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以来，一批又一批日本人奋不顾身地进入核辐射隔离区从事核电站的清理工作。从最初的福岛50死士，到不久之后的1000人，现在则有超过1.8万志愿者自发到那里工作。是什么信念驱使他们奋不顾身？他们又将面对怎样的危险？近期，美国《名利场》杂志刊文称，长期跟踪和研究核辐射的美国专家罗伯特?盖尔近日到灾区和工人们交流，揭开了这些勇士的神秘生活和不为人知的心理世界。
勇士们的忧虑
在福岛县磐城市汤本町的一个酒吧里，三个30刚出头、建筑工人打扮的男人围着盖尔――这个小镇上唯一能见到的外国人攀谈。
“医生，我了解那些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的工人们所承受的痛苦，我现在危险吗？”穿着一件蓝色运动服和网球鞋的楠本秀树探过身去，急切地向专家询问。
“除了孩子，被核辐射后大概30至40年才会得癌症。”盖尔以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的口吻平静地说，他曾参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及1999年日本东海村核事故的救援和处理工作，坚定地认为福岛核电站核辐射的伤害被过分夸大了。“因此如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人现在得了癌症，可能并不是因为核辐射。”
“但是我在一个核辐射非常高的地方工作。”另一个戴着厚眼镜的石川昌也说：“我每天工作两小时。每两个小时我就会受到1.67毫希的核辐射。”
他从皮夹子掏出一沓白色小纸条，上面记录着每天在福岛核电站所遭受的核辐射量。“我知道癌症将只会在30或40年后才出现，但其他疾病呢？我能承受的最大的辐射量是多少？在什么样的辐射水平下白血球会开始减少？”
“大约1000毫希。”盖尔说。“所以250毫希没有问题？”石川面色轻松了许多。“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使身体产生问题。但最好还是不要超过这个辐射量。”盖尔宽慰他。
楠本再一次探过身来，喝着第三杯或第四杯啤酒，对他的新朋友说：“你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时，他们穿防护服了吗？我们应不应该穿？”
“你需要一个平衡。”盖尔回答道，“我们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开始是穿防辐射保护服，但这种保护服让我们移动很缓慢，因为太重了。由于行动缓慢穿上它们反而会受到更多辐射，不穿防护服的人工作更快，最后，我们没有穿任何防护服。”
石川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他之所以到这里工作，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对家乡在1995年神户大地震中遭受的灾难记忆犹新。“当然薪水也很丰厚。”他说，“但是我也觉得，作为曾经的大地震受害者，我应该过来帮助他们。”
接着他又说出了自己的疑虑：“我现在在这里工作，会影响家人和朋友吗？”
“答案是否定的。”盖尔解释道，“辐射进入了你的身体。所以，当你回家后，你所受到的任何辐射都不会影响到他们，他们是安全的。”
“太好了。很抱歉问这些问题。但我的大阪的朋友即将来这里工作，我觉得要对他们负责。”石川脸上露出了笑容。
尽管日本政府对工人采取了力所能及的防护措施，但就像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这场大灾难一个星期后所说的那样：“他们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虽然对于辐射扩散的担心几乎没有减轻，但那些工人依然选择匿名留下来。一直以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负责清理核电站的工人们就像在自杀。
他们很少谈到对死亡的恐惧。然而在防化服和面罩下，在荒凉的废墟中他们又何尝没有自己的忧虑。当盖尔来到小镇时，很多工人要求向他咨询，似乎跟他交流一下就能消除他们的担忧。他说，曾有一个日本工人，在跟他进行了长时间交流之后，给他结结实实来了一个熊抱，这在保守的日本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感表达方式。
勇敢还是愚蠢？
不可否认，在福岛核电站工作的所有工人几乎都亟须一份工作。特别是3月份的大地震使得经历了数年经济萧条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而在福岛核电站，工资收入相当可观。据报道，一些人每天收入80美元；在非常危险的区域，工资是500美元一小时，不过大多数工人每天的工作不能超过2小时。
但是相对于报酬，他们付出的代价、忍受的痛苦显然更大。他们每天都要承受着大量核辐射的摧残，而且要遵守繁琐的工作程序。穿防化服、检查、总结、再检查，每天这些程序要耗时8个小时，很多人在凌晨4点就不得不离开他们下榻的旅馆，坐上汽车前往工作地点。
在盖尔去磐城的前几周，一名工人在仅工作46天后被送往医院并于次日死亡。当专家们还在争论和推测还有哪些不可预知的危险的时候，许多人却从日本四面八方不断涌来，整个星期甚至整月地为核电站工作。
可以说，这些工人考虑的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中所包含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会获得钦佩，而在日本，这似乎成了一种义务。责任和服从是日本至高无上的美德。几乎所有日本神话故事都会讲述一些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辜负主人和团体期盼的英雄事迹。
而福岛人最引以为傲的正是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19世纪中期，日本地方藩镇势力反叛德川幕府的统治时，很多福岛人毅然选择战死沙场。不仅那些勇士选择了宁死不屈，即使妇女和儿童也宁愿献出生命而不愿投降。福岛县最大的观光旅游胜地纪念的正是20个殉难的青少年武士。
东京的艺术家能登绅助来自一个高级武士家庭，他说：“很多人仍能感受到武士道。”对于武士精神，他解释道：“你感受越多，就会说得越少。你应该每天都做好赴死的准备。”
37岁的中田义晴正是有感于一种对于国家的责任来到了福岛核电站。他告诉盖尔，当他在电视上看到今年3月份的恐怖情形之后，意识到这是为日本而团结一致的时候了，并毅然来到福岛，为电厂工作。
和绝大多数工作同伴不同，中田来自大城市，拥有一份收入可观和体面的工作。在他的英文名片上，他是大阪一家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的集团还提供“观光护理按摩”、“保健食品销售”和“矿泉水销售”等业务；同时中田还是一家相扑俱乐部的总经理。
“起初，我妻子并不希望我过来。”他说，“她来自广岛。我也不能告诉我的父母，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反对。但这是拯救这个国家的时刻。”
“我并不认为他们应该建这么多反应堆。”他继续说，“但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如果政府需要建更多这样的发电厂，那么必须要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他伸手去拿黑绿色的万宝路香烟――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吸烟，在他身边的盖尔笑着对他说：“吸烟也是辐射的一种形式。”“我知道。”中田赞许地点头，“现在我在这儿，等我回家的时候就打算把烟戒了。我不想去照CT。”
“大多数人都会逃离这样的灾难。”盖尔说，“但是你却奔向灾区，尝试去帮助社会，我也是。要么因为我们勇敢或者我们已经完全疯了。”
中田感激地笑了，然后往下看，吐了一口烟。
“要么我们很聪明。”盖尔接着说：“要么我们一定很愚蠢。”
（张振东荐自《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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