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徐敬亚曾说，“大学生诗派”对朦胧诗产生了“巨大的反叛和承续，引渡了当今一大批新兴的中坚”，作为该诗派的主要成员，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大学生诗派”的情况。 他说得对，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诗派”，就没有后来的第三代诗人。“大学生诗派”出现于20世纪的80年代初期。主要诗人是当时在校的大学生。8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坚冰在被打破，启蒙、思想空气活跃，敢为天下先，使命，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是时代的潮流。大学生是那时代的青年精英，并非今日的枯燥试卷培养出来的豆芽。那时代进入大学的很多人是自由思想者、异端分子、另类，是那一代青年中的天然领袖，8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学集中了这国家最有思想和创造力的青年。诗人也是如此，当时中国最有创造力的一群诗人在大学里，但不是什么学院派，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嬉皮士，最先穿牛仔裤、留长发、跳迪斯科、听摇滚音乐、热爱崔健、谈论性解放和黑色幽默的那一群人。值得一提的是，朦胧诗一代恰恰没有这些举动，他们穿着像老干部，喜欢用美声唱前苏联的歌曲。大学生诗派，首先来自各大学的地下诗歌社团，这些社团当年无不惨遭被停刊处罚的命运，解散了又重新集结。许多刊物是用丝网油印的，纸张粗糙质量低劣，但印在上面的诗歌是那时代真正可以称为诗歌的东西。甘肃《飞天》大学生诗辑的出现，为这些诗人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也使他们能够联系起来。我与许多后来的第三代的联系就是在1982年左右建立的。大学生诗派的高潮是1984年，当时许多学生地下刊物都向全国性影响发展，影响最大的是重庆的燕晓东和尚仲敏等人创办的“大学生诗报”，我那时与他们频繁通信。兰州大学封新成办的《同代》也颇有影响，这个刊物促成了我与韩东的联系。徐敬亚一直是大学生诗歌活动的推动者，他在吉林办的刊物也是一个主要阵地，还有潘洗尘、吕贵品等人，当时东北是大学生诗歌活动的一个重镇。因为诗人之间彼此获得联系，到1984年左右，许多诗人建立了社会关系，诗歌活动进一步向全国性的民间刊物发展，大学生诗派随着一大批中坚人物离开大学而逐渐式微。
2、有人曾把当时诗人们频繁的奔走与文革中红卫兵的串联进行过形式上的比较，请谈谈您的看法。这是源自于对文学的狂热，或者干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意识形态?
我想，各种因素都有。那时代多么的封闭，所以任何极端方式的交往都有道理。我今天回忆起来，那时代的诗歌活动很像凯鲁雅克的《在路上》中所描写的情景。1986年编《新诗潮》的老木来云南找我，之后我们一起北上，在成都会见了许多诗人，喝酒、打架、讨论诗歌。后来我又去西安与丁当见面，又去太原参加青春诗会，最后到北京，一群诗人全睡在老木家里，亲如兄弟，那时代，只要写诗的，都是朋友，许多人分文不明，可以揣着一摞诗稿到处蹭饭。画家、诗人都混在一起，写小说的很奇怪，他们没有生活方式，也不办地下刊物，乖乖地在官方刊物发起文学运动，寻根什么的。我最近在美国认识一位老嬉皮士诗人，颇觉气质有相通之处。80年代，金斯堡作品已经零星介绍到中国，金斯堡对于我，也许作为生活方式比诗歌更重要，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3、当时有很多诗人，前后或同时属于不同的诗歌团体，甚至有些团体的宣言差异甚大，您对此如何看待?仅仅和地域或友谊有关吗?
对于诗歌团体，我一向是被动的，是他们选择我，而不是我主动渴望结盟，从来都是。这当然有许多因素，诗歌标准、友谊，至于今天的文学社团，我感觉缺乏早年我们那些文学社团的纯洁性。当初《倾向》还在酝酿的时候，老木与我商量过，希望我也参加，但我拒绝了。何小竹当年专门到昆明，要说服我加入《非非》，但他没有遇到我。后来《非非评论》出来，还是把我列为编委。现在的诗歌社团，大多只是团结起来造势而巳，所以容易作鸟兽散。
4、相对于80年代大量仅具有轰动效应的却缺乏审美价值的作品，您当时有相当多的诗作沉淀下来，至今让人频频回读，您对这些早期作品――尤其是形式上一点也不混杂的(相对于90年代的《0档案》等)――怎么看?
我从开始就是以古代诗歌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我潜在的读者其实是些古人。我当然是一个今天的诗人，我表达的也是我的时代的生命现场，但我感觉得到在变化的今天与永恒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我相信可以超越时间的不朽的诗歌，我相信如果那些古代作品可以活到今天的话，在历史以外，一定有永恒的东西，我的写作是获得这种永恒性，从这点上说，我骨子里从来都是古典诗人。我不是一次性的诗人，我不追求一次性的快感，虽然我强调诗歌应该能够在当下感动，就像古典诗歌依然可以在今天感动。我最近重读屈原的《哀郢》，觉得那是为今天的中国写的。我从来不玩写作上的聪明，我总是有感而写为心灵的感动而写，而心灵，正是一种永恒。
5、您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站在餐桌旁的一代”，请您解释一下其内在涵义。特别是多大程度与话语权有关？今天您又怎么看待您这“一代”?
我这个说法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并非命名诗歌的什么代。我指的是红卫兵之后，在文革时期处于童年和少年的这些人。就是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的小说所描写的那些人。他们不是红卫兵而是红小兵，不是“知青”而是“小知青”。这些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他们经历了文革，但只是文革的旁观者，没有明确的社会身份。他们中间很少有政治人物，但受到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的影响，同时又有局外人、边缘人的尴尬。他们中间产生最多的是诗人、作家、艺术家。在电影上他们是第五代，在诗歌中他们是“第三代”、小说中他们是所谓“痞子文学”、在艺术上，他们是所谓新潮美术。这一代作为特殊的身份很少被谈论到，我恐怕是中国少数几个意识到这一代人的存在的人之一。很难对这一代人作整体的判断，他们只是一群人而已。作为文学艺术，他们或许成就辉煌，但作为普通人，他们已经完全消失了。红卫兵老知青可以以明确的身份特征继续存在，例如出版可歌可泣的“青春万岁”系列丛书、张罗各式各样的“老知青饭馆”、联谊会等等。70后也有许多鲜明的身份符号，卡通、网络、麦当劳什么的。而这些人夹在总是光荣正确的红卫兵和舍我其谁的“70后”“飘一代”之间，不老不小、一群灰色的小人物，没有标志、总是赶不上时代的快车。
6、一个老问题：请谈谈您对传统的看法。诗人自己发明和建构的传统对写作有何意义?您回到唐诗宋词的努力多大程度上在您的写作中体现出来?
在1966年以后，传统在中国已经被“彼岸”化了。传统已经成为一种黑暗中的精神资源。当我说到传统，这是一个象征，而不再是手边的现实。所以所谓回到唐诗宋词只是一个精神性的倾向，而不是当下的语词运动。我最近访问了纽约，我非常喜欢这个自己创造了自己的传统的城市，我惊奇地看见，那些屹立了一百多年的摩天大楼和布鲁克林大桥已经生锈，呈现出古典的美，古老的钢铁上泛着忧郁的回忆之光。我记得有个下午我和吕德安站在布鲁克林大桥下面哈得逊河岸上，火车驶过时落日在抖动，我仿佛觉得似曾相识，仿佛我曾经在那些废弃的车间和停车场中度过少年时光，而在知识中我一直感觉它们是新的，是崭新的没有历史的现代。是的，纽约日日新，但这个，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二百年之间的各种“新”彼此辉映，后“新”并不取消前“新”，与传统的欧洲比起来，自有魅力。而彼岸相对于纽约与欧洲，那是一个地理事实。有一个传统是无法超越的，就是纽约，也要保留住像熨斗大厦这样的古典建筑，保留一些坐标，它才呈现得出历史。我奇怪的是，在纽约比在巴黎更感觉到历史的存在， 巴黎仿佛是一个没有历史的过去，而纽约是一个充满历史的现在。新诗这一百年的小传统就像一个纽约，我们在很长时间中颠覆传统，结果只是使它彼岸化，传统并没有消失，它依然在黑暗中，作为一个精神大陆，支持着我们今天的写作。我无法想像我可以在没有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的汉语中写作并获得自信。我在青年时代已经刻骨铭心地把这些人的诗歌作为精神上的父亲和靠山。我的写作是建立在对这些伟人的迷信上的。新诗并没有凭空地创造出所谓全新的“诗歌标准”，就像好酒的标准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变成以咖啡的味道为准那样。就是我们抛弃汉语，像越南等地那样，用新造的拼音文字写作，传统依然要影响我们，就像我在越南所看到的，普通人民在拼音文字之外继续着的儒教风格的日常生活和表情。传统不只是诗歌的事情，它是全部文明，是一种无法通过具体的摧毁行动消灭的精神性的东西。文革之后在这个国家依然出现诗人，就是因为传统在起作用。在中国当代的这种文化氛围中，我是比较压抑的，什么都是西方正确，政治、经济、文化甚至诗歌。在西方，承认中国古代正确，唐诗、寒山的正确(可笑的正确，寒山怎么可以代表唐诗)，而今天，则是一个错误。而在中国，一百年来最时髦的事情就是反传统，我觉得这个已经成为最大的媚俗了，而传统到底是个什么，没有人关心。只要反就好，复0就好，从我开始就好。因此如果我说什么回到传统，回到唐诗的时候，那是相对于我自己时代的可怕蒙昧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肤浅启蒙。
7、您认为80年代和90年代诗歌写作足以构成断裂吗?为什么?
都渴望要断裂，20世纪的时髦。在20世纪，大家都害怕自己与过去有什么藕断丝连。我则在写作中寻找我个人与过去的联系，我是把文革视为我个人传统的一部分的，视为我的不可多得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为什么要断裂呢?又怎么一相情愿地断裂呢，做秀而已。复0似乎历史就不存在了，那只是按了一个键而已。今天的诗人似乎都喜欢那种“世界从我开始，以前一片黑暗的”新文化姿态，因为我来了，历史才曙光初现，摆脱了在黑暗中的徘徊。民间如此，知识分子也是一样。当年江青最喜欢这样表态。我惟一知道的是，我个人的写作，已经跨越了70―90年代，我断裂过吗?没有。在纽约，有位昆明的老朋友说我二十年来的诗歌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是对我的高度肯定，是的，我的写作开始就是结束，我的所谓变化，只是从各方面去丰富完成我自己而已。
8、世纪交替时的诗坛论争已经告一段落，您现在去看当时的一些说法，是否认为有意气之争的因素?您认为双方的收获应是什么?
我们可以争论了，不是吗，不再是被逮捕、流放、开除的噩梦。
这个争论是有价值的，不在诗歌上，是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上，而且随着时间，将越来越有价值。我认为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最有价值的诗歌争论，是朦胧诗的那场争论无法相提并论的。因为大家终于发现，对于诗歌，不同的诗人有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因为在这个争论之后，20世纪确立起来的常识，在“拿来主义”支持下的愈演愈烈的――无论左右、无论什么、从日常用品到制度到车义到诗歌到都是“西方一切正确”，在诗人那里最先被动摇怀疑了。也许许多人早有怀疑或者已经否定，但他们没有如此大声地说。我注意到诗人们都开始大谈李白杜甫，就像他们在一年前到过去一百年之间都在大谈姓马的斯基或者姓布的斯基那样，在1998年以后。这是新一轮的浅薄、，但比过去已经僵硬的深刻，要有活力、要新鲜肉感得多。拿来主义的鼻祖鲁迅如果活在今天，我估计他会欢呼这个争论。批评界关于这场争论的议论，我只想说，他们不配评论这场争论，无论是历史眼光还是学识还是智慧。
9、和80年代相比，您怎样看待当下诗歌写作的处境?这足以对写作本身构成影响吗?
没有什么影响，我是宠辱不惊。写作，写作，直到写不出来为止。
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