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于1936年12月12 日凌晨发动兵谏，扣押了在西安的蒋介石等军政大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发表 “声明”和“通电”，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在发表这些声明的同时，个别势力派采用观望立场、左右摇摆不定。为什么他们会持这样的态度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既定国策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产生了“抗战”的思想。1929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持续的时间长、波及范围广，是破坏性巨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于1936年波及到了日本，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影响很大。面临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政府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实现吞并中国，称霸亚洲的既定国策，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行占据了我国东北地区广大领土，接着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占领上海，1935年又扩大侵略向华北发动了新的攻势。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于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于是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抗日要求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阎锡山曾是个以亲日著称的地方大军阀，自1936年5月以来，日本唆使伪蒙军在绥东频频挑起军事摩擦，开始同阎锡山的晋绥军发生正面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如果继续对日妥协，将不仅不能保证晋绥的安全和既得利益，而且在全国人民面前将背上“汉奸”的骂名，为千夫所指，身败名裂，为历史潮流所淘汰。而如果此时扛起抗日大旗，则可在国人心中树立形象，甚至赢得“民族英雄”的美称，流芳百代。均衡利弊，作为精明政治家的阎锡选择了“守土抗战”的道路。
与阎锡山同为地方实力派的李宗仁、白崇禧看到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一步步加深，民族危机一天天严重，强烈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组织抗战，并提出了的著名的“焦土抗战论”。这个理论作为两广发动抗日的先声和旗帜，在国内得到迅速的传播。国民党西北军的宋哲元原系冯玉祥的部将，抗日情绪一向很高，曾组织“大刀队”在长城保卫战中大败日军。在“华北事变”后，“为国家计，为地方计”“挺身而出”，以力挽狂澜的精神率所部29军主动进入华北，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的坚决的抵制，稳定了华北的局势。他们都成为国民党营垒中坚决的对日主战派，他们都通过自己的言行表达了自己的抗日要求。
其次，“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加深了蒋介石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于1927年4月18日建立南京政府后，就为蒋家王朝统一中国而挖空心思。他以裁减、遣散军队为名，同各地地方实力派明争暗斗，终于导致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在斗争中蒋介石利用反蒋各派之间的矛盾，使用金钱收买、分化瓦解的政治策略，打败了所有同他对抗的对手，在整个国民党军阀势力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各地方实力派由于失去了与蒋介石决一胜负的实力，只得对蒋表示臣服，但他们与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一直推行不抵抗政策，并在《上海停战协定》签定后，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正式宣布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为国民党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各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直都持不支持的态度。因为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连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资产阶级及社会各界人士都先后发表宣言、通电，要求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这个时候，如果地方实力派围剿“积极抗日”的红军，他们就会在全国人民面前输理，成为全国人民的众矢之的。另外，各地方军阀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如阎锡山的精锐部队独立第二旅周原建部在中阳关上镇阻击红军，被红军全部歼灭。桂系军队也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损兵折将，刘湘的川军也同样遭受厄运。在各地方实力派军队削弱的同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却逐渐的将势力渗透到了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治区内。自身势力的削弱，中央军势力的渗透―这个严峻的事实使各地方实力派逐渐认识到蒋介石的目的是借地方实力派的力量来围剿红军，使他们两败俱伤，最后由他来坐收渔翁之利―统一全国，达到其“一箭双雕”目的。
识破了蒋介石的“剿共阴谋”之后，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情绪高涨。他们改变对红军的围剿政策，开始与红军接触，开始逐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同时各地方实力派之间还互相联合，积极酝酿新的“反蒋”运动，“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爆发的。
最后，军阀的阶级本质使得个别军阀不敢公然支持张、杨的行动，而在实际上玩起了两面手腕。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军阀割据势力是分散的封建自然经济及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是极其腐朽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平时在对待革命人民的时候，总是与蒋介石相勾结。但是在涉及本身利益时，总是以满足自身利益和地方集团私利的需要为前提的。面临重大抉择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是否有利于个人以及小集团势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地盘，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当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扣押，个别军阀如阎锡山、刘湘、韩复榘等，不敢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利，他们都在窥测事情动向，以调整政治筹码。他们都是狡猾的，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斗争结局尚不清楚，究竟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他们生怕公开支持一方，而得罪另一方，将来对自己不利。于是，他们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小心揣摩局势变化，谨慎行事，在张杨与蒋介石之间走钢丝。他们采用两种不同的手段，在表面上，公开支持蒋介石，暗地里又向张学良和杨虎城表示友好，其目的是要在“平衡”之中，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地位。
参考文献：
[1]蒋顺兴,李良玉.山西王阎锡山[M]
[2]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M]
[3]何柱国.西安事变亲历记[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