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1-0175-03 摘要：贵州是一个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大省。根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应努力打造红色文化品牌，为繁荣贵州多元文化作出贡献。其中，王若飞烈士作为从贵州走出去的革命家、政治家、活动家，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深入开发这一红色文化资源，努力将王若飞的革命事迹打造成贵州红色文化的知名品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对此，本课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关键词：王若飞；红色文化；开发利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此，应“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用好红色旅游资源，使之成为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课堂。”[1]贵州作为红色旅游资源大省，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应努力打造红色品牌，以进一步推动贵州多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对此，笔者拟以王若飞的主要革命事迹及其开发利用为例，谈谈如何深入打造王若飞这极具代表性的贵州红色文化资源。
一、王若飞烈士的主要革命事迹
王若飞是从贵州走出去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著名革命家、政治家、活动家。在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五十年的生涯中，经历了传统文化教育、出国留学教育、为党革命与工作的历程，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不仅是贵州人民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的骄傲。他的革命事迹已成为贵州乃至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讲，王若飞的革命事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早年的革命事迹。
王若飞早年的革命事迹主要从国外与国内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1）在国外：留学日本期间，王若飞已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阅读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刊。留学法国期间，王若飞时常与国内其他留学生如蔡和森等人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同时主张“要走苏俄工人阶级的道路”。1921年底，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等在法国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参加了在法国巴黎西郊布伦森林里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此后，参与了革命刊物《少年》的编辑工作。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王若飞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积极参加旅欧总支部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党在海外革命工作的开展。正如杨植霖所言：“在若飞等同志的辛勤工作中，使党在巴黎附近工业区所领导的华工组织，大大地发展了。在这里，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干部。”[2]1923年，王若飞到达苏联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与中国革命问题。
（2）在国内：1925年4月，王若飞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在其发表的《今年五一的苏联》一文中，再次强调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性，认为，苏联工人阶级所走的道路，是“全世界工人得到解放应走之路”。五卅运动期间，王若飞通过发布文章、召开会议的方式，积极声援五卅运动。1925年夏，中共中央为加强河南、陕西地区的革命工作，任命王若飞为中央特派员，指导豫陕区委工作。9月1日，豫陕区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在河南开封创刊。萧楚女任主编。该刊的内容以刊载政论文章、时事评论为主。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鼓动人民进行反军阀战争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王若飞以《中州评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关于时政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在现时内忧外患交迫之下河南国民军应取的政策》、《为民众自由而奋斗的国民军不应有妨碍民众自由的举动》、《反奉战争的性质》、《异哉警察厅之所谓赤化》、《未来的吴佩孚》、《战争前途的预言》、《胜利的国民军将怎样做》等。这些文章的发表，宣传了党的基本政策，驳斥了有关当局对我党宣传的诬蔑，对指导河南的革命工作，推动国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起重要作用。正是由于王若飞的出色工作，1925年10月，在豫陕区党委会议上，王若飞被任命为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2月，被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革命事迹。
1927年4月27日至5月中旬，王若飞在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大会总务工作。1927年6月以后，王若飞受中央派遣回到上海，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农委书记。“八七”会议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开始组织江苏省秋收暴动。11月9日，参与无锡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经验不足，起义失败。1928年春，王若飞继续深入江苏农村，参与组织如皋、泰兴农民举行的“五一”暴动。
在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的同时，王若飞还根据中央指示，与其他人员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利用《布尔塞维克》宣传党的主张，介绍各地革命斗争的情况，总结革命的经验与教训。
1928年6月，王若飞参加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王若飞留在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9月初，王若飞回国。归国途中，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西北地区的革命工作。在内蒙古，王若飞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明确指出：“要想在内蒙古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为此，就必须做好民族工作，必须在蒙汉群众中间，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团结互助，在地方的民族部队中，开展党的工作。”[3]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王若飞深入农村地头，宣传党的政策，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同时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发动蒙古地方民众加入到武装斗争的队伍中来。
就在王若飞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引起了国民党蒙古地方当局的注意。1931年10月21日，被包头警方逮捕，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第一模范监狱。1936年夏被转为山西太原陆军监狱。
在狱中，王若飞一方面联合监内狱友同监狱当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另一方面还积极学习，撰写文章，加强同监狱外界的联系。他常对狱友们说：“西方的革命先辈，把监狱当学校，在狱里做了很多事，我们也不能辜负这段时间。”[4]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狱中，他先后写了《周易批注》、《王阳明学说批判》等文章。同时给当时的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写信，提出中国应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申述自己对战争的策略思想，要求傅作义给予参战的机会。
（三）抗战时期的主要革命事迹。
1937年4月，在党组织的营救下，王若飞被无条件释放。全面抗战爆发后，王若飞到达延安。从此，他积极投身到抗战的伟大事业之中。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部长、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在担任党与军队中重要领导职务的同时，王若飞还发表了大量关于时局的文章，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推动党领导的抗战事业的大发展。主要有：
（1）1937年10月30日在《解放》第1卷第21期上发表《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
（2）1937年9月，延安陕北公学开学时发表《欢迎全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识》的讲话。
（3）1938年2月1日，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机关刊物《团结》创刊号上发表《今天如何实现满汉联合抗日》。
（4）1938年2月15日，在《团结》第1卷第2期上发表《加紧整理自卫军工作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
（5）1938年3月9日，在《团结》第1卷3、4期上发表《为坚决保卫边区而抗战到底》。
（6）1938年4月20日，在《解放》第35期上发表《我们怎样保卫陕甘宁边区》。
（7）1938年5月25日，在《团结》第1卷第6期上发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保卫延安》。
（8）1938年6月23日，在《团结》第1卷第7期上发表《如何巩固接近抗日前线的延川》、《迎接伟大的抗战周年纪念及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
（9）1938年10月28日，在《团结》第1卷第10期上发表《边区各地在召开边区会议运动上应做的工作》。
（10）1939年2月16日，在《新中华报》上发表《敌后抗战的团结问题》。
（11）1939年3月15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3期上发表《巩固抗日军队间互相团结的工作》。
（12）1940年1月25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坚持华北抗战中之“人民武装自卫队”》。
（13）1940年2月，在《共产党人》第4期上发表《准备根据地变为游击区的武装斗争》。
（14）1940年4月25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4期上发表《华北游击队与民众游击战争发展的经验》。
（15）1940年12月25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上发表《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
（16）1941年7月1日，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7）1942年6月27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
（18）1942年7月7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我们怎样在敌后根据地建设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19）1943年12月20日至21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四）抗战胜利前后主要革命事迹。
抗战胜利前后，王若飞的革命事迹主要表现在积极参与国共两党所进行的谈判事务之中。
早在1943年9月上旬，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国民党“一贯之主张与期望，不断之奋斗与牺牲，唯在建立民国，实施宪政。……现阶段革命之任务，自当集中力量击溃日寇，以扫除建国最大之障碍，完成本党历史的使命。故此次抗战，其目的不仅在求战争之胜利，尤在求和平之胜利，而和平基础之永固，端赖民主体制之建立。用是于抗战之中扶植民权，扩张民权，力求民主政治之建设，宪政基础之奠定。”[5]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明确表示：愿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1944年5月4日，王若飞协助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重开谈判。5月16日，林伯渠在国共双方谈判记录上签字，但国民党代表拒绝签字。5月17日，王若飞随林伯渠同王世杰、张治中同机飞往重庆继续谈判。但由于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谈判没有结果。同年夏，党中央根据政治形势和国共关系的变化，决定改中共南方局为重庆工作委员会，书记为董必武，王若飞协助工作。同年11月，董必武回延安后，王若飞主持工作，任书记。
在重庆的一年当中，王若飞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工作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抗战胜利后的两党谈判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在他看来：抗战结束后，“国共谈判可能重新开始，但蒋介石不会放弃独裁，不会给人民民主的权力。”因此，“要发展民主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孤立蒋介石。同时要发展解放区的力量，作为谈判的坚强后盾。”[6]
果如其所料，1945年8月28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由延安飞往重庆重开谈判。此次国共两党谈判期间，王若飞承担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他不仅参与了谈判活动，而且还协调处理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之间人员的往来、宴会活动、新闻发布活动、会谈纪要的签字活动等。毛泽东10月11日由重庆返回延安时，王若飞全程陪同。第二天，王若飞又不辞辛劳，与张治中同机返回重庆同国民党继续会谈相关问题。此次会谈一直延续到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的《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与此同时，王若飞相继出席了国民党召开的政协一至十次会议。政协会议闭幕后，王若飞于2月11日同董必武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政协会议的情况。之后于2月13日又返回重庆，继续商谈有关事项。但因国民党对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破坏，致使王若飞自始参与的国共两党的谈判活动无果而终。
二、王若飞烈士革命事迹的开发利用现状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人们对王若飞的革命事迹知之甚少。因此，在对其革命事迹进行开发利用方面明显滞后。就物质层面而言，在贵州，保留有安顺的王若飞故居、贵阳的达德书院。在山西兴县，建有“四八”烈士纪念馆。就精神层面来讲，王若飞的革命事迹更多地是保留在其从事革命活动所在地的相关的革命历史档案材料之中。开发与利用的力度相对偏弱。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文物意识的加强，对革命先烈革命事迹的认识不断深化，加之学术研究的空前繁荣，因此，对王若飞革命事迹的开发与利用相应得到加强。这主要表现在：
1．物质层面：在贵州，安顺王若飞故居得到进一步的修缮、王若飞故居纪念馆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完善；贵阳达德书院得到进一步的修葺与综合开发。在山西，“四八”烈士纪念馆被列为山西省“十一五”重点开发项目，获得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大力。
2．精神层面：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王若飞革命事迹的论文、回忆录、专著得到发表与出版。
其中，论文与回忆录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王若飞和陈独秀关系初探》、《王若飞与陈独秀关系再探》、《王若飞烈士生平简介》、《王若飞品格论》、《学习王若飞同志，做真正的共产党人》、《王若飞与如泰五一农民暴动》、《王若飞与阎锡山的特殊交往》、《王若飞的铁窗生涯》、《回忆我与若飞的同志情谊》、《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王若飞被捕前后》、《关于王若飞的若干史实问题》、《王若飞在重庆谈判中的作用》、《王若飞生平年表》、《抗战胜利后王若飞在争取和平民主中的贡献》、《统战部长王若飞的几篇重要文章》等。
在专著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中共安顺地委、安顺市委主编的《王若飞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贾兴安编著的《王若飞的故事》，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杨植霖、乔明甫、薄一波著《王若飞在狱中》，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马连儒、袁钟秀著《王若飞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三、努力将王若飞烈士的革命事迹打造成贵州知名的红色文化品牌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王若飞烈士革命事迹，无论是在物质层面亦或精神层面，在开发与利用方面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仅仅满足于已有的成效，笔者认为，远未达到应有的要求。根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应努力将王若飞烈士的革命事迹打造成贵州知名的红色文化品牌，为繁荣贵州多元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对此，笔者拟提出以下各方面的举措：
1．精心打造、重新编辑出版《王若飞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文集》是烈士主要思想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学习烈士精神，传播烈士精神，利用烈士精神，首先必须以烈士的思想主张为基础与前提。王若飞作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名重要参与者、决策者，其为我国民主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付出了毕生心血直至生命。在这一过程中，烈士所提出的系列思想与主张，我们只有通过深入学习其《文集》，才能体认到烈士思想的精髓，自觉地将其思想与主张转化为为党的事业努力拼搏与奋斗的不竭动力。
2．集中编辑出版《王若飞烈士革命事迹回忆录》。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烈士革命事迹回忆方面的成果与材料，但过于分散与零乱。对此，笔者认为，应对已有的成果集中进行精心编辑，重新出版专题性的烈士革命事迹回忆录。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烈士革命事迹资政育人的作用，发挥烈士革命事迹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3．进一步充实、更新王若飞革命烈士纪念馆现有展品。安顺现有王若飞烈士纪念馆建成之后，其社会教育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实际上仍有进一步充实、更新的必要与可能。那么，怎样充实与更新呢？这需要地方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烈士先进事迹陈列的范围。其中包括与烈士有关的材料与研究成果等，都可列为布展的内容。甚至还可以利用现代声、光、电手段来增强烈士纪念馆的观赏性、趣味性、教育性。
4．组织成立全国性的烈士思想研究会。要将烈士事迹打造成贵州知名的红色文化品牌，重中之重应从思想文化入手。然而，思想文化本身有其静态的一面。要扩大其宣传效应与影响效应，还得有人去宣传、去讲解、去研究。为此，应充分发挥全国党史界、史学界、高校及各社科研究机构的作用，组织成立全国性的王若飞烈士思想研究会，让更多的人来承担宣传、讲解、研究烈士革命思想与革命事迹的重任。
5．定期召开富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当今社会，组织具有一定规模的理论研讨会，已成为扩大宣传与影响的重要方式。定期召开富有重大影响的有关王若飞烈士的学术研讨会，同样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学术研讨方式，让大家在共同的主题下交流学习心得，提升思想认识，深化对烈士革命思想与事迹的研究。
6．开发建设与烈士革命事迹有关的旅游产品及基础设施。要发展贵州红色旅游文化，必须尽力开发建设与贵州红色文化有关的旅游产品及基础设施。具体到王若飞烈士旅游产品与基础设施的开发与建设上，笔者主张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
（1）编辑出版与烈士有关的红色书籍、红色光盘。譬如：故事丛书、烈士年谱、烈士思想研究论文集、烈士小说、烈士事迹宣传光盘等。
（2）拍摄与烈士有关的广播剧、电影电视剧，增强烈士形象的生动、趣味性，吸引力与感染力。
（3）建设与烈士红色品牌有关的文化广场。广场可以为相关演出提供平台。而在广场周边则可建设一些供游客休闲、娱乐、用餐的相关场所。
（4）开发生产与烈士红色品牌有关的小型产品。如：烈士像章、烈士手迹等，都可作为相关产品的主题进行开发生产。
7．将烈士纪念馆、故居建设成为对领导干部、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要将烈士纪念馆、故居建成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必须明确二个主题：一是烈士的精神内涵，一是烈士事迹的当代价值。只有在明确这两个主题的基础上，教育才能达到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王若飞烈士作为贵州走出去的革命家、政治家、活动家，其主要革命事迹从红色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我们将其打造成贵州红色文化的知名品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只要我们高度重视，齐心协力，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力做贵州红色文化建设的有心人，相信我们能够打造出系列贵州红色文化品牌，为繁荣贵州多元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2]杨植霖、乔明甫、薄一波著：《王若飞在狱中》，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9页.
[3]杨植霖、乔明甫、薄一波著：《王若飞在狱中》，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页.
[4]杨植霖、乔明甫、薄一波著：《王若飞在狱中》，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115页.
[5]参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50页.
[6] 参见马连儒、袁钟秀著：《王若飞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作者简介：周术槐，汉族 湖南耒阳，贵阳学院政教系主任、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