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在已有的工人阶级意识研究中存在三种不同路径：集体主义方法论视角、个体主义方法论视角和文化转向视角。这三种研究视角的基础都是生产。而消费社会的出现对工人阶级意识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笔者试图将三种视角加以综合，以文化转向的视角为主要的方法论，把消费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和个体主义对阶级意识的表达考虑进来进行研究。这样既避免了文化视角中相对主义的缺陷，又能更好地兼顾社会结构的客观因素的制约、阶级的主观表达以及工人的日常活动，是一个更加可取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阶级意识 工人阶级 方法论 消费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159-08
阶级意识不仅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争论的中心，在社会学领域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有学者从新中产阶级说、新身份说和社会福利说出发，认为阶级意识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状况，因为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进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价值和思想方式逐渐遗失在现代化的大潮中。一些社会冲突取向的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缺少了旨在改变基本的社会关系和普遍存在的“虚假意识”的激进的工人运动，这个概念的研究在现代已经失效了。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在后发展国家中，资本的逻辑依然盛行，阶级意识仍然适用现代社会，并因此呼吁回到“阶级”、回到“生产”。由于对阶级现存的社会情境和阶级意识的研究存在争议，当我们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研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时，需要重新厘清阶级意识的概念和研究过程，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一、“结构一个人”二元论下的阶级意识研究路径
(一)结构制约下阶级意识的集体主义视角
阶级意识的研究始于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里显示出客观结构和主观行为之间的唯物史观的关联性。当这种方法论在《哲学的贫困》中被用在了阶级分析上，马克思区分了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两种形态，前者是指处于客观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反应，后者不仅指涉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指主观上意识到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积极的进行身份认同并付诸实践以实现阶级的历史使命。这种转变的过程也就是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并非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发产生的，而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工人阶级会自发的反对资本家，在斗争中逐渐的联合起来形成自为阶级的现象。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是一种“斗争中的”“联合起来的”“自我构成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阶级定义，更不用说阶级意识了。这样就为日后学术界的争议埋下了伏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的阶级意识的理论与阶级行动、政治动员、组织能力、阶级内部的凝聚力，以及其他阶级的关系都有密切的关系。可见，在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的话语体系中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具体的社会情境，决定了阶级成员的策略行动和性情倾向。其二是社会成员主观上积极的选择性行为。但后来的阶级意识研究往往倾向于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或者试图弥合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强调阶级意识客观方面的集体主义方法论视角，强调阶级意识主观能动性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视角，试图弥合阶级意识主、客观断裂的文化取向的视角。
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只能是一种针对客观社会结构的群体现象而非个体现象，“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阶级意识因而是阶级整体的属性，而不是构成阶级成员的个体属性。卢卡奇还认为，群体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只有当群体意识参与到社会历史的进程，“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的时候，阶级意识才算真正形成。可见阶级意识是在生产过程中被赋予的集体表象的过程，至于这种过程是怎样实现的，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列宁的“阶级灌输论”认为，阶级意识对于政治斗争实践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行动觉悟。这种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而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的出现，形成了把统治与说服和支配与认同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霸权”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要形成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在各种市民团体中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有在这些地方取得胜利，才能更好的启迪无产阶级意识。这种学说被称为“阶级启蒙说”。
在这里，工人阶级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斗争的意识，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形成了身份的认同和对未来社会状况的设想。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的马尔库塞认为，在面对资产阶级文化工业的统治和压抑下，无产阶级由于顺从和麻木，成了“单向度的人”。法兰克福学派抬起了批判的方法，要打破“幻想的锁链”所遮蔽的剥削与统治的现实。他们主要从文化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性、欺诈性。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工业化、系统化、商品化的特点，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所谓意识形态不仅是关于思想观念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实践的政治力量，可以生成幻象和神秘，把资产阶级的统治看成是顺乎天应乎人的结果。这样更需要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建立在对社会现实批判的基础上，达到整个无产阶级意识的大爆发。
阶级意识的集体主义方法论并非一枝独秀地绽放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方法论在哲学层面或者形而上学层面对阶级意识进行思考和批判，并直接导致“结构一意识一行动”(SCA)模式的形成。当我们转向实践层面、个人层面的时候，阶级意识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二)阶级意识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视角
1 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历史前提和内涵
这种方法论认为，阶级意识是阶级成员的个人属性，宏观阶级意识现象可以还原为微观的个体现象，社会的客观结构和条件并不能直接导致阶级意识的形成和阶级行动的出现。这种方法论倾向于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成员阶级意识的现状并预测未来。20世纪40～60年代，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学者们沿着马克思传统的“斗争的阶级意识”、“工会与工人运动的阶级意识”的思路，将阶级意识分为三个方面：(1)居于相同地位的工人具有强烈的意识和共同利益；(2)在明确的利益基础上与其它阶级进行斗争；(3)通过阶级斗争达到未来社会的状态。Goldthorpe和DavidLockwood在这种定义基础上研究了二战后英国工 人阶级的意识。然而研究结果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据他们调查显示：工人对工会表现出工具主义的态度。工人尽管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并继续支持他们的劳工党和工会，但是对这些行动的意义的理解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劳工党和工会等组织被视为一种达到更高生活水平和增加闲暇时间的工具，并不是传统马克思意义上的培育激进的阶级意识和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场所。
吉登斯特别区分了“阶级革命的意识”和“阶级冲突的意识”，前者仅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才会出现，后者指的是一种工人对管理人员持久对立的态度和情感。我们通常所指的阶级意识指的是后者。吉登斯认为阶级意识包括对其他阶级的认知、对自身阶级身份的感知、对自身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利益对立的认识三个层面。这样就为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定量研究指明了方向。也有研究者通过研究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钢铁工人、纺织工人、服务人员)，以及增加收入、地位、种族、文化等控制变量进行阶级意识的探讨。
2 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具体研究方法
个体主义方法论视角的具体研究方法有多种取向，有学者从心理学和个人之间的互动形式来探讨阶级意识的形成与特点。比如埃尔斯特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阶级意识的理论，并将其定义为在实现阶级利益时克服搭便车问题的能力；马歇尔则从社会成员的竞争、合作与冲突的现象谈论社会成员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的问题。在这些研究中主要采用了量化研究的方法。
个体主义方法论在调查研究中运用的代表人物是赖特，虽然他承认阶级意识是“众所周知的难以测量”，但是这种定量的方法能够测量出阶级意识中比较稳定的部分，如：态度、阶级斗争等。赖特反对没有经验研究的阶级意识的探讨，他用量化研究方法做了大量阶级意识的经验研究。Rhonda Zingraft和Michael D.Schulman用量化研究方法发展了这个学说，他们在用这种方法探讨纺织工人的阶级意识时，把阶级意识限定在阶级冲突的范围内，从收入、工会组织、种族和工作现状四个方面进行阶级意识的测量，并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四个方面：(1)阶级认同：工人把自己置于工人阶级的地位并与资产阶级相对立；(2)阶级表达：包括个人用阶级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生活，解释贫富差异的问题；(3)阶级行动：在阶级利益的基础上通过集体行动达到特定的目标(这里假定阶级成员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经常采用这种手段)；(4)阶级意识的平等主义：包括在工作场所中坚持工人的控制地位，倾向于经济的再分配和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无独有偶，有学者在研究工人阶级白领的阶级意识时也将其概念化为四个方面来测量不同地位的工人阶级群体的阶级意识的水平和表现：(1)阶级认同：工人阶级身份的归属感；(2)阶级敌对：与管理者的利益对立；(3)支持工人自我管理；(4)战斗性：愿意利用“罢工”这个工人阶级的传统武器。
研究阶级意识的定量方法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招致了很大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重新考虑社会的客观结构和社会情境，把阶级成员视为行动者，这样就把阶级意识视为一个过程，一个工人阶级与社会情境互动的过程。马克思所讲的完全成熟的阶级意识是很少见的，由于阶级内部的不稳定性，即使存在阶级意识也不会持续很久。我们应该把阶级意识视为正在形成中的过程。
(三)阶级意识研究的文化转向
1 文化转向的方法论兴起
阶级意识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视角并不是前后继承的关系，而是研究阶级意识的两条不同的路径。特别是后者，随着社会调查技术逐渐占据了主流，他们将客观的社会结构视作社会的背景不予讨论，用量化的方式来研究社会成员的态度、情感，难免会被批评为“阶级意识被视为静止的、个人的现象，把阶级意识从社会行动和阶级实践的环境中抽离出来”。在研究阶级意识中，调查研究的方法暗含一些有争议的假设。Marshall把对其的批判总结为：调查研究把孤立的个人回答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得到的资料具有个人主义的偏见；调查研究倾向于记录固定的、静止的实体，主体间的意义被忽略；调查研究倾向于把阶级意识视为存在于个体意识中的现象，被视为意识的表达；假定大多数所需的态度、概念或信念都能通过话语和文字表达得到认识；脱离了阶级实践和社会关系赋予其意义。
定量研究的这些缺陷，研究者至今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或者说这些是定量研究方法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是无法克服的难题。有些学者既不愿意放弃阶级成员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也不愿意放弃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属性，试图把这两个方法论结合起来，就逐渐形成了文化转向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去研究什么是阶级意识，或者说不把阶级意识视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而是通过历史的、种族的和参与式观察的技术将阶级意识视为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变化、流动的概念。
2 “文化体验”、“生活体验”、“生产体验”的阶级意识观
汤普森特别批评了分层的研究和马克思的决定论，通过将阶级概念化为历史的活动和关系的过程，将阶级意识定义为阶级实践的文化表达。汤普森展示了工人阶级的自我的活动如何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文化，他的分析主题是“文化”，包括研究各种表达方式的象征(仪式实践、风俗的变迁、随着新的团体出现对传统模式的改变和挪用)。这样就扩大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实践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在工作中探讨阶级意识的形成，其范围扩展至：阶级的闲暇活动、家庭仪式、社区生活、社会俱乐部、互济会和工会等。
在阶级意识研究中，这种对“阶级体验”的强调，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青睐。最近，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历史学家强调基于“阶级体验”的语言在阶级意识形成中的决定性地位。Steinberg认为具有冲突性的话语和意义在塑造阶级意识的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对19世纪英国的编织工和纺织工的历史学分析认为，不同群体间冲突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流行话语”，并且他认为阶级意识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中，在资产阶级主导韵话语体系的框架下建构起来的，是工人阶级运用、挪用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而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语言)，并把自身的意义置于其中的过程。所以阶级意识是语言实践和意义建构的结果。在David Wellman描写的旧金山的码头工人政治文化中，也把语言看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分析了码头工人的话语、码头的工作语言的实践，并且分析了工人用来感知和维持日常管理以及表达他们工作中尊严的日常语言，David Wellman认为正是这种工人的基本日常实践为具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文化奠定了基础，从而催生了阶级意识。
同时，布洛维指出阶级意识不是简单的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阶级意识是在工人再生产的体验中，在生产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政体”下形成的。布洛维的构想是在一些工厂的经历中发展出来的。起初在芝加哥的机械厂做参与式观察研究，期间布洛 维发现工人进行的工作竞赛活动减少了他们的无聊感，并产生了“制造同意”从而为资产阶级的目标服务，这样就模糊了在工作场所的剥削的本质。当工人的不满出现时，工厂内部的机构将疏导这些不满并使他们个人化，而不是产生集体性的反应或集体的意识。布洛维认为“生产政体”是构造阶级意识的关键要素，它使得阶级意识不再以暴力的集体行动表现出来，而是在迎合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前提下以个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布洛维把阶级意识建立在工作的组织形式和日常管理(生产政体)中，建立在“生产过程中的日常体验中”。
二、消费语境下工人阶级意识研究
(一)消费社会的兴起
上述三种阶级意识的视角一个共同特点是围绕着“生产”为中心进行研究。然而生产并非人类活动的唯一向度，生产也不是决定阶级意识的唯一变量。有学者认为消费、甚至是奢侈是一种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从原始人的“夸富宴机制”到中世纪贵族的消费特权和捐赠行为，这些现象都建立在神圣一世俗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并且是少数人的权利。在朝圣般的观念指引下，世俗的奢侈能成就个人永恒的存在。在此过程中孕育了艺术、科学等文明的萌芽。到18世纪，中产阶级的壮大、社会生产的扩张，消费的权利逐渐向社会扩展，神圣的观念逐渐消失。人们的消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追求世俗的快乐和享受。奢侈成了社会群体进行认同、攀比、感情的满足和宣泄的重要途径。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奢侈品的全球化和面向大众的品牌战略兴起，奢侈已成为每个人的权利，一个大众行为。
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工人阶级斗争的升级使学者们开始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米勒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教会了人们如何更有效率的生产，却没有教会人们怎么消费。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样资产阶级不仅把生产者看成劳动力还看成消费力，并通过媒体、日常活动等形式构建一个与生产系统遥相呼应的完美消费系统。消费就变成一种制度、一种统治策略，一种为了使自己的社会体系不致在危机中毁灭或者明证自己合法性的治理术。这样对国家的治理、对人民的控制并非建立在福柯“全景监狱”的方式上，而是一种温和的、自觉服从的方式。同时，工人似乎对消费过程比生产过程更加有兴趣。生产的推进也把消费的方式推进现代，消费引导着生产，消费社会的形态也悄然产生。这就为我们研究阶级意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可取的路径。
(二)消费研究的历程
学术界对消费的研究一开始就带有道德贬低的态度，认为消费是对文化的腐蚀。特别是受到以生产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和以文化批判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消费被视为“痛苦中的安乐”、工人阶级的麻醉剂。甚至在1950到1970年代中所发表的文献中，除了一些商业取向的文章和一些在经济学中的抽象模型之外，几乎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中都没有对消费的研究。在生产和劳工研究的领域，更是如此。随着的消费社会的兴起，研究者改变了这种取向。
19世纪70年代末期对消费的研究开始兴起。有的研究以符号学分析为基础，把客观物体的结构视作符号象征，由于符号承载了广告商和消费者赋予的意义，客观的物体才把人与人之间以及他们生活的各方面区分开来。正是符号的这些意义把男性与女性、工作与休闲、年轻人、成年人与老年人区分开。同样，他们也能把不同的场合区分开。这种研究取向明显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
鲍德里亚以符号学的分析为清晰的主线，用结构主义的视角重读马克思，导向了宿命论，认为消费是一个不指涉物质性的符码自我运行体系，这个体系在运行中产生了差异化。消费是一种符号意义的系统，是物的有用性升华到符号系统差异性的结构。正如他说“要想成为消费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这样被消费的就不是物的物质性，而是物的差异性和区分性。这里他把物的使用价值上升为物的符号价值，同时也隐含了深刻的社会结构。物的符号价值才是其根本性的，而物的使用价值仅仅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保证。鲍德里亚认为“人们从来不消费物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集团来摆脱本团体”。由于在任何社会中差异的、区分的意义不会终结，消费的过程也无终结之日。这种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取向的方法在萨林斯身上得到更好的展现。
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的消费思想虽然与鲍德里亚相类似，但在研究取向上有所差别。他们更加关注赋予客体意义和重要性的社会过程。在他们的言说中，某些事物具有特殊的价值并非因为其展示的符号意义，而是因为在物的使用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意义。总的来说，他们更关注物的意义和人们社会实践与社会策略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人们使用客体时比在鲍德里亚和萨林斯那里更具有主动性。
布迪厄的消费理论更具有社会的取向而非文化的取向。他利用阶级、惯习、实践、品味、资本等概念建构一个更为动态化的消费过程。这种消费的社会分析是以品味为基础的，而品位是受社会结构制约的。比如：受生活必需品驱使的体力劳动者与那些不受制于生活必需品的各种精英群体的品味是不同的。前者以感官的形式看待客观事物，并且以即时的、粗俗的视角来评价它们。后者则倾向于通过知识的、美学的视野来看待客观事物，并以深思的、复杂的视角来评价它们。在布迪厄这里，社会结构的因素在消费的过程中超越了符号意义的作用。
后来学者批判了这种结构主义的研究方式，认为消费应该置于其特定环境下进行研究的准则。阿帕杜莱引进了一系列很有影响力的案例研究。米勒在1987年运用马克思和齐美尔的理论重铸了黑格尔的哲学后提出了完整的消费理论，他把消费置于客观化的语境下，并将其作为探讨当代消费的方式。他强调了消费者是商品重新社会化的潜在积极角色，对媒体和设计的研究有重大影响，因为这从强调生产者转向了消费者。米勒认为由于批量生产导致了大众消费在全球的扩张，在这种情景下意味着人们逐渐通过这些商品来定义他们的自身、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世界。
在这种消费社会中，工人的身份认同日益个体化，那么工人阶级如何安身立命?对他们的阶级意识有何影响?以生产为核心界定他们的身份是否合适?这些都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务必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消费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本身就是要打破基于生产过程所产生的阶级对立和基于社会结构上的身份认同机制。消费社会所践行的不仅是一种资本增值的逻辑，更是一种统治的策略、一种流动的认同机制，这种机制建立在“朝生暮死的”商品上。
(三)消费语境下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转变?
我国学者对消费社会与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有不同声音和结论。中国的农民工在这种消费社会的语境下，能否突破了生产的逻辑形成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机制和阶级意识? 一方面，有学者通过实地调查证明了农民工的消费意识逐渐增强，并对塑造其身份认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春玲认为消费在城市分层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两个以蓝领为主的阶层(个体工商户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在消费上层中占50.4％。在消费分层的中上层中，白领阶层所占比例为37.3％，而蓝领或以蓝领为主的阶层所占比例为62.7％。也就是说，在消费分层的上层和中上层，蓝领阶层成员的人数超过了白领阶层人数”。有学者调查农民工的日常的娱乐、消费、社会交往等闲暇时间的活动，揭示了农民工正在经历的消费观念的变迁和身份转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潘毅在研究消费社会因素与中国女工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时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消费社会的因素非但没有形成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机制，反而更加强化了女工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和阶级意识。虽然她们努力在消费上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但最终归于失败。消费的欲望仅是“资本的策略”，是资本的逻辑和工厂体制与政治力量合谋的结果，打工妹在这里没有主体性，她们所扮演的只是资本增值的工具。潘毅指出“毛主席时代中国的生产主义的逻辑现在已经被消费欲望所取代，要在全球现代性的轨道上解析中国的情景。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市场，中国注定把农民工转变为有效率的工业生产者，并且希望他们变成恋物的主体”。在潘毅与卢晖临研究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时指出，城市的消费欲望的因素就像“炽热的火焰”一样基本上把建筑工人排除在外，他们只能远观而不能靠近，所以在建筑工人的认同过程中，生产的因素占据了主导。
还有一部分学者虽然承认消费社会的因素在中国的存在，但他们认为由于我国的经济现状以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其中劳资关系、农民工问题、公民权利的缺失、工人组织和抗争权的缺失等现象的大量出现，资本的逻辑仍然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因此学术界呼吁“回到马克思”、“回到阶级分析”。这样就把阶级意识视为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主观表达，具有斗争精神和权利意识的形态。把阶级意识视为一种集体的现象，通过阶级斗争、日常实践以及阶级启蒙达到阶级意识的觉醒。由于在消费社会中，学者对工人阶级意识的研究存在着争议，就使得这个问题更加难以辨认。
三、结语与讨论
对阶级意识的三种视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其自身解释的局限性和狭隘性。集体主义的视角侧重于以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方式探讨阶级意识的内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个体主义的视角侧重于研究阶级意识的个体表现。文化转向的视角虽然试图解决阶级意识研究过程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分离的倾向，把阶级意识视为“日常的实践”和“文化的体验”。表面上看，文化转向的研究秉持了“价值中立”的态度，即倡导在不同的国家和历史阶段，工人有不同的阶级经历、文化背景、管理模式，所以也就有不同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表达。其实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阶级意识观，如何研究阶级意识就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困境。
在消费语境下研究我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尤其困难，因为工人阶级的身份的认同、利益的诉求、对现有秩序的认同都发生了变化。如果在“生产”的基础上对工人阶级意识进行研究的话，就忽视了消费社会的因素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并且不能很好的测量工人阶级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更加可取的方法是：以文化转向的视角为主要的方法论，把消费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和个体主义对阶级意识的表达考虑进来进行研究。首先，把“消费社会”而非“生产社会”视为研究阶级意识的社会客观结构和分析框架，并直接影响了工人阶级意识和身份认同。也就是说以“消费”而非传统的以“生产”为核心来探讨阶级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其次，在工人阶级日常消费实践和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借鉴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阶级意识四个方面(阶级认同、阶级表达、阶级行动和对现有秩序的看法)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发现消费社会的因素是如何促进或阻碍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这样既避免了文化视角的相对主义的缺陷，又能更好的兼顾社会结构的客观因素的制约、阶级的主观表达以及工人的日常的活动，是一个更加可取的研究路径。
这也正如霍布斯鲍曼认为的那样，在19世纪末期工人基本上与社会隔离开来，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衣着打扮。经济的窘迫状况迫使他们通过集体的生活建立彼此之间的认同并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群体中“我们”支配了“我”，工人通过集体行动改善自己的状况并逐渐形成一支政治力量，这种集体性的阶级意识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然而随着经济的进步，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彻底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在《国际歌》中“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在现代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社会的富裕和私人化变革瓦解了贫穷和集体化凝聚起来的工人共同意识。在这个开放的空间中，通过个体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行为和思想方式瓦解了传统的集体阶级意识。这样阶级意识不仅包含以集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还包括这种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形式。从而为我们从个人主义基础上重新理解阶级意识提供一个可能的路径。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