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屋顶”之谜 这是一场荒唐的学术政治批判。 1955年2月4日，一场针对建筑界以梁思成为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俗称“大屋顶”批判)，以中国建筑工程部召开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为标志拉开了序幕。
在中国传统建筑术语中，屋顶只有平顶与坡顶之分，并没有“大屋顶”之说。所谓“大屋顶”，仅指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宫殿建筑中那高高隆起的屋顶，至于这种屋顶可分为硬山、悬山、歇山或庑殿等形式，人们并不曾注意或明白，而是笼统地称之为“大屋顶”。由此可见，“大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干峙：你批判“大屋顶”干什么，它只是一个具体的物，你要批判就批判梁先生的建筑思想和建筑理论，但梁先生的建筑思想和建筑理论并不保守，他一方面对中国古建筑有精深的研究，一方面又积极倡导现代建筑，他的探索精神人所共知，何况学术问题是不能随便戴帽子的。
其实，梁思成曾经发表过不赞成“大屋顶”建筑的意见。比如，早在1935年梁思成在《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中，就对北京协和医院和燕京大学等“大屋顶”式建筑提出了批评：“他们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的一点上。他们均注重外形的摹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的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到了1946年至1947年，梁思成自美国考察世界建筑回国后，开始积极探索世界主义现代建筑理论与中国传统建筑思想的结合问题，以“加强中国旧有建筑以适合现代环境”。遗憾的是，一些“无知匠人”为了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大屋顶”特征，竟然在平面和结构模仿西洋的建筑上随意加盖“大屋顶”，最终导致其“必有不相符之处”。对此，梁思成强调说：“在最清醒的建筑理论立场上看来，‘宫殿式’的结构已不合于近代科学及技术的理想。‘宫殿式’的产生是由于欣赏中国建筑的外貌。……它是东西制度勉强的凑合，这两制度又大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它最像欧美所曾盛行的‘仿古’建筑。因为靡费侈大，它不常适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所以也不能普遍。”由此可见，梁思成这时的建筑思想和理论还处在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中，但至少表明他并不是“大屋顶”的倡导者。
郑孝燮：“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建筑思想，是梁先生从苏联搬来的。
确实，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旧知识分子所进行的一系列思想改造，以及苏联建筑专家代表团一味排斥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后，就开始抛弃自己先前的那些有益尝试，倒向了中国的传统建筑“大屋顶”。特别是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梁思成对其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述极为认同，这在1950年4月5日致朱德总司令的信中有淋漓体现：“我们很高兴共同纲领为我们指出了今后工作的正确方向：今后中国的建筑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20余年来，我在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中，同若干位建筑师曾经在国内作过普遍的调查。……其目的就在寻求实现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于是，梁思成批评了自己过去对宫殿式建筑的指责，认为“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1954年，梁思成在《祖国的建筑》一文中强调：“只有在我们被侵略，被当作半殖民地的时代，我们的城市中才会有各式各样的硬搬进来的‘洋式’建筑，如上海或天津那样。”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还画了两张想象中的中国建筑图，其中一张图上画了一栋高达35层的高楼，其顶部就是中国传统建筑造型――“大屋顶”。
其实，随着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苏联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第二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就从政治高度作了一场《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低造价》的报告，随即苏联建筑界发动了一场批判复古主义的学术政治运动。既然苏联老大哥作出了榜样，“一边倒”向苏联的中国自然不甘落后，尤其当毛泽东批评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和乌龟壳子”，中共北京市委便召集中央建筑设计院、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的共产党员，传达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决定对以梁思成为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建筑思想进行最“严厉的批评”。
刘小石：当时国家计委提出增产节约运动，批评现在盖房子太费钱了。因为那个时候国家还真穷，所以这种建筑被认为是浪费。这是个背景。
“大屋顶”批判中的爱护
对于在建筑界展开的这场批判运动，纯粹学者梁思成是始料未及的，对于这场批判的严重性更是不能揣想。
刘小石：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批梁”小组，人员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社、清华大学和国家建委、计委等单位派人组成，共有十几个人，集中到颐和园畅观堂，一两个月时间写了十几篇文章，有的说几十篇甚至一百多篇，那都不准确。
对于这十几篇批判文章，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马列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是美学部分，中国对马列主义美学的研究更少，你们写了这些文章，连我这个外行都说不服，怎么能说服这样一个专家呢?关于民族形式，原来有的东西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原来没有的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建筑在我们国家发展了几千年，当然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比如我们原来没有汽车，所以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可是一把刀子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拿出一把刀就可以看出是日本的腰刀还是缅甸的刀；又如话剧，我们国家没有，按理说应该没有民族性的问题，由田汉等人从日本带回的话剧，开始有点学西洋，比如表示惊诧一耸肩，而这就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看了就笑，就不能接受。建筑肯定是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批判的文章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发表，我们只能批判浪费，从理论上我们还没有依据，这方面的理论我们要派人去研究。”
刘小石：后来，这十几篇文章拿给郑天翔(时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和彭真看，彭真说这些文章先不要发，因为当时正在批“二胡一梁”(胡适、胡风、梁漱溟)，要是再发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就变成批“二胡二梁”了。
很显然，“上边”的意思是从“大屋顶”所造成的浪费对梁思成展开批判，并不主张在对建筑理论还没有研究成熟的时候对其开展这方面的批判。
刘小石：还有一次在北京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与梁先生熟悉的几位建筑界老先生揭露说，梁先生在学术上有剽窃行为，周扬当即打断他们的发言，说“批梁”不要扩大到政治和思想作风上。彭真也说，要批浪费，批华而不实。
即便如此，梁思成对这些批判并不认同，更不屑反诘。对于梁思成的这种态度，彭真不得不将梁思成请到家中，进行了长达一个下午的激烈辩论。最后，彭真拿出一些 统计数字给梁思成看，以此表明几年来所建设100多万平方米的新建筑，因为采用“大屋顶”而比平顶或水泥瓦顶多花了近600万元。对此，彭真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应当精打细算，处处节约。听了这些话，梁思成也感到很痛心，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这些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但作为“提倡者”他难辞其咎。随后，彭真又将当时报纸上关于赫鲁晓夫批评苏联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报道拿给梁思成看，说：“赫鲁晓夫同志都这样说，你该服气了吧?”于是，梁思成不得不承认自己缺乏“经济观点、群众观点、革命观点”，表示自己可以在公开场合进行检讨。后来，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也召集梁思成等人会面，将“批梁”小组写的文章和其他一些非“批梁”小组成员写的文章，都拿给梁思成看。
刘小石：后来梁先生跟我说，万里当时对他说：你可以发言啊，正开会呢。
于是，梁思成利用半天时间写了一份检讨――《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随后发表在1956年2月4日《人民日报》上。
刘小石：北京日报社社长范谨看到梁先生的检讨，说梁先生文化就是高，半天就写得这么好。
在这份检讨中，梁思成说：“远在1951年，党就洞悉了我的偏向，五年来不断地启发我，教育我，开导我，反复为我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我讲解‘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正确方针。但由于上述原因，我顽固地坚持错误，争辩不休，与党对抗。直至去年年初，建筑工程部召开了全国设计施工会议，在会议上严正地批判了建筑设计中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偏向，并举出了惊人的浪费数字，这才使我从梦中惊醒。”接着，梁思成真诚地表示：“我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红色专家，红色教师。”
毛泽东主席从报纸上见到了梁思成的检讨，便对彭真说，人家都投降了，就不要批了。而梁思成公开检讨之后，病体孱弱的他再次病倒了。病愈后，梁思成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住进了环境优美的颐和园谐趣园里安心休养起来。
一封特别入党申请书
建国初期，梁思成经历了多次思想洗礼与政治运动后，原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了很大触动。特别是1956年1月，听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梁思成决心加紧改造自己的思想，争取成为一名红色专家。在这期间，随着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及知名教授张维、张子高等人的入党，梁思成也开始有些心动，但他又怀有一种担心，担心刚刚遭受学术批判的自己不够入党资格。对于父亲的这一心态，已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女儿梁再冰不断来信鼓励、督促他，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的女儿，更希望能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女儿。
面对这一切，当1956年2月6日梁思成被告知当晚将参加有毛泽东主席在座的宴会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兴奋地挥笔写下了这样一封充满赤子情怀的入党申请书：最敬爱的毛主席：
几年来，我是您一个最坏的学生。我脱离了您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为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长期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却正在为自己祝贺，因为在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彭真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我终于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对于您，对于党我惟有衷心的感激了。
在认识错误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一步步地感到不断增加的温暖和增强的力量。这温暖和力量给了我新的生命。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年，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
这个新生命的一切都是您一一是党给我的。一个多月以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我深深地知道自己距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远得很，甚至日常生活也还很散漫，很不严肃，但我一定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我也一口认定党是我的亲娘了。
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能陪同您坐在一席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在感情的推动下，写了这封信，以向您表达我心底深处最大的愿望和奋斗的最高目标。这也是全国亿万个年轻的心房里跳跃着的愿望和目标。我知道您是了解每个(即使是返老还童的)青年的心的。
敬爱的毛主席，我有信心，在您的关怀和鼓舞下，只要我努力学习，不断改造自己，总有一天，党会把“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光荣称号授予我。我将珍惜它胜过自己的生命。我将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百倍努力。
我怀着无限感激和崇敬的心情，祝您永远健康，比松柏还长寿，愿您领导我们一直走进伟大、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永远不愧做一个党的好儿子，您的好学生!
梁思成
1956年2月6日
接到梁思成这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时，周恩来总理当即就在上面作了批示：“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即送主席。”
刘小石：梁先生交了入党申请书后，回来就跟我讲：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写了一个入党申请书给周总理，要他转交给毛主席看。后来毛主席作了批示，并在北京市委的一个会议上传阅了，我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只有几个字：“请彭真同志办。”
由此可见，当时还不清楚入党程序的梁思成，是多么热切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啊。
被拖延了的毛主席批示
遗憾的是，虽然中共最高领导批准了梁思成这封特殊的“入党申请书”，但是此事却被拖延了下来。
原来，在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意见甚至极为尖锐，梁思成在高亢情绪中也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梁思成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中说：“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对于批判复古主义的不彻底，因而导致了片面强调节约，大量建造了既不适用，虽然廉价但不经济，又不美观的建筑，同时导致了由一个形式主义转入另一个形式主义，由复中国之古转入复欧洲之古，复俄罗斯之古；在北京市的都市规划过程中，把‘旧’技术人员一脚踢开，党自己揽过来包办一切的关门主义……”但是，梁思成依然认为党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所以当一些知识分子要求“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时，梁思成则坚定地持反对意见。梁思成无比赤诚地认为：“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份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
不过，在梁思成以一颗赤子之心对党提出的意见中，因为涉及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人主持的新建市委大楼，是“不可一世”、“大而无当”、“铺张浪费”，“里面是复欧洲之古的，外面像个把里子翻出来的洗澡间”，导致他申请入党一事被拖延了下来。
刘小石：这个事情后来彭真发了很大的火，认为拖了。怪到蒋南翔了，认为清华不积极。到了1958年下半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周总理要看国家大剧院的方案，我前去汇报，在武汉见到蒋南翔。蒋南翔和我讲，小平同志对他说，这次中央要发展四个知识分子入党，包括李四光，也包括梁思成。我回到北京后就找梁先生，当时梁先生正在住院，好像是割痔疮，我让梁先生写个自传，梁先生还主动要我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就这样，梁思成终于在1959年1月8日被正式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