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城乡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改变了农村文化单一同质的状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西方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共同发展局面，丰富了农村文化的内容，开启了农村文化格局“三国演义”的时代。
[关键词] 人口流动，农村文化
[作者简介] 匡立波（１９７９―），女，湖南文理学院思政理论教学科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农村文化建设；黄向阳（１９７１―），男，湖南文理学院思政理论教学科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文化建设。（湖南常德 ４１５０００）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课题“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押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双主体作用协调研究”(１０１１２５４Ｂ)
自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人口流动的闸门就逐渐打开了。从集体化时期城乡人口各自禁锢在“单位”或“土地”的藩篱中彼此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到现在城乡人口大规模、长时期、远距离地频繁穿梭往来于全国各地，我国人口流动状况已经蔚为大观，快速发展的中国已经成为了高速流动的中国。
从整体来看人口流动主要是农村流向城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０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０９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２．２９７８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１．４５３３亿人，流往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在逐年增加。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增长较快，１６－２５岁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４１．６％，２６－３０岁占２０％，４０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１６．１％。可见，青壮年农村劳动力成为了流动的主体。
另外人口从城市流向农村日渐增多。在新农村建设以后，农村各方面条件的改善吸引了大量的城市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去农村淘金。除了在农村经商以外，在农村建房或租房养老的城市退休人员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浮华，向往乡下的清新悠闲，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交通便利的农村颐养天年将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无论人口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还是从城市流向农村，他们在城乡之间往返，分别在不同的环境中积累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他们带着这些相互交织、互相杂糅的体验和经验回到农村要么短暂停留，要么长期发展，都不同程度的冲击了以往农村文化单一同质的状态，为新时代的农村文化注入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形成了农村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主导认同
目前，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农村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主要体现为农民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操作性的价值输送系统，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塑造和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以获得他们对输送者合法性的自愿认同。”共产党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在执政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农村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党、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稳定心理认同。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土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有效的配置了农村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增加了农民的双重收入，强化了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在农业方面，从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国家连续下达了５个农业“一号文件”，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连年丰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开启了以免除农业税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得到了农民的热烈拥护，随后的各项种粮补贴、家电下乡、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措施更是让农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让农民对党的认同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在非农业方面，破除了制度壁垒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占了大半壁江山，外出务工收入一直呈两位数增长，成了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宁夏省为例，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２０１０年全省农民工人均务工收入为１５７８９元，人均外出务工收入达１２３９０元，占务工总收入的７８％，可见因流动带来的外出务工收入对于农民增收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农业增收和务工收入的连年增长，农村面貌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多农民堂屋正中贴着毛泽东或邓小平的伟人画像，这是对他们对共产党政策高度认同的直观表达。
农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并不是因为农民觉悟高、通晓社会发展规律，而是因为农民的务实，农民长久以来在生存线上徘徊，“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有太多、太高的期望，因此及其看中眼前的既得利益。”目前，农民充分享受到了各项惠农措施带来的实惠，但是农民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还很模糊，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践行马克思主义还存在很多的疑问。因此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关键是如何在农民享受利益的同时，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可操作性，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理念、价值符号潜移默化的作用于农民的现实生活中，让农民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体现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的大繁荣、大发展。
二、现代西方文化强势发展
现代西方文化即是城市文化、工业文化和大众文化，它在农村的长驱直入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此时农民开始掀起了进城务工、经商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见识并开始融入了城市文化。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积累了相应的知识、技能、价值和规范，并内化为个人的品格和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再复制和强化，逐渐变成了既带着传统农业文明印记又深受工业文明熏陶和洗礼的“两栖人”，社会化的程度大大加深。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从传统的土地认同、宗族和血缘关联中游离出来，直接从学校走入城市社会，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深深的烙上了城市的烙印，是现代文化忠实的追随者和膜拜者。这些流动人员往返于城乡之间，是城市文化、工业文化的携带、传播者和推动者，于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现代文化依托川流不息的人流在农村一路狂飙突进，强劲发展，对农村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现代西方文化渗透到了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乡土社会是生产社会，生产决定消费，农民的消费观念是讲求朴素、实用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城市社会是消费社会，消费主导生产，甚至物品的消费先于物品的生产。当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之后，城市闪烁炫目的广告牌、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衣着光鲜的人群和快节奏的生活对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们渴望尽快洗去泥土的气息融入现代化的都市，逐渐改变自身的形象，模仿城市人的消费方式和行为方式，衣、食、住、行都向城里人靠拢，逐渐被现代文化所同化。这批最初离开乡土的人群是农村的精英，他们的行为模式对农村有巨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农村普及开来。比如，在居住方面农民的传统居住习惯改变了，仿照城市商品房的厅室结构来修建住房，由原来一味追求空间阔大到将房子进行细致的功能分区，由原来只注重外观气派到讲究室内设计装修，一切都在向城市标准看齐。住房的质量被当作衡量个人能力和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志，无论贫富与否，农民都热衷于盖新房，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此甚至不惜全家节衣缩食、四处举债，甚至生病也舍不得看医生，极具意味的是往往举债修建的房子使用率并不高，购买的洗衣机用来装稻谷，冰箱长期闲置只当摆设。农民的购买行为并非为了消费本身，而是为了在村里或更大的社区范围内通过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来保留或争夺社会资本，这说明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如此深刻，已经潜移默化的大范围地改变了农民的行为模式。
现代西方文化更深层次地改变了农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传统小农一辈子跳不出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思想上是保守不前的。流动的人口引出了一个开放的农村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全国各地，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以坚韧、勤劳迎接市场的大浪淘沙，逐渐变得勇敢自信，富于创新精神。他们的金钱意识激发出来，商品意识萌发，竞争意识加强，效率意识、纪律观念深化，文化水平和技能素质都在各种工作岗位的培训、学习和磨练中逐步提升，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不少农民工已经逐步实现转型，成长为新型的掌握先进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产业工人，还有少部分勇于开拓、具有冒险意识和投资意识的农民成长为中小工商企业老板，他们拥有成熟的管理知识和经济理念。在当今时代，农民的文化素质比之改革前不可同日而语，生存能力、竞争能力大大提升，由自给自足的“生存小农”转向与社会密不可分的“社会化小农”，经济能力和精神风貌都得到重大改观。同时现代文化也是一柄双刃剑，农民深受现代西方文化糟粕的影响，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意识增长，过分的逐利心理以及消费主义带来的巨大开支压力引发了农村中财富伦理的变异、孝道的淡化、人情的冷漠、性道德的模糊等诸多问题，纯朴的乡风民俗受到污染，道德观念滑坡变异，出现了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无公德个人”现象。无论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现代文化都全方位改造了农村，让广大农民在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和浸淫中无法自拔。
三、传统文化逐渐回归
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发展之下，传统文化一度处于衰微的弱势地位，但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传统文化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对农村的传统文化来说，城乡人口流动是其快速发展的加速器。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城市里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服饰景观等物态文化产生了厌倦心理，农村的怡情养性的山清水秀、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等由于强烈的异质性深深吸引了人们的目光，由此出现了城里人乡村生活体验和乡村生态旅游的热潮。从更深层次的心理角度来说，快节奏的紧张生活让城里人内心迷失，心理上陷入了焦虑、困惑之中，他们需要舒缓压力，回归自我，“寻根”意识使他们不断地去追寻传统，在传统之中找寻文化的自我，这种找寻在城市文明之中无法完成，无论是基于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基于对生态文化的尊重，城市居民都只有在走向农村的过程中才能完成，也正是这种找寻，那种保留了文化和自然原生态的农村地区成为了城镇居民心中的理想之地，体验农家生活、体验传统文化正是城市居民走向农村的重要内驱力，由此激发了农村居民保护、传承传统文化资源的积极性，驱动了乡土文化、民族文化、自然原生态文化等传统文化的发展。
农村传统文化发展迅速的有民俗文化、宗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从民俗文化上说，城乡人口对民间文艺和民俗景观的消费需求大大刺激了其发展。以端午、中秋、重阳、春节等传统节日为载体，各种民俗庆典、民间工艺纷纷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现在我国已有４００多个地方被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间特色艺术之乡”，很多地方推出了极具特色的民间艺术项目，有剪纸、绘画、陶瓷、泥塑、编织等民间工艺项目，戏曲、花灯、龙舟、舞狮舞龙等民间表演项目，古镇游、生态游、农家乐等民俗旅游项目等等，吸引了大量城乡人的眼光。从宗族文化上说，从八十年代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微观经营主体得以重构，在沿海、江南、江淮、华南地区就出现了宗族复兴的现象，重修家谱、重建祠堂、修缮祖坟、重定族规族约、共同祭祖等活动纷纷兴起。福建、江西等地宗族传统强大，宗族活动较多，很多海外人士也纷纷回来认祖归宗。从宗教文化上说，中国农民虽然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但筹资修建庙宇、赶庙会、求神拜佛、看风水等宗教活动的热情很高，在有些地区几乎家家都有神龛，逢年过节香烟缭绕，爆竹声声，所有红白喜事都遵循宗教仪式，每逢疾病、灾祸或人生重大事件时必去寺庙烧香求签许愿。有的地方还有集体宗教祭祀活动，如南岳衡山集体朝拜南岳大帝，五台山中秋组织祈福，活动期间人流摩肩接踵，叩头诵经之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紧张、焦虑、无助情绪需要借助神灵信仰得到缓解和慰藉，宗教这种人类最古老的信仰形式在新的时代找到了繁衍生息的沃土。
传统文化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丰富了农村文化供给，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加强了农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加快了中华民族“软实力”的发展，同时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如宗族组织增强了人的情感归宿和精神满足感，对家族间的相互协作、守望相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强大的宗族势力有碍于现代民主政治，不同程度的控制村民自治。宗教文化的发展舒缓了农民的心理张力，但宗教信仰容易流入封建迷信的泥沼，疾病时不去求医问药而一味求神拜佛，甚至某些地下宗教、邪教势力乘机在农村快速扩张。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心灵之根，民族之魂，它必将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不断壮大，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的提炼、创新、发展将是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西方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共同发展形成了农村文化格局中的“三国演义”，城乡人口的流动既加快了让西方文化的发展，又复兴了传统文化，推动了文化的竞争，开启了一个三元文化时代。在这场文化博弈角逐之中，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认同上尽占优势，现代西方文化必将长期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目前处于弱势，但上升势头迅猛，三元文化格局将长期存在于农村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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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欧阳小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