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人心惶惶的成都市大街上，人群虽仍成堆成片，乱哄哄的，但明显比前几日减少了。 蒋介石的离蓉在当时即成了一个谜，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是一个未解的谜。台湾学者李敖所著的《蒋介石研究》中，写到关于蒋介石如何在危急时刻脱险，借用别人的一句话说，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运用了特种技术，终于将领袖送到安全地带”，李敖说：“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那将又是什么呢?”那么，蒋介石离蓉真的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吗?下面我们不妨根据有关史料作一分析。
“离蓉之谜”的主要焦点，首先在于蒋介石究竟是在何时何机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的?这在当时的新闻报道就有多种说法，在时间上主要有8日、10日、13日等几种说法：在地点上主要有凤凰山机场、新津机场两种说法。
“8日”之说主要见于当时成都发行量最大的各晚报，上载：“蒋总裁已于今晨乘中美号专机离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主席等均未赶上送行。”这一消息在战时的成都无疑引起了巨大震动，以致到今天笔者在采访一些“老成都”时，他们都肯定地说蒋介石是在8日离开成都的：那天是“大雪”节气浓历十月十八)的第二天，是一阵白茫茫的“大雪”为蒋介石送别的，白军飞走，红军到来。
那时曾多次在北较场受到蒋介石约见的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司令陈克非，在1962年发表回忆文章时，也多处指明蒋介石是在8日离开成都的。前面已提到过的地下党“留蓉工作部”在时间相距刚一个月的《策反报告》中，也是白纸黑字地写着“12月8日，蒋匪离蓉”。笔者在访问当时被挑选出任“捉蒋敢死队”的队员们时，他们也无不惋惜地说：“我们计划是在10日左右晚上行动，可是蒋介石提前在8日跑了。”然而，“8日”之说显然是错的，这在本文前面已有表述。
“10日”之说，较为普遍流行，主要有12月11日的《新新新闻》，报中文载：“蒋总裁离蓉飞台”，具体时间是10日中午12时30分。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1965年的回忆文章中亦说是10日，具体时间是早饭后不久，他说那天黎明他刚准备躺下睡一会儿，忽得知蒋介石要走了，他立即驱车赶到凤凰山机场送行，与蒋介石说了几句话，蒋的座机便升空飞走了。
熟悉成都附近地形的人知道，从北较场到凤凰山机场，小车行驶充其量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按王陵基的说法，蒋介石起飞时间不会超过上午9时。而据另一当事人蒋经国的日记称，他们父子是于10日下午2时从凤凰山机场升空飞台的。其他一些文章所载“10日”之说，便多是源于以上“一报两人”之文，但在具体时间上，三者又不相一致，究竟谁是谁非呢?同是蒋经国的日记，在11日却是空白，而在12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昨尚在成都”，这个日昨与昨日是没有根本区别的，说明蒋氏父子11日还在成都。
另据许多回忆文章载，蒋介石是在听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通电和驻宜宾的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的起义通电后，才决定离开成都的。蒋经国在10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着：“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六处处长徐文山回忆说：“蒋介石在成都听到郭汝瑰在宜宾起义的消息，气得捶胸顿足。”那么，刘、邓、潘和郭汝瑰的通电起义时间究竟是在何时呢。
档案史料证明，刘、邓、潘的起义通电所署时间是12月9日，但是，通电发出的时间却是11日深夜，据当事人称，之所以时间不署11日而署9日。是为了表示不落后于在9日通电起义的云南卢汉，关于此事已有专门文章论述。这也就是说，蒋介石若得知刘、邓、潘的起义通电，最早也得是12日凌晨的事。由此可见，蒋经国的日记正如本文前面多处列举，在日期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特别是对照档案史料看，蒋经国在写到这一段时好像总是在隐瞒着什么东西。关于郭汝瑰的正式通电起义时间，经考实查证，也不是过去一些文章所说的9日或11日，而是12日，这有当时解放宜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的战斗日志和战史为证：“我军主力进抵宜宾后，野司电令我军与其接洽谈判，该军于12月12日12时通电起义。”这又说明，蒋介石若得知郭汝瑰部起义的消息，最早也得在12日下午，那他的离蓉时间也显然是在12日之后。
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在1984年12月6日写的《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概况》(载成都军区《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期)中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十三日蒋介石就仓皇逃到台湾去了。”参谋长杨家祯在1984年底《国民党二十军起义始末》中也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蒋介石感到绝望，就于十三日飞逃台湾去了。”时任成都警备司令的严啸虎在1962年的回忆文章中对1949年12月逐天排序记事后写道，“蒋遂于13日飞逃台湾”。以上种种迹象也表明，蒋介石在13日之前，仍住在黄埔楼内，等待着国际、国内形势能有个转机，但这个转机却始终没有到来。此日深夜，实已是12日凌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起义通电传人黄埔楼。通电如雷贯顶，惊得蒋介石从床上跳了起来。通电写道：“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蒋贼介石盗取国柄二十余载，罪恶昭彰，国人共见。……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
通电中开头“蒋贼介石”几个字，更是惊得黄埔楼内所有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为之瞠目结舌。
晨曦中，已闻远处传来隆隆的解放炮声，蒋介石瘫倒在床上。
解放大军的“铁扫帚”终于扫到了成都，蒋介石及其侍从人员不得不作出了马上离蓉的决定，着手在选定具体时间等技术细节上绞尽脑汁。
巧施金蝉脱壳计，铁甲护送登机去
蒋介石离成都的方案定下后，胡宗南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拔掉去机场路上的钉子，急调部队攻打城南交通要道上的武侯祠。
武侯祠是成都市南郊的一个古迹胜地，有三国时期刘备的墓地和后人专门为纪念一代名相诸葛亮建造的祠堂。在临解放时，这里驻扎有刘文辉第二十四军起义部队的一个团。这个团原系刘文辉部第一三七师特务营。驻于城南郊本来只是作为刘部往日贩运烟土的一个关卡，并无很强战斗力。在胡宗南部由陕入川到了成都附近后，有些川籍的士兵不愿随军奔波，便滞留了下来，加入了特务营，于是这个营由原来2个连200多人迅速扩展到2000余人。有些进步人士也来到这里。武侯祠内官兵推举原第一三七师的团长聂文清指挥。又因为原来这个营的营长是董旭坤，故人们称这个营(团)为“董营”或“董团”。
本来，刘文辉在宣布起义之前，曾准备撤出驻武侯祠的这支部队，但出 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又坚持留下了这个营，并坚决地说：“天亮了，我们还没有什么表现，纵然牺牲这支队伍也在所不惜。”因此，这个团在危机四伏的险恶局势下，仍踞守在武侯祠中。
胡宗南为了保证蒋介石的轿车安全通过武侯祠关卡，竟不遗余力调动了10辆装甲车和坦克车，先一日聚集在北较场军校操场上。
很显然，若仅是为了攻打一个已处于胡宗南大军包围之中的“孤岛”，而又非坚固工事的祠堂，何以动用如此多铁甲兵，并把攻打时间选在深夜，且战车也在行动之后开往新津呢?其背后肯定隐藏着更大的机密――这便是用装甲、坦克车开路并借以混淆视听，掩护蒋介石出城登机离开大陆。
盛文在胡宗南的授意下，特制定并下达了《攻击武侯祠战斗方案》：
一、以第七师一个师的兵力，包围攻击刘文辉驻武侯祠部队；另以一个营的兵力部署在由城内到武侯祠必经之地南门大桥及大桥与武侯祠相连的地区，断绝这一线的交通。
二、战车营的轻型坦克及15吨装甲车，掩护部队攻击前进。
三、先对武侯祠守军实施炮击，尽可能地保护祠堂。对于刘湘墓园建筑毁坏与否，视战斗需要由第十七师自己决定。
四、以第二五四师五五五团一个团的兵力，由南门至西门设防，预备阻击其他川军部队及中共地下党游击武装的拦截或增援。
五、为防止驻城内华兴街邓锡侯部第九十五军秦述观输送营在城内截断出城道路或出援武侯祠守军，特先派第二五四师五五四团以一个团的兵力，在对街居民房顶架设重机枪、无后座力炮，一旦秦营出动，即消灭之。
六、以第五五五团四个加强连兵力，包围刘文辉在城内的新玉沙街公馆，严密监视不使该公馆内刘部一个营出援。然后，可视情对公馆封查之。
胡宗南看了以上方案后，又特别叮嘱：以上行动方案，严格保密。各部战斗布置必须在13日午前完成。违令者以军法论处，就地正法。他在亲自部署好由北较场到武侯祠沿途各要道、街口兵力后，又沿此路线秘密驱车走了一圈，在确信不会出什么问题后，才放心地返回黄埔楼，向蒋介石覆命。
这天晚饭后，蒋介石已作好了离开成都的准备，他很清楚此行将是他与大陆的告别之行，也或许是永别，胸中别有一番凄凉滋味，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把蒋经国叫到身边，二人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中华民国国歌，伤感至极。一旁的人也洒下了同情的泪水。窗外，那棵高大的银杏树在寒风中面对黄埔楼低歌。众枝头丢出一柄柄心一样形状的黄叶，在冬的时令中翻滚而下。
蒋氏父子痛苦未止，侍卫人员慌慌张张从楼下跑上来报告说：“军校前门附近发现有可疑人行踪。”为了安全起见，请示是否可以出军校后门或东门，绕道再由装甲车辆护送出成都南门。
蒋介石厉声斥道：“余由军校正门进来，必由正门离去。”他因愤怒而有些失态。他悲感交集，心力憔悴。
侍卫人员只得赶紧打电话令国民党军盛文等部协助，设法引开军校正门前附近的嫌疑人员。夜幕低垂，约11时左右，蒋介石、蒋经国、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以及秘书沈昌焕、曹圣芬一行，与继续留守军校中的顾祝同等人告别。一切都在无言中进行，个个都明白对方的“哑语”。
装甲车、坦克车已起动轰鸣等待在校门旁，蒋介石一行在军校第二十三期二总队一个大队乘车护送下，出军校正门直向城南驰去。凄风苦雨中，街上已断行人，连近在街旁铺面门板后的夜狗狂叫声。也显得十分遥远。
隆隆马达声盖过街面，由于这两天装甲车、坦克车经常上街，市民们对这些铁甲怪物也已习以为常，并不多加注意。直到武侯祠枪炮声很快响成一片，市民们才意识到这一夜晚不同寻常。
可想而知，武侯祠内这支刚组合的队伍，怎能抵挡得住胡宗南用六个团的兵力配属重武器的攻击。
市民们也满以为很快就会解决战斗。但说也奇怪，如此悬殊兵力，胡宗南解决这个团竞持续到次日拂晓8时前。炮弹呼啸声，弹药爆炸声，士兵们的冲锋吼叫声，乱糟糟的人群哭喊声，一直折腾了一夜。天亮有消息传来，“董团”伤亡一百余人，大部被俘。
武侯祠一战，在当时的成都各大报都有报道。市民惊闻一夜激烈的枪炮声，相距有两站路浆洗街一带的几位居民在床上竟被穿过房顶的流弹打伤。
至今许多当年住武侯祠附近的居民仍对此大惑不解，为什么那铁甲怪物停在武侯祠门口轰鸣作响，既不向祠内进攻，也不熄火，相继轮番开炮，后来又不等步兵进攻展开，急急忙忙向新津方向开去了呢?
其实，说怪也怪，问题就在于胡宗南的任务并不是以解决“董团”为目的，掩护蒋介石顺利离蓉登上飞机才是第一要旨。
胡南宗在攻打武侯祠同时，为掩人耳目，混淆视听，又令所部在城内缴了驻守刘文辉公馆一个营的枪，借口是“董团”和这一个营不听让其早日迁出城外40公里远的招呼，并无别的理由。
刘文辉公馆的被占，胡宗南部的目的是在于抢劫公馆内的财物。刘文辉占据、统治川康多年，私宅中的财物不计其数。这次入宅抢劫，仅大项计搜去财物：保险箱7个，其中多为金银首饰和珠宝；黄金3000多两：银箱26个，8000多块银元；鸦片烟1万余两；大小皮箱52个，内装贵重皮毛衣物；大小汽车3辆及各种贵重物品、名人字画等。这里虽然也驻有刘部一个营，但胡宗南根本没把这几百人看在眼里，因此在强人公馆时，也就根本用不着装甲车、坦克车之类的重武器。对付有差不多兵力的武侯祠刘部守军，那是为掩护蒋的逃离战，当作别论。
再说蒋介石一行人的车辆，在那装甲、坦克车轰鸣马达声和激烈的枪炮声吸引住不明真相人的耳目之时，从夹杂在装甲、坦克车辆的行列中驶出，经武侯祠门口向西迳直冲去。
蒋介石等人到此时才稍放下心来。
在车队将抵新津飞机场时，突遭地方武装力量的拦截，随行担任警卫任务的军校学生立即还击。战斗较激烈。“每当一名军校学生遭受袭击伤亡时，即以另一名学生递补，以维护蒋公的安全”(台湾出版《传记文学》一作者语)。
军校学生蒲剑虹在1987年对笔者回忆这段往事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向前冲，蒋介石的轿车就紧跟在我们卡车后面，车队一停也未停，穿过火力网，直开进新津机场。”
蒋介石走出轿车后，向卡车上的军校学生招了招手，没等后面的车辆来到，就直奔中美号专机。上机稍回过神来后，又再次向站在飞机一旁的胡宗南等人作别。
中美号专机已发动，旋即驶入跑道，腾空而起消失在夜幕中。
1975年4月5日11时50分，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台湾，蒋介石从成都一别，从此再没有踏上大陆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