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渐趋合理，开发我国老年人力资源是可行的。延长现有的法定退休年龄，有利于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有利于减轻国家和企业社会保险方面的负担，很有必要。
关键词：人力资源退休年龄老年
由于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不同的阶段对老年的界定也各有所不同。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中曾记载：男子40岁“肾气衰，发堕齿槁”，60岁则“齿发去”。女35岁“面始焦、发始堕、49岁则癸竭”。后来在管子的海王篇中见有：“60岁以上为老年，50岁以上为老女”之说。19世纪20年代，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尔曾把50岁定为老年的起点年龄。法国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老年型国家。当时是以60岁为限。20世纪后，老年的起点年龄延长到65岁。直至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召开，把老年的起点年龄标准确定为60岁以后，依此老龄化国家的界定便遵循65岁以上的人口占7%，60岁以上的人口占10%这一标准，联合国大会达成了共识。
从我国现有的人口年龄结构上看，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7%，预计到2020年这个比重将上升为14%，由此，不难看出，我国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来势汹汹是惊人的，严峻的。那么，如何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如何积极地去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我们回避不了、并且要积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开发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可行性
第一，抽样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其年龄构成的特点看，是年龄越低的人口组，所占的比重越大，形成了典型的金字塔型，就老年人口的年龄中位数看，仅为67.6岁，刚刚达到北欧现行的退休年龄。如此说来，我国的老年人口中半数以上的人仍属劳动人口。在这部分人中身体状况不尽理想的仅占30%。且多为高龄老人。健康是具备劳动能力的首要条件，是形成劳动能力的物质基础，我国老年人口中多数人仍保持着一定的劳动能力，所以，开发这部分劳动力资源是可行的。
第二，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的老年人一向有着“活到老劳动到老”的习惯。抽样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现有的就业情况，市一级为15%，镇一级为16.6%，县一级为31.5%，并且还有一批退休老人是有就业愿望却难以找到工作的。如此看来，开发利用这部分人的劳动潜能，也是他们自身的意愿。
第三，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渐趋合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已达40%以上，第三产业就业劳动力的比重也在逐步上升。这一最适合老年劳动力就业的领域在中国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为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新兴技术领域的不断拓宽，办公自动化和计算机业务的普及与推广为老年脑力劳动者继续工作创造了条件，同时，社会办学力度在加大，个体医院、专家门诊的开设等也有为老年知识分子提供着用武之地。
所以说，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在我国是一项颇具可行性的战略。
二、推迟现有的法定退休年龄的必要性
发达国家的事实证明，人口老化必然导致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资源率下降。从我国的情况看，尽管短期内法定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较高，劳动力资源呈供大于求的状态，但长远看去，人口老化的趋势已经迫近，劳动力资源率下降的局面不可避免。据有关部门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3年至2015年达到峰值，15―54岁年龄人口数量2015年后将显著下降，而55至59岁和60至64岁人口将成为我国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联合国有关专家也曾经测算道：中国劳动力的年增长率80年代上半期已达到顶峰即2.47%，下半期下降到1.93%，进入老年型国家后下降为0.93%，预计2025年将进一步下降为0.42%。如此说来延长退休年龄能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避免出现劳动力的不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以不居安思危。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劳动力多寡和劳动资源率的高低是判断其国家经济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而衡量劳动力的最基本标准即看其是否有劳动能力，年龄的限制则是附加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生产力靠的是充分开发利用包括老年人的内的劳动力资源。目前我国的劳动年龄上限男60岁、女55岁显然偏低，把大量具有劳动能力的现有退休人员排斥在劳动资源开发之外，应该说是一种浪费，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那么延长退休年龄，提倡老有所为，会不会和新生的劳动力之间产生抢饭碗的矛盾？对此，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即为了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采用了女子顶替接班的作法。事实证明，其结果是不但浪费了人力资源而且降低了劳动力的质量，有的企业甚至因此在技术上一度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可见欲解决待业或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让岗位，早退休。更何况，我国法定就业年龄起点是16岁，下限低，劳动力素质低，如果推迟几年，坚持先培训后就业，这无论对于改变我国现有的劳动力年龄结构，还是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都是有利无弊的。应该看到，年轻人推迟就业年龄由老年人推迟退休年龄来填补，这在国外已成为一般的规律。事实上，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退休专业人员抢手，众多待业青年生活无着的严重的落差现象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所造成的就业势态就是有些活没人干，有些人没活干。而适应这种势态绝非现有法定的劳动年龄限定所能左右的。所以，用职工早退的办法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不过是“扬汤止沸”的权移之举。而只有发展经济，多多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不断提高新生劳动力的素质，让其能够适应企业的需要，这才谓“斧底抽薪”之策。
当然，延长退休年龄，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有利于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这也应该是我们要尽快达成的共识。据统计，近年来，我国的退休人员队伍不断扩大，退休费的年增长率已超过20%，国家和企业日堪不胜负重。仅就90年代某地区的调查情况看，企业职工的年递增率是6.3%，而离退休人员的年递增率则为10.5%,相差4.2个百分点。说白了即积累钱的人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花钱人的增长速度。这样，劳动者过早地退休一方面缩短了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一方面也延长了领取退休金的时间，伴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社会对退休人员的供养支出不自觉地在增大、膨胀。如此，仅靠吃统筹基金老本，按现有的提取比例计算显然入不敷出，而若采取提高缴纳保险费率的办法补救，又等于再度地把压力反弹于企业，最终的结果还是企业的负担与日俱增。无疑它所制约的是企业的发展，影响的是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据悉，未来25年中国社会统筹基金的总缺口将达到1.8万亿元，年均717亿元。业内人士指出，日前财政每年都要为退休养老拔款三百多个亿，而如果职工提前退休则使财政、社保部门要掏钱为大量并没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养老，社保基金的缺口只会越来越大。例如，参加工作的年龄为20岁，如果工作到60岁，活到80岁，就是交了40年的养老保险，领取20年的养老金；如果40岁就提前退休了，则是交了20年的养老保险，领取40年的养老金。有关数据显示，按国家法定退休年龄，2001年每3.65名在职职工“养活”一个退休职工，到2050年则是1.87个在职职工供养一个退休职工。可见，在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从国外的情况看70年代到80年代中，流行于工业化国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提前退休，一些国家的政府把它视作解决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他的后果是养老保险压力越来越大，未来劳动力中的技术熟练水平也愈来越低。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以90年代以后各国政策的焦点都着意在尽可能长时间保持人们就业，提高退休年龄上下功夫。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在24个西方国家中规定65岁和67岁退休的国家占80%的比重。如丹麦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7岁。爱尔兰66岁，英国65岁，德国63岁，美国男女雇员的退休年龄现均为65岁，他们计划到2027年提高到67岁。在澳大利亚到2014年，退休年龄（包括女性）将统一到65岁，德国也将在2012到2029年把男女的退休年龄均提高到67岁。而随着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日本政府则决定在退休年龄上不设限制。事实证明，提高退休年龄的问题在西方已是达成了共识的一种客观存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西方国家在退休问题中所走过的弯路，我们绝不能再重蹈他们的覆辙，应该尽快将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问题纳入我国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中。
（责任编辑：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