里“果农的委屈和惊慌”，诗人内心与果农一样忧伤、忧虑，悲愤地写道：“推土机挖掘机已逼近果园幽凉的睡衣/钢架厂房，现代工厂的流水线/将湮没这农事诗鲜甜的一页”；《有多少东西在一条繁华大街上遗落》中诗人对于城市文明对农村的吞噬和对人类灵魂与“内心的边界”的侵蚀而无奈、忧虑，《土豆，土豆》、《我是那个在大海上捧着遗像的人》等诗都传达出诗人对工业文明造成生态破坏后果的深刻忧虑。吉小吉的生态意识亦非常自觉清醒，他的《歌声即将被人枪杀》、《春天迟早也要走》、《触摸疼痛》、《一只小鸟是不是在路边安睡?》、《一朵花离开了春天》、《郊外》、《刀痕》、《鬼门关》等诗都痛心而敏锐地批判了商品大潮冲击下现代人满足自身奢侈的物质欲望而肆意猎杀自然生灵的残忍行径和对生态文明的人为破坏行为。他的《刀痕》一诗通过书写江滨路旁的一棵树被文明的人类砍伤后张大嘴想喊过往的行人却喊不出的细节，揭示了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的残忍，传达了诗人对这种残忍行为的愤怒和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忧思。一直梦想能回乡下种田的盘妙彬亦充满生态意识，其诗笔蘸满乡野气息和诗情画意，建构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依存的乌托邦世界，如《看不见的那一半木桥更是一寸一寸》、《鱼不知道》、《小白船》、《美好生活》、《假期》等诗在慨叹“那些温柔，那些美梦，一去不复返”的遗憾中追忆着一个个诗意而理想的乌托邦世界。出生于农村而对自然深怀敬畏之情的刘春在《城里的月光》中呈露了人在城市文明侵蚀的异化状态，《干草垛》、《远方》等诗则传达了他对正在消逝的乡村的感叹与忧虑，深含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人与自然之和谐生态的回返情结。杨克亦有对生态的关注与反思，他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一诗勾画了厂房的“脚趾缝”中一小块稻田里的稻苗“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愤怒的手想从泥土里/抠出鸟声和虫叫”，由此传达了诗人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对农业生态的破坏而产生的“悲痛”心境；他的《朝阳的一面向着你》、《在商品中散步》、《逆光中的那一棵木棉》等诗也传达着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生态危机的警醒。田湘的《高速路旁的一条老路》、《我想抹去城市的伤痕》，费城的《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牛依河的《乡间描述》、钟世华的《我的诗歌里流着村民的眼泪》、《乡村记事》、大朵的《移栽至深山的大树》、《家园的碎片划过他们的眼》等诗都穿透科技繁华和消费时尚的表层景象，抒发对渐趋消逝的农业文明下的乡村世界之眷恋与怀念，批判了现代文明以及附着于现代文明肌体上的工具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等观念，饱含着诗人们对现代文明对自然、农村侵蚀的忧虑与反思。
(二)智性书写倾向
海德格尔曾指出：“思之诗是存在真正的拓扑学。”即言之，诗歌之路是通向真理的，思是诗的源头与目的地。诗与思达到完美结合的境界才是高境界，故而许多诗人极为注重诗歌的哲学维度，即诗歌艺术深处所蕴涵的理性因素，和诗人凭借具象的形态所寄予的对世界及自身的深层透视。广西的部分诗人呈现出这种智性书写的倾向。盘妙彬的诗如废名之诗般充满了顿悟的禅趣与耐人寻味的哲思，废名曾在《关于派别》中说“我们总是求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即是求‘不隔’，平常生活里的意思却未必是说得出来的”，因此他崇尚“不言而中”的“德行”。盘妙彬便追求这种“不言而中”的“德行”，他善于以禅的思维方式体验人生、思索生命，善于将人生思考置于禅宗视阈过滤，传达他对个体生命对无限空间与时间的体悟与超脱，使其诗禅趣盎然，如“让一条河生活在别处/让看不见的看见，像三百年前，像三百年后”(《江山闲》)、“于生活中不在，或者在/屋顶炊烟飘升/小镇在流水和石头中，去或者不去”(此地在，此地不在)等诗句简直是废名的诗风重现，援引了禅宗“公案式”非逻辑思维方式。禅宗的“公案”，是指禅师与弟子的对答、提问或质问等开发比较缺 乏天分的弟子心中禅理的手段，这种问答法在思维方式上突破了逻辑思维的定势理解与解释，从言语上树立一种奇特而全新的观物方式，如按逻辑的二元思维方式应该为“A是A”，但禅宗的“公案”式逻辑则为“A是非A是B”，所谓无缚，或者“A同时是A和非A”，所谓自身，又不是自身。盘妙彬在其诗中淋漓尽致地演绎了禅宗的公案式逻辑，“在”与“不在”、“是”与“非”或“不是”、“见”与“不见”、“去”与“不去”等悖论逻辑的镶嵌缠绕形成独属于盘妙彬的悖论修辞手法，禅趣盎然，哲思色彩浓郁。他的《流水再转多少个弯也不会流到今天》、《没人看到，它的确存在》、《大理在，大理不在》、《过眼云烟》、《现实不在这里，不在那里》、《尺寸》、《时光是如何丈量的》等诗亦都巧妙地将禅家的静观、心象、顿悟、机锋与现代的感觉、幻想、色彩、意象融合于一体，筑就了一个不求甚解的超验之境。刘春新世纪以来的新诗创作与其早期的青春式感性写作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诗多维多元地建构了一个诗与思交织的诗歌空间，如《纯洁》一诗，表面上是在叙述一个卑微的小知识分子的日常琐碎，而其实是在洞穿这表象背后的终极本质，挖掘那份久被湮灭的人性的美好和纯洁，展现纯洁的心灵与喧嚣的现实之间的反差和冲突。他巧妙地借助借代手法用“伟人头像”和“公章”这两个分别代指“百元人民币”和“权力”的词语，诉出了这个纯洁已成为过去时的扭曲时代里一个小知识分子面对金钱和权力的无奈，读来给人的感觉虽非匕首剌入般的剧痛，却像一把硬硬的毛刷子刷过留下的隐痛与无奈，让你难掩内心的抑郁与触动。尤其近年来刘春创作的《卡夫卡：命运的质询》、《博尔赫斯：镜子里的幽灵》、《帕斯捷尔纳克：低音区》、《坚持――致柏桦》等诗都呈现出他对人类生命、存在、真理的哲性思考。谭延桐的诗曾被陈祖君誉为“思想里的风”，并被他阐释道：“每一个词、每一个场景都超越表面的意义和镜像而指向原初，指向终极。”显然陈祖君抓住了谭延桐诗歌的主旋律，谭延桐的诗正由于都指向原初和终极层面，因而带有浓重的哲思色彩，《没有水的地方》、《时间在讲述着命运》、《思想里的风》等诗无不如此。擅长书写日常生活的非亚亦偶尔从日常生活的诗意中抬头，尤其在其父亲去世前后，他对生命、死亡、命运、人类存在等问题的思考从个体经验层面提升到了本体与终极层面，如《稀缺的信仰》、《自我的精神分析》、《生活之一》等诗。田湘、斯如、庞白、罗雨、陆辉艳、董迎春等诗人的诗亦以他们对人类存在本质的追问、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时空存在的体悟而充满智性色彩，如《加法，减法》(田湘)，《地狱的隔壁是否就是天堂》、《连阳光都显得陈旧》(斯如)，《老了》、《热爱陌生人》(庞白)，《致命运》、《命运之困》(罗雨)，《一会儿》(陆辉艳)等诗。
(三)神性写作倾向 “神性写作”作为诗歌概念最初由亚伯拉罕?蝼冢于2003年初正式提出，后来刘诚倡导以“神性写作”为主旨的“第三极文学运动”以“神性写作”对抗当下的本能写作、欲望写作、垃圾写作等向下的非神性写作，大力地推动了诗歌领域的“神性写作”倾向。这种“神性写作”倾向与具体的“神”无关，而是诗歌场域中的一种“诗歌神学”，其发端渊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海子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他们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出发对彼岸世界或未来发出憧憬，对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发出追问，含有一种宗教情怀或对彼岸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诉求，试图以理想与信仰之光照亮人类社会与人性的黑暗。对于“神性写作”写作的内涵，刘诚曾在《第三极文学运动宣言》中明确指出：“神性写作即向上的写作，有道德感的写作和有承担的写作；神性写作是对生活永恒价值的悲壮坚守……对当代文学商业化、解构化、痞子化、色情化、贱民化、垃圾化、空洞化、娱乐化的倾向说不。”谭延桐是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诗人，对诗歌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与敬慕。在各种声音充斥诗坛之时，谭延桐坚守着诗的阵地，并奉之为地狱到天堂、现实到神话之间的沟通者、对接点，他曾坦言：“诗是地狱到天堂、现实到神话之间的距离。……诗人最终抵达的也许不是天堂或神话，而是他自己本身。从自己身上，看到一切，找到神谕。”他一直坚持着其对诗的神性之存在的信仰，“在灵魂深处植入些灵性与神性，多好呵。灵性与神性，是不朽的翅膀，运载着人类的绿意和艺术的葱茏”。因此，把写作当做修道、悟道途径之一的他，其诗充满了“神性”，如《神曲：上升的道路》、《在菩萨的耳朵里沉思》、《天主》、《和基督对话》等诗都透出神性之光，透出他对生命的感悟、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类的思索，呈现了诗人不断“修炼”自身诗歌精神的努力。刘频是广西又一个秉持理想主义姿态的诗人，他一直在俗世之中秉持内心对“神性”的渴望，希望以神性的光芒照亮灵魂，其诗歌创作则是安放灵魂的居所，呈现出明显的神性写作倾向，他在诗中关注灵魂的存在状态与精神领域的向上性、神性，他曾在其诗学随笔《在汉语诗歌中保持神性的光芒》中明确宣告：“在我经过的大地、河流、山冈，包括黄昏里我眼中的一片沉默的麦田，一群晚归的羊，一个余晖里还在劳作的农夫，我都从中看到了一种神性的光芒。在写作的黑暗里，在灵魂的灵光被长期遮蔽的日子里，我渴望这种神性的光芒穿透我的诗歌，――它是我诗歌强大的动力，也是我写作不竭的源泉。”对于“神性的光芒”的渴望与信仰使其诗闪现着神性色彩，如《今夜，鹰王在闪电中现身》、《万物都成了我们的抒情对象》、《整理一个人的遗物》、《两座村庄，在赞美对方的美》等诗作。他最近发表在《诗刊》的《浮世挖井》典型地体现了他在浮世之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向上的追求，如“当岁月的容貌持续改写/我坚持在浮世挖井/在一张洁白的纸上挖出清泉/我拒绝蟑螂般猥琐的生活/那飞扬的风尘里小心安放的/依然是一颗初恋的心灵”、“我坚持散步，和理想一起健步行走/在俗世中，我用一缕新鲜的空气/包裹行李”、“我终身都在做着一件事情一/用一生的泪水，交换一颗露珠”等诗句无不显示出诗人的精神指向。盘妙彬、田湘、黄芳、陈琦、许雪萍、琦等诗人虽然并未明确阐明其神性写作的诗歌立场，但其诗中也泛溢着这种神性色彩和向上、向善的神性写作精神。
(四)悲悯书写倾向悲悯情怀是一种以博爱精神关怀、同情苦难中的世人。曹文轩曾反复强调悲悯情怀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悲悯情怀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要有悲悯情怀”。确实，真正的作家应该拥有一种对人类以至各种生命体的悲悯情怀。
近年来广西的诗歌创作中呈现一种悲悯书写的倾向，具体而言，主要是对底层和苦难的关注。黄芳、刘频、谭延桐、伍迁、甘谷列、黄土路、大朵等诗人都对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命运与苦难进行书写。黄芳是一个对世间万物都充满悲悯之心的诗人，她的《所以你要惩罚我――写给沙兰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即《悼沙兰》，收入诗集时更名)、《晚安，我的亲人》等浸透诗人泪水的诗 读来无不催人泪下，尤其是《所以你要惩罚我――写给沙兰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这首诗在《女子诗报》2005年度的“女性诗歌奖”中获得非常高的评价：“黄芳的诗以浓烈真挚的情感见长，《悼沙兰》一首为其代表作，读罢直刺心扉，感人泪下，颇具感染力。……诗总要以浓烈真挚的情感打动人，黄芳的诗在这方面特色十分突出。”在洪灾、地震等灾难面前，黄芳以其悲悯之心观照受难的生命个体，如“从此，我空下来的心，/找不到一场疼痛来填充”传达了内心深处深挚的同情与无以言喻的痛苦。刘频亦关注底层人的生存本相和生命个体的存在状态，如《读一本盲文杂志的盲少女》、《两个焚尸工人》、《我只为一棵夭折的玉米忧伤》、《悼念那些在试验中死去的小白鼠》，均满含悲悯之心。谭延桐身上典型地携带着一股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气质，其诗贯穿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苦难”成为核心主题。《一只美丽的发卡》是诗人对地震中受难者生命与美丽青春的悼念、惋惜，悲悯与同情感念至深，《被风揉皱的孩子》、《在那个收破烂人的眼中》、《老师傅》等诗都深含着对底层人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书写矿山系列诗歌的甘谷列对“矿山”这一为人所不屑的边缘境地投注了他的诗歌目光，他密切关注着长年累月生活在矿山的矿工及其家属的生存遭遇，满怀悲悯之心。伍迁一直坚守其诗歌的“草根性”与“民间性”，关注小孩、苦难、底层人。黄土路、大朵等诗人亦有对劳苦大众、底层人民生活的关注，如《阳光早餐》、《事件：抢劫》、《天堂公交车》(黄土路)，《捡荒者》、《晨雾中的坟茔》(大朵)等诗，他们都以自己悲天悯人的心灵为支点将其目光直插入底层人的生活深处。
(五)意义化写作倾向
“意义化写作倾向”是散文诗人周庆荣提出的，他认为“意义化写作”就是“能更多地关乎我们当下生活，凸显我们自身的态度，并能将理想的精神赋予清晰的现实指向”。这种“意义化写作”是当下日常化、私人化诗歌难以承载的诗歌精神。广西的大部分诗人都是书写日常、私人化的小情绪、小感触，但也有一部分诗人关注当下生活现实、社会现实，抨击社会黑暗、不公平。如刘春的《风尘》中对“由钞票发言”的时代里人们为金钱而“患软骨症”的社会状况的披露与批判，《中山路》对当下城市中各种现状的呈现与讽刺，都深含诗人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介入、反思与批判。吉小吉的诗亦善于通过捕捉现实生活的细节呈露社会的阴暗、丑恶，如《百元假钞是怎样来到老大爷手中的》、《莫名其妙的恐惧》、《九姑》等诗都剖开社会的阴暗面，体现了诗人的敏锐的洞察力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水古的诗常以嘲讽的笔调里折射着社会沉重的现实问题，如《路疤》里的“疤”是路有疤?还是社会有疤?抑或是时代有疤?人心有疤?诗句“如果没有小偷/掀开下水道的铁盖/如今奄奄一息的呼喊声/又有谁/听得见呢”中诗人以一种貌似随意平淡的语气拷问着每一个人的心与灵魂，随意中藏着深刻，平淡里蕴着严肃。他的《爱心》、《弯腰》、《天上孩子》等诗都具有这种穿透力。斯如的《此刻，挖掘机正在喘息》、《下一步，拆哪?》、《八平方米的老屋》等诗冷峻而尖锐地呈现了拆迁问题对底层人生活的破坏与伤害，引人深思“拆迁”这一社会现实问题。80后的女诗人丘清泉虽然年轻，其诗笔却并不年轻，而“以期用最纯净和简约的语言，直指社会现实，坚硬也好，柔软也好，疼痛也好，苍白也好，只求真实，尽量避免无病呻吟”，其诗尖锐、疼痛，如“许多人的日子/跟乞丐身上的衣服一样皱巴巴”、“多年以前来/他们不断更换几十块钱办来的暂住证/游走在城市的汽车尾气以及/愈来愈高耸入云的城市建筑间隙里”(《异乡人》)等诗句呈现了漂泊异乡打工的人们的生存本相，“你说城市里上班的人们/就像咱们农村水田里一群鸭子/被赶着钻进公车/开始新一轮的觅食活动”(《就当自己是个空心人》)则透视了城市上班族的生存境况，均直指社会现实。
(六)古典倾向广西的部分诗人笔下还呈现出一股古典倾向。盘妙彬是典型代表之一。他熟谙中国古典诗词中“字与字之间的美妙搭配、内在关联、形成的词韵之美”，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如中医药般给人那种经络畅通的感觉也是妙不可言的，当推陈出新”，因此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的他在其诗歌语言中杂糅了文言词语，化用了古典诗词和古典意境，如《一坐一忘》、《上钩者鱼耶，非也》、《不在诗经的时候》、《过眼云烟》、《桑田一日，沧海一日，一粒粟又一日》等诗中都化用了古典诗词的情境，泛溢着古典气息。汤松波亦善于以鲜活的现代诗歌形式重构古典文化意境，他喜欢镶嵌或化用古典诗词摹写现代生活，如“所有霓裳艳舞的排场/和客舍青青柳色新的王朝/都已随古典的残墙断瓦/淹没在历史斑驳的梦里”(《长安望月》)镶嵌了王维的诗句“客舍青青柳色新”，“河之南关关雎鸠/河之南琴瑟四起/日出嵩山/沐浴千年古刹的晨钟暮鼓/洛阳纸贵/窈窕淑女令牡丹黯然失色/逐鹿中原的猎猎大旗/将奔腾的岁月/飞舞成一部凝重的线装史书”(《河之南》)镶嵌了《诗经》中“关关雎鸠”、“窈窕淑女”等诗句和“洛阳纸贵”、“逐鹿中原”两个成语典故，“在这霜花尽染的层林之间”(《霜降》)则化用了王实甫的“晓来谁染霜林醉”，“摇歌吟的渔舟/环武陵山水/一去二三里”(《桃源梦记》)直接引用了“环武陵山水”和“一去二三里”《清明》“纷纷扬扬的清明雨”对应“清明时节雨纷纷”，“四月/从销魂的清明雨里走来”承接“路上行人欲断魂”，“杏花年年如期开出四月”则既承接了“牧童遥指杏花村”，又连同最后一节诗中的“《千家诗》被淋湿了”承接了《千家诗》中志南的那句“沾衣欲湿杏花雨”，而“漱玉词一样悠长一样缠绵”与末句“婉约的南方风韵”又糅入了李清照的古典气韵。他在新诗中直接嵌入古典诗歌的诗句和语言，使古典语词与现代话语相融汇，现代诗和古代词熔为一炉，构筑了一个相当古典蕴藉的现代诗歌境界。奉行“新古典主义”的“梧州桂冠诗人”陈侃言喜欢熔古典与现代于一炉，“千里驿路/一骑红尘/博得杨妃一次著名的笑/宋代那位苏髯公/日啖三百颗之后/竟忘了谪罪之身/不悔长作岭南囚了”(《古风荔枝》)中化用了杨贵妃“一骑红尘妃子笑”和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两个诗歌典故，“拾级而上/历史性地转过山坳/那棵松树似乎还在/但不见了/松下那个唐朝的童子”(《也登庐山》)化用唐贾岛诗句“松下问童子”。唐女、琬琦、罗雨等诗人的诗亦善于化用古典诗词、典故、意境书写现代情绪、感觉。
二、广西的诗歌发展困境
广西的诗歌发展虽然呈现了一些富于诗学价值与发展意义的创作倾向，但由于践行这些诗歌倾向及其诗歌理念的诗人只是广西诗歌写作者的极小部分，因而，在“热闹”而“繁荣”的诗歌景象背后其实潜藏着复杂的内在矛盾与巨大的发展困境。笔者据自身目力所及与视阈所限而认为大体存在以下四个矛盾，这些矛盾所在即为当前广西的诗歌发展之困境所在。 (一)热与冷的矛盾总体上，广西诗歌在全国诗歌视阈中的处境是“内热外冷”。具体而言，广西的诗歌界内部由于各种诗歌活动的开展，各种刊物版面的据守，各种诗歌奖项的设置与启动，大量诗集的出版，呈现一派“热闹”景象。然而，就外界的评价看，广西诗歌并不“强大”，更难以副实于“诗歌大省”(郁葱语)的褒誉，与北京、上海、山东、辽宁、湖北、四川、福建、湖南、甘肃、新疆、青海、海南等相较之下，更不难窥出广西诗歌力量的弱势。从“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得看，广西仅刘春获此殊荣；而无论是首都师范大学还是在人民大学启动的驻校诗人机制，广西迄今为止无一人进入过，山东却已先后输送过四位；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品牌奖项的获得情况看，广西尚无一人有幸光顾。外界对广西诗歌的定位大体为“广西诗歌界热闹是热闹，但真正的好诗不多”。因此，广西诗歌界内部虽然貌似极其热闹，但来自外界的目光却非常“冷”，这种“冷”的待遇既需要诗人们今后去争取更多的认可，更需要自我反省与检视自己的诗歌艺术。这种“冷”并非媒体不给力，并非对外宣传不到位，而需要诗人们在自身的诗歌素质、诗歌手艺与诗歌文本内部寻找出路。
(二)“多”与“少”的矛盾首先是诗人多，杰出者少。笔者每年协助一些诗歌年度选本的初选工作，面对浩繁的广西诗歌，笔者却觉得难以选出多少精品，每年呈送十余人的诗作，经过几轮筛选后最终常常所剩不多；《中国诗歌年选》、《21世纪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诗歌年选、《中国诗歌选》、《中国诗歌精选》、《大诗歌》等年度选本中入选的广西诗人常常寥寥无几。由此不难看出，相对权威的诗歌选本中广西的诗歌力量与其他地区相比显然非常弱势。在几乎所有当下比较权威的诗歌选本同时对广西诗歌不太感兴趣的情形下，广西的诗人们是应该反躬自省还是抱怨几句“那些专家不懂诗歌”?这显然是无须赘言的。对此情形，广西的本土诗人刘春非常清醒，他敏锐地指出：“衡量一个地区的文学成就高低不是看人数和作品量的多少，而是看这个地区是否具有最说服力的诗人和诗歌。广西‘中游’的诗人不少，特别突出的就凤毛麟角了，但愿这种尴尬的情况以后能有所改变。”文学史、诗歌史对一个地区的诗歌水准的衡量并不是以这个地区诗人获奖的多少、出版诗集的多少、参加活动的多少与大小、被人评论的多少与高低来衡量的，真正的衡量标尺是诗歌文本自身的质量，是需要写出真正好的诗歌文本来，因此，广西的诗歌发展应该注重“精品”而非诗人阵容大小的推出。
其次是探索尝试者多，但坚持一个主核者少。刘频、盘妙彬、刘春、黄芳、谭延桐等少数几个诗人在全国范围内以其自觉而明晰的诗歌探索已取得一定声名，但大多数诗人依然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诗歌追求。一直以来，广西创作诗歌的诗人不少，创作的诗歌也不少，但是大多没有形成诗歌系列，没能集中撞击读者的阅读神经。山东诗人中江非的“平墩湖”系列、徐俊国的“鹅塘村”系列、路也的“江心洲”系列、邰筐的临沂系列等都使这些诗人冲出山东，获得了全国性的诗歌荣誉并都进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做驻校诗人，这是因为他们的诗歌追求与诗歌精神都有一个主核，其诗歌写作均坚持一个主旋律并形成了诗歌系列，占据了不少诗歌领地的据点，引人瞩目。相形之下，广西的诗人很少坚持一个诗歌据点而形成诗歌系列的，因此能引起诗坛关注的诗人与诗歌并不多。大多数诗人依然属于“青春期写作”，仅仅为了抒发个人的小情绪、小感触，自足于书写日常琐碎，没有更高的立足点、更阔远的诗歌视野与诗歌精神。更有甚者，以一种投机心态迎合刊物或编辑喜好，刊物征什么稿就写什么，编辑喜欢什么风格就写什么风格的诗，同行写什么诗歌能发表在重要报刊便跟风模仿甚至粘贴复制，有些诗人甚至花钱买版面发表作品，一些诗人以自己能在一些主流刊物偶尔露脸而沾沾自喜甚至过度自恋，或者小圈子互相吹捧，完全迷失了方向。总体上，广西诗歌陷入了一种自我陶醉、自我满足的创作误区之中。殊不知，编辑不代表诗歌，当下许多编辑根本不懂诗歌；当“红”的诗人也并不代表当下的诗歌水准。因此，广西的许多诗人在诗歌取向上就错了，没有自己的坚守与秉持，结果丢掉的是自己的诗歌操守。
最后是评论多，诗歌批评少。批评与评论并非一回事，当前广西诗歌评论领域吹捧说好话的多，描述现象的多，批评的少，提升至理论与学术层面的诗歌研究更少，使广西诗歌缺少一个评价机制的监督和学理层面的深入研究。虽然《南方文坛》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自2001年始每年开辟一期“广西诗歌讨论”的专栏，剖析评点广西诗歌发展态势与问题，试图为广西诗歌发展寻求出路，但毕竟势单力薄，需要更多批评与学术的声音和力量勘探广西诗歌发展的脉动。
(三)轻与重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盛行的日常化、个人化写作倾向对广西诗坛的影响是深远的，当90年代那些以此风格风行于诗坛的诗人逐渐隐退或开始自我反思之时，当下广西的许多诗人依然滞足于抒发他们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小感触、小情绪，而没有任何提升或升华，内涵过于轻浅，缺乏重量、厚度、深度，过于小家子气。余光中曾指出：“耽于个人经验而不能提升普遍真理的诗人，恐怕难成大家。”广西诗歌阵地上杰出者少与这种耽于个人经验而不能提升普遍真理的“轻”显然不无关系。此外，广西诗人笔下的许多诗均是偶有佳旬而无佳篇，正是废名所言的将一点诗意或灵感“敷衍成许多行的文字”，其实全诗只保留一二句即可，其他均可删除，更无法成为“耐读”之诗。究其原因，亦在于这些诗缺少人类情怀、普世情怀，视野不够宽阔，诗意的延展仅限于一己之小感触、小情绪，境界“小”、窄，不够高、宽，小家子气重，没有高远的诗歌视野和架构，没有终极关怀，缺乏穿透力。对此，青年学者王晓生也曾指出：“优秀诗歌与哲学思考有关，与终极关怀有关。这些都是广西诗人需要加强的。”广西诗歌的发展需要克服内涵之“轻”的自我囿限，提升诗质的重量、厚度、深度。
(四)旧与新的矛盾无可否认，广西许多诗人的才情是值得肯定的，但仅仅凭才情创作是无法持续长久的，艾略特曾指出诗人在二十五岁以前可以凭才情写作，二十五岁之后就需要历史意识才能持续了。而广西的大多数诗人主要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才情写作，诗歌立意上没有独特的追求，诗歌艺术上没有个人的创新，诗人的知识结构、人文素养等都没有提高，在“青春式写作”的激情消尽之后便无法再进行创作了。许多诗人模仿古代或西方著名诗人的诗风，甚至复制或克隆当下比较活跃的诗人的作品，诗歌艺术和诗歌追求上没有创新性，没有形成独属于个人的独特的诗歌追求，对此花枪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广西诗歌总体水平不高，而我看到的广西诗人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一种无效的写作。对他人而言，可能觉得很好，但从诗歌文本和诗歌发展的角度看，是失效的。那些在前人已经玩腻了，接着玩，有意思么?”“绝大部分是躲在山沟里，自我安慰自我陶醉自我感动”此言初听似乎感觉偏激、刺耳，但细想一下，却不无道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盛行的个人化、日常化写法早已被当下诗坛保存在上一世纪的诗歌记忆中，先锋的诗人们早已在探索新的诗歌方向、风格和艺术手法，但在广西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中却依然成为大多数诗人贯穿的诗歌手法，这未免确实是“无效的写作”。先锋性、创新性的不在场，显然会给广西诗歌的发展带来桎梏。
或许，唯有秉持那些可贵的诗学倾向与诗歌精神，并解决当下诗歌发展态势中纠缠的内在矛盾与困境，才能真正构筑出广西诗歌的繁荣、热闹景象。窃以为，这正是广西诗人们需要继续努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