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他先以一篇《五帝本纪》概括了史前史，然后才进入朝代史。朝代史的第一篇就是《夏本纪》。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夏朝是一道分水岭。夏朝以前的远古战争，无非是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争食物、争地盘、争水源、争头领地位而战。夏朝以后就变了，战争的最高目标就变成争天下了。
以下要讲的是夏、商、周的三场立国之战，都是有关“打天下”的战争。研究立国之战其实是一个双向性的问题，一个新王朝的立国之战，必然是一个旧王朝的亡国之战。不过夏朝的情况有点特殊，它的立国之战是要跨越从禅让制到承袭制这道门槛。
夏朝立国――甘之战
中国古代第一位“打天下”的是禹的儿子启，启打出来的天下就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夏朝以前的天下都是禅让的，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这样禅让了三代，出现了矛盾，传不下去了，要靠“打”了。我们且把“打天下”的战争称之为“立国之战”。
夏朝的始祖是禹，这个人有几点非常了不起。首先，他有以天下人之忧而忧的大胸襟。他的父亲鲧就是负责治水的官员，九年没有完成任务，洪水泛滥，百姓遭灾。舜追究鲧的责任，把他杀了。禹不记舜的杀父之仇，忍辱负重，子承父业，继续治水，立志要为天下人根治水患。其次，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他把治水看成是自己对天下人的承诺，一诺重如山，治水使命高于天，洪水不退，奔走不息。他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劳神焦思，薄衣简食。由于长期在泥水中浸泡，胫骨上的腿毛全都脱光了。第三，他敢于跳出老框框想问题。他认真总结了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转变思路，变“堵塞”为“疏导”，终于一通百通，变水患为水利。水退人进，百姓安居，耕牧生息，天下大定。“堵”与“疏”，一字之差，却使天下为之改观。禹治的是洪水，从他治水实践中升华而来的这一伟大思想，却是治天下的大境界、大哲学。
禹的时代，是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时国家机器已在孕育之中，即将产生，尚未产生。禹采用的还是氏族社会的一套管理办法，他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感觉到这些老办法不够用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部族联盟日渐扩大，社会组织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起来。社会的现实生活在呼唤国家机器的诞生，呼唤王权时代的到来。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禹在涂山召集天下部落首领会盟时，他的管理范围已扩大到“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这里的“国”，是后人整理远古历史时的借用词，它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个远古部落。禹作为部落联盟最高首领，要管理这样庞大的“万国”之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还有一个例子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禹有一次到会稽山召集天下部落首领会盟，防风部落的首领没有按时到达，“禹斩之”（《韩非子?饰邪》）。这说明，像禹这样一位“其仁可亲”的贤德之君，为了管理庞大的“万国”之众，也不得不以斩杀不遵守号令的诸侯来显示自己的无上权威。这一切都表明，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国家强力机器即将孕育成熟，只待应运而生了。
夏朝的立国之战，史称“甘之战”。这场战争是禹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启发动的。启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为了夺取王位，建立王权。历史前进到了这一步，启不打这一仗，就无法跨越从禅让制过渡到承袭制的这道高门槛。
禅让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民主制度。由于史前洪水泛滥，共同生活在黄淮流域的中原夏族集团和东部的夷族集团，在同洪水泛滥的长期斗争中结成了部族联盟。部族联盟由几位德高望重的“贤者”组成一个类似“议事会”的最高机构，负责公推两大部族集团中的贤德功绩突出者轮替担任联盟的最高首领。尧是夏族，舜是夷族；禹是夏族，下面又该轮替到夷族。禹在世时，夷族集团中的一位部落首领皋陶曾被推举为禹的继承者。皋陶在夏、夷部族联盟中担任“司法大臣”，分管五刑、狱讼事务，地位很重要。不幸，皋陶先禹而亡。又推选夷族集团中另一位部落首领伯益为禹的继承者。伯益在夏、夷部族联盟中担任“农业大臣”，分管山泽、调训鸟兽，是传说中的畜牧业鼻祖，也和禹一起治过水。禹在东巡会稽途中身亡，伯益继位。
但事隔不久便发生了变故，禹的儿子启取代了伯益。按照司马迁在《夏本纪》中的说法，是伯益自动“和平让位”给了禹的儿子启。原因是伯益继位后，发觉不少部落首领不来朝拜他，而去朝拜禹的儿子启。并放出风来说，伯益辅佐禹的时间并不长，他的能力和功绩还赶不上禹的儿子启，他们都拥护启继位。面对这种情况，伯益主动把最高首领的位置让给了启，自己离开都城去了“箕山之阴”（今河南登封县）。
但早于《史记》的一些古籍记载则表明，禹死后，争夺联盟最高首领地位的斗争异常激烈。《韩非子》说，伯益继位后，启的拥护者不服，“相与攻益而立启”。《竹书纪年》说，禹死后，伯益继位时把禹的儿子启抓了起来，关进监牢，引起矛盾激化，“启反，杀益”，把最高首领的位置夺了过去。《战国策》说，禹生前表面上同意死后传位于伯益，其实在暗中早已为儿子启培植了力量，“令启自取之”。这样，禹既得到了把天下传给伯益的美名，又让儿子启得到了天下。禹这样的大贤之人，身后也遭到了这般非议。
后人都铭记着禹为民治水的大功大德，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位军事家。他指挥过南征三苗的战争，指挥过夏族集团内部有扈氏的斗争。
看来伯益不太可能“和平让位”给启，启用武力从伯益手中夺取最高权力的可能性较大。启的夺权行为，遇到了两股势力的强烈反对。第一股反对势力来自夷族集团，但夷族集团的武力反抗很快就被启镇压了下去，这说明启积蓄力量已非一日。第二股反对势力来自夏族集团内部的有扈氏。有扈氏是夏族集团中一个实力雄厚的部落，早就想夺取最高首领地位。禹在世时就曾发动过对有扈氏的多次讨伐。《墨子》中保存有一篇禹讨伐有扈氏的战争宣言，禹说：“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土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这说明，有扈氏与禹氏家族早就结下了“世仇”。禹死后，禹的儿子启“杀益篡位”，有扈氏借机举兵反启，毫不奇怪。
甘之战的古战场究竟在哪里？说法不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它发生在有扈氏的原住地陕西户县；顾颉刚在《〈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说它发生在洛阳西南；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它发生在洛阳东南；郑杰祥在《“甘”地辨》一文中说它发生在河南荥阳。以上几个地方都与“甘”字有关，古时分别有过“甘河”、“甘水”、“甘地”、“甘亭”等地理名称。在上面提到的四种说法中，有两种说法认为它发生在洛阳以东或洛阳以西，说明它发生在洛阳附近的可能性较大。
我们也不妨根据相关史料，以另一种方式对这场远古战争的发生地点划出一个大致的地域范围。一，相传禹早期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二，有扈氏的原住地在户（今陕西户县北）；三，启取代伯益时夏都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四，启发觉夷族集团对他“杀益篡位”强烈不满后，将夏都从阳翟西迁至大夏（今山西晋阳）。上述地域，包括现在的河南省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中部，甘之战的地点应当跑不出这个地域范围。
关于甘之战的作战经过，可供查阅的史料更少。但《尚书》中有一篇《甘誓》，它是启讨伐有扈氏时发表的一篇战争动员令。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夏本纪》中的这段话，文字和《尚书》中的《甘誓》小有差异，兹引录如下：
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启的这篇战前动员讲得杀气腾腾，六卿听了热血沸腾起来。他说：“听着！你们六人都是负责指挥的，我把誓言告诉你们：有扈氏暴逆不道，上天都要剿绝他，我惩罚就是奉上天之意。你们都去告诉士卒，左边的不向左边攻击，就是不服从命令。右边的不向右边攻击，就是不服从命令。负责驾马的不驾正战车勇往直前，就是不服从命令。勇于拼杀不怕牺牲的，祖辈都能得到奖赏。不肯舍命冲锋的，将被当众诛杀，甚至连你们的妻孥也要一起遭到严惩！”据史书记载，夏初已经发明战车。启在《甘誓》中说的“左”和“右”，是指战车的左边和右边。古代车战，一车三人，一人居中御马，“车左”在左边执弓主射，“车右”在右边执矛或戈主击剌。我们看到骊山秦兵马俑坑出土的秦代战车，沿袭的仍然是这种一车三人的战斗编制。
启的这篇《甘誓》，意从心生，发乎心声，直奔主题，直陈要旨，干净利落，掷地有声，没有半句虚话套话。夏朝尚无文字，启的这篇战争动员令，一定是他手下的人觉得他讲得精彩，互相传诵，不胫而走。后来有了文字之后，被后人收入了典籍。启这篇讲话距今已隔四千多年苍茫时空，仍能让人读出他讲话时的气势，读出他讲话的震慑力、号召力，让人觉得启这个人有生气，有魄力，善鼓动，能成大事。
甘之战是划时代的大事件，经此一战，启“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就这样，中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在战火中诞生了。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难？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最难。夏朝立国后，启很快耽于淫逸，走向腐败。夏朝政局动荡不安长达百年之久，先后经历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灭羿、寒浞杀相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夏朝的几代国君都在不断逃亡中过日子。启的儿子太康失国后遭到后羿追杀，太康逃到属国斟寻避难，夏朝政权一度落到后羿手里。寒浞灭了后羿，又追杀太康之子相。相先逃到商丘，又逃到帝丘，最后还是被寒浞追上杀掉了。相的妻子在混乱中爬出墙洞，逃回娘家有仍氏部落，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是启的曾孙，他长大后发奋图强，积聚力量，消灭了寒浞，夺回了王权，夏朝才出现中兴，史称少康复国。
夏启是第一代“打天下”的人，他对于怎样巩固住自己打下来的天下，看来想得并不很多。好比下象棋，他只会挺兵、跳马、出车三步棋，后面就乱走了，走乱了。他的儿子、孙子更不如他，以为只要天下到手，就可以放开享乐，结果一个个都被追杀得如丧家犬似的，东逃西奔，好不凄凉。他的曾孙少康出生和成长于患难之中，少康的童年天天都在听他母亲讲述父辈们经历的大灾大难，反倒使这位少年天子悟出了一点创业难、守成更难的道理，在他手里完成了复国大业，无异于重新打出了一个天下。
夏朝的立国之战虽然是禹的儿子启打的，但夏朝的历史却历来是从禹算起的。夏朝始于禹，亡于桀，历十七王，共470年。
商朝立国――鸣条之战
研究立国之战其实是一个双向性的问题，一个新王朝的立国之战，也是一个旧王朝的亡国之战，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兴衰存亡的话题。
商王朝是在夏王朝肚子里孕育成熟的一个“胎儿”。任何一个新王朝，都是在旧王朝的肚子里孕育成熟的。每当一个旧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意味着她已进入了“怀孕期”，新王朝的胚胎正在她肚子里渐渐孕育成熟。正如分娩必定会经历阵痛和流血一样，新王朝的诞生必定会使社会经历阵痛和流血，新旧王朝之间必定会经历一场生死决战。
商人部落是东方夷族集团中的一个古老部落。商的最早祖先是契，契居商丘。商汤是第十四代，都邑在亳（今河南商丘北、山东曹县南）。传到商汤一代，商人部落还只是夏王朝治下一个仅有七十里方圆的小小邦国。商汤“以七十里谋天下”，最后推翻了夏朝，很不简单。夏朝的政局长期动荡混乱，为商汤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当年夏朝立国是“启反，杀益”，从夷族集团手中夺走了最高权力，这件事在夏、夷两大部族集团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夏朝立国后，动乱的根子一直来自夷族集团。后羿代夏、寒浞杀相，后羿和寒浞都是夷族。
夏朝到了最后一代夏王桀，已经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夏桀不讲爱民之道，专靠武力压迫百姓，民众不堪忍受，诸侯小邦纷纷起来造反，商汤就是揭竿而起的头领之一。夏桀把商汤抓了起来，关押在禹州北门外的夏台监狱里，但不久又把他放了。商汤出狱后发愤图强，其他部落的造反者看出商汤是个有作为的人，纷纷前来投奔他。商汤积蓄了足够力量之后，发动了一场灭夏战争，史称鸣条之战。
商汤的军事计谋已很丰富，在发动鸣条之战前，他就从几个方面打击夏朝政权。他不断揭露夏桀暴虐百姓、枉杀贤良的种种不义，使夏王朝的民心基础产生动摇。他以武力先后兼并了葛、洛、荆、温、韦、顾、昆吾等夏王朝的许多属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掏空了支撑夏王朝的统治基础。他还派遣谋臣伊尹打进夏王朝上层，把夏王朝的宫庭内?、农事武备、山川地形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然于胸。
在发动灭夏之战的时机选择上，更显出商汤的胆识与谋略。当时商邦境内遭受严重旱灾，百姓饥馑，人心浮动。这个时机本来不利于商汤，但商汤与伊尹等谋臣分析后却认为，商国的旱灾与夏朝的政局动荡、民心不附相比，是小弊对大弊。眼前商邦遭遇旱灾，恰好可以动员商国百姓奋起灭夏夺食。这说明商汤已经有了原始的辩证思维，对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分析透彻，掌控得当。
关于鸣条之战的作战经过，各种战争史、军事史说法不尽相同。略其异，取其同，大致可以归纳为战役序幕、战役决战、战役追击三个阶段。
战役序幕阶段：商汤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从今河南新郑一带出发，揭开了灭夏之战的序幕。战车是当时的新式装备，商汤手中的七十辆战车和六千人的赶死队，其突击力量已相当厉害。当时夏军主力部署在斟寻附近（今河南巩县、偃师一带），商汤指挥商军从伊洛平原南部山区迂回到斟寻侧后，出敌不意，突然出现在夏军面前。夏桀惊恐不已，“未接刃而桀走”（《吕氏春秋》）。
战役决战阶段：夏军撤退到黄河北岸，进入今山西省境内。山西境内是夏朝的发祥地，那里有夏朝的几座古都。夏桀指挥夏军撤退到山西境内，一是想利用那里的民心基础，二是想凭借黄河天险遏拒商军。商汤指挥的商军并没有从偃师附近直接北渡黄河追击夏军，而是沿着黄河南岸一直向西迂回，长途奔袭到潼关附近再北渡黄河。夏军在黄河拐弯处的北岸仓促组织防御，但没有抵挡住商军的凌厉攻势，“桀败于有?之墟”。有?是一个古代小国的名称，在今山西蒲州附近。夏桀从有?之墟“奔于鸣条”，鸣条是地名，在中条山北麓。夏桀企图以中条山为依托作最后顽抗，商军追击到鸣条与夏军决战，“夏师败绩”。夏桀除了逃命，一切都已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了。
战役追击阶段：夏桀从鸣条向东败逃到夏朝的东方属国三?（今山东定陶一带）。商汤乘胜追击，不给夏桀喘息的机会。夏桀死于逃往南巢（今安徽巢县）途中，夏朝灭亡。
商汤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新君。他取得灭夏之战胜利后，回到亳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了一篇《汤诰》。他列举了大禹治水、后稷播种对人民有功而得到人民拥戴的事例，又列举了蚩尤、夏桀暴虐百姓被灭的教训，正反对比，警策人心。他要求各级官吏务必“勤力乃事”，“有功于民”，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商汤对夏王朝的遗臣贵族，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有的被留在商朝做官，或受封于外。只要他们肯于纳贡服役，不犯上作乱，就不去讨伐他们。商汤的这些宽容做法，对于稳定中原、促进生产力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缓和夏、夷两族的世代矛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商王朝开辟了我国古代第一个拓疆时代。商汤在位时，商王朝的势力已远播西方氐、羌部落。“昔有商汤，自彼氐羌”，这是《诗经?商颂》中的诗句。商汤之后的几代，兄弟争权，政局动荡。第十代商王阳甲死后，盘庚继位。盘庚贤明，商朝中兴。
盘庚迁都于殷，从此商朝也称殷商。殷商进入了辉煌的青铜时代，耸立起我国古代文明的第一座高峰。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成为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字记载。
商朝传至武丁一代，开始了对土方、鬼方的远征。武丁讨伐西北鬼方之战，是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卜辞》中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记载，高宗即武丁。殷商通过对边疆部落的征讨，奠定了华夏民族早期的疆域。
殷商始于商汤，亡于商纣，历十七代三十一王，共554年。
周朝立国――牧野之战
周人部落的始祖是后稷，后稷的母亲姜?是羌族，周人部落与氐、羌世代通婚，杂有氐、羌血缘。氐、羌是两个古族，交错杂处于陕、甘、青、川一带。由于周人部落的源头在西部，周人自称西人、西土之人。周人部落的崛起，经过了十几代人的奋斗，其中有几位关键人物，值得一记。
第一位是公刘（后稷曾孙，第四代）。公刘率领周人部落走下陇中高原，向东迁移到豳（今陕西省彬县），占据泾河河谷盆地，过着半农半牧生活，“周道之兴自此始”。周人部落在豳居九代，《诗经?国风》中有《豳风》，后来这里成为周姓子孙的一块传统封地。
第二位是古公?父（第十三代），他为了彻底摆脱戎狄的侵袭掠夺，从关中盆地的北缘举族迁移到关中盆地南缘的岐下，进入渭河流域，这是周人得以崛起的一个转折点。古公?父下决心告别游牧生活，“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在渭河流域定居下来，由牧转农。渭河流域土地肥沃，远离戎狄，环境安定。《诗经》中描绘“周原??，堇荼如饴”，“弓矢斯张，干戈戚扬”，反映了当时周人部落经济发展、武力增强的状况。
第三位是姬昌（即周文王，第十五代）。姬昌有远见、有抱负，也有韬略。他乘商纣王花天酒地、奢靡纵欲之际，加紧在关中盆地发展自己。商纣王经常听到有一股风从西方吹来，说是周人部落的那位姬昌有圣人气象，千万不可小视。商纣王沉迷于歌舞宴饮，手一挥说，封姬昌为西伯。他像大人扔给小孩一块糖吃似的，“给，吃吧，别调皮啊！”姬昌被封为西伯之后，一面加紧发展自己，一面加紧笼络诸侯。诸侯中有个叫崇侯虎的，向商纣王告发了姬昌图谋不轨。商纣王把姬昌抓了起来，关进监狱，“纣囚西伯?里”（今河南汤阴县北）。姬昌被囚禁期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在这之前，姬昌的长子伯邑考“质于殷”，在殷商京城里当人质。这大概是古代通行的一种信约制度，诸侯王往往会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对方那里去做人质，以示“永不反叛”或“永不相侵”之意。其实这种信约制度从来靠不住，当王权之争到了你死我活的份上，骨肉生死立即被抛到一边，王权之争高于一切。商纣王把姬昌抓来关押之后，下令把姬昌的长子伯邑考杀了，做成人肉羹，端进监狱让姬昌吃，并当面告诉姬昌说，这是用你儿子的人肉做的羹，你尝尝吧，味道怎么样？商纣王站在姬昌身旁说：“圣人当不食其子羹。”姬昌内心翻江倒海，表面上却装得毫无反应，当着商纣王的面，端起儿子的人肉羹就吃。商纣王回到宫中对左右大笑道：“哈哈！你们都说西伯是圣者，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亲眼看见他吃儿子的人肉羹竟然没有眨一下眼睛，他圣者个屁啊！”
文章写到这里，不能不令人发一点感慨。商纣王竟然逼迫姬昌吞吃亲生儿子的人肉羹，连苍天都不会饶恕他的残忍。但姬昌的举动又让人看到，自古怀有帝王之心的人，他们有时可以“忍”到令人非夷所思的地步。姬昌为了躲过杀身之祸，保留住一颗图强称王的不死之心，居然可以“忍”到吞吃亲生儿的人肉羹而面无表情的地步。他的这一举动，不是比商纣王的残忍有着更深一层的可怕吗？后来的越王勾践，亡国之后去给吴王夫差当“亡国奴”，他为了解除吴王夫差对他的戒心，躲过杀身之祸，保留住一颗卧薪尝胆、图强复国之心，居然可以“忍”到当众吞吃夫差粪便的地步。勾践的这种“忍”，不是同样比表面强大的吴王夫差有着更深一层的可怕吗？
姬昌被商纣王关押之后，他的谋士闳夭对姬昌说，别急，我来给商纣王下一帖药，商纣王若是见药不软，算我闳夭没有本事。什么药？一帖迷魂药。他四方搜集美女、宝马、奇物，“以献纣”。商纣王一见，眉开眼笑地说，“啊呀！这么多好东西。其实你们只要送其中的一样来，我就把西伯放了。何必送那么多啊，立刻放人！”他下令释放姬昌，并对姬昌表示歉意说：“当时都怪崇侯虎说你图谋不轨，我才把你抓了起来，这个崇侯虎，乱弹琴！”商纣王把崇侯虎给出卖了。姬昌记在心里就是了。姬昌出狱时奏请商纣王废用“炮格”之刑，“纣乃许之”。姬昌回到关中，又把洛水以东的一片土地献给了商纣王，以表忠心。姬昌韬光养晦，“修德行善”，暗中加紧积聚力量，“诸侯多叛殷而往归西伯”。而商纣王却毫无防备以为姬昌已经臣服，乃“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姬昌利用商纣王赐予的权力，西征犬戎、密须，东灭黎、崇、邗等诸侯小国，其中崇国就是崇侯虎的领地。姬昌一步步将周的势力范围向东推进到了商纣王的鼻子底下（洛阳以西）。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姬昌在关中盆地的东部建立了丰、镐二城，将都城从岐下向东部迁移。从此，“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
第四位是周武王姬发（第十六代）。姬发是周文王的次子，长子伯邑考已被做成人肉羹吃掉了。周文王与周武王父子俩皆高寿，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周武王活了九十三岁。周文王的奋斗历程，周武王也是参与者。周武王继位时已八十三岁，但他老当益壮，奋斗不息。周武王在发动灭纣之战前，到孟津渡口去搞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史记?周本纪》中说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说的就是这件事。武王盟津观兵是灭纣之战前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他通过盟津观兵达到了三个目的：其一，提前布兵，控制战略要点。从关中盆地东出至中原殷商京畿之地，中间要经过潼关至函谷关这一段险要孔道，北面是黄河，南面是崤山，两头一堵，难以逾越。通过盟津观兵，武王提前在崤函孔道、雒邑（洛阳）和孟津渡口这三个战略要点布下兵力，使三点连成一线，牢牢控制起来。其二，试探了一下商纣王的反应。当时殷商的京都在黄河以北的朝歌（今河南淇县），武王盟津观兵，战略意向直指朝歌。但出乎意料，商纣王并未作出强烈反应，看来他已昏庸到了麻木的程度。其三，借机检阅了一下灭纣联盟的阵容。武王盟津观兵时，“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可见武王人气之旺已经非同寻常。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盟津观兵之后，地利有了，人和有了，只待天时了。这时众诸侯都已跃跃欲试，催促武王道：“纣可伐矣！”武王只对诸侯们说了一句玄奥之语：“汝未知天命，未可也。”武王心里想的是，灭纣之战一旦开战，必须一举成功，不到十二分把握不能轻易出手。眼前虽已有了十分把握，还有二分因素需要再耐心等待一下。等待什么？等待殷商内乱。
不出武王所料，盟津观兵后两年，殷商的内乱事件接连爆发。“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微子是商纣王的同父异母兄长，眼看商纣王荒淫暴虐，国势危急，强谏不听，他气愤之极，对两位叔叔（太师比干、少师箕子）说：“我是没有办法了，我不管了！”拂袖而去。太师、少师是比干和箕子两人的官职。比干是位有胆有识的大忠臣，他看到国家存亡危机，冒死强谏，触怒了商纣王。商纣王对这位叔叔说：“我听说圣人的心上长有七窍，我倒要看看你的心上是不是真的长了七窍！”遂杀比干，剖其腹，观其心。箕子恐惧万分，装疯，被纣王投进监狱。另外两位大臣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种种迹象表明，商纣王已是人心失尽、众叛亲离。周武王把姜尚叫去，问道：“仁者贤者亡矣，商可伐乎？”姜尚回答说，时机已到，机不可失！周武王终于果断下令：“伐商！”这一仗，史称牧野之战。
由于有了两年前盟津观兵的行动预案，周武王一声令下，各路诸侯一呼百应。周军各路人马到达洛邑集结后，武王召集了一次战前会议，把伐商灭纣的正义性、庄严性讲得义正词严，“商罪贯盈，皇天震怒，天命诛之”。针对敌我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他激励大家说，商纣王纵有亿万之众，却是亿万条心；我方虽然只有臣子三千，却是三千一心，“时哉，弗可失”！（《尚书?泰誓上》）
周军主力和各路诸侯从孟津渡口北渡黄河后，武王又在黄河北岸“大巡六师”，举行了一次战前阅兵。武王站上战车，对众将士进行战前动员。他的第一句话讲得很动感情：“逖矣，西土之人！”逖，路途遥远。西土之人，周人部落的自称。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帅，白发长髯，盔甲战袍，站在阵前，用苍老沙哑的声音对将士们说：“辛苦啊，我的同胞，我的子弟，你们日夜兼程，从遥远的西北来到这里作战！”将士们的热血“呼”地一下燃烧起来。武王向将士们揭露商纣王暴虐无道，天地难容，激励将士英勇杀敌，并申明了不杀战俘、不伤无辜等军纪。
牧野之战的战场位置在商都朝歌的南郊，那里是太行山南端东麓的一片空旷平坦地域。古籍中一说牧野距朝歌三十里，一说牧野距朝歌七十里，这两个说法应该都算对。虽然冷兵器时代都是近距离交战，但牧野之战是一次大会战，交战双方投入了几十万兵力和大量战车，布阵对峙的空间就不会太小。交战中又有攻守进退、败逃追击等移动情况，三十里至七十里都在战场空间范围之内。
周军与商军的兵力对比相差悬殊。周武王只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戎车最早是由西部游牧部落发明的，他们将牧车改造用于攻战，显出很大威力。后来传入中原，得到广泛使用。虎贲，古代对勇士的称谓，“若虎之贲（奔）走逐兽，言其猛也”。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这是武王手中一支精锐之师。另外还有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两者相加，周军的总兵力约五万人左右。《史记》中说商纣王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商军七十万这个数字肯定有些夸大，但商军总兵力肯定远远超过周军。周武王为何能以少胜多打败商纣王？根本原因是商纣王腐败至极，民心已失，军心已散。离心离德之军，数量优势等于零。“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商军的军心早已倒向了周武王一边。除了人心向背之外，还靠周武王的作战方法对头。
毛泽东曾对武王灭纣的作战方法有过一段精彩谈话。有一次，在浙江工作的王芳陪同毛泽东爬玉皇山，山顶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等《封神演义》人物塑像。毛泽东问王芳看过《封神演义》没有，并接着问道：“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王芳回答说：“纣王宠信旦妃，乱了朝政。”毛泽东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被我们打败了。”（《王芳回忆录》）王芳的这段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封神演义》是一部历史神话小说，毛泽东却从中读出了用兵妙计，说明毛泽东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读书方法。又说明，武王灭纣是中国古代一次极为重要的战争，它进入了毛泽东这样大军事家的研读视野。据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位老道，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封神演义》的“根柢”是“方士之见”，说明有些老道还是挺有学问的。
商纣王兵败牧野，山穷水尽，死路一条。他登上鹿台，披上玉衣，点火自焚。他这种死法，符合这位荒淫之君的性格。那位“助纣为虐”的旦妃也自缢而死。周武王进入殷都朝歌，满城百姓涌向郊外迎候。周武王安抚商国百姓说：“上天给了你们休养生息的机会！”百姓叩拜武王，“武王亦答拜”。武王下令释放被商纣囚禁的百姓，又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赈贫济弱。又解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闾。周武王的上述善后措施，大得人心，使商国百姓看到了一位与商纣王完全不同的姬姓天子。
武王封商纣之子武庚为殷侯以续殷祀，这一举措对于安抚殷商百姓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夏、夷两族的历史恩怨由来已久，不容忽视。殷商百姓虽然痛恨荒淫暴虐的商纣王，但他们的种族感情却难以忘怀。武王封纣子武庚为殷侯，殷民大悦。武王要武庚向殷商的贤明先祖盘庚学习，不要学他父亲纣王。武王将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封在殷畿，以负监督、辅助之责。武王将各项重要事宜布置完毕，遂仗钺执旗，收兵西归，回到镐京，成为周王朝的开国天子。
与周朝立国相关的另一场重要战争，是周公东征。周武王灭纣后两年就去世了，幼子诵继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武王弟姬旦摄政。姬旦灭纣前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名周公、周公旦。武王的另外两位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灭纣后被封在殷畿，他们疑心周公有“窃国”图谋，鼓动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叛乱。周公率军东征，将殷商旧势力的叛乱一举平定。随后周公又在东部营建了东都洛阳，长期驻军，镇守东部，以加强对殷商旧地的控制。周公对巩固周朝政权、建立周朝礼制，功劳至巨。孔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周公，晚年因“吾不复梦见周公”而叹息。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朝代。西周都于镐京，东周都于洛阳。周王朝共历三十二代三十七王，共7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