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和庄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其美学及艺术方面的理论是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都注重艺术的作用，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但他们对艺术目的的看法、对“道”的理解是有明显区别的。比较他们艺术思想的异同，能使我们更为立体地认识他们，并对传统艺术思想的源头和传统艺术精神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孔子庄子艺术观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
孔子、庄子分别是儒家、道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儒道学说已广为人们所认知，而其艺术观点隐藏在浩瀚的著作中，虽只是只言片语，却与其哲学观融合在一起，共同影响着广大的中华儿女。两人在艺术的认识上是有许多共同点的：他们都认为艺术具有积极的作用；认为艺术手段不是本质的东西，它们是为表现“道”而存在的；认为艺术与人、与自然有紧密的关系……当然，由于孔子、庄子对艺术目的认识的不同，对“道”的理解的差异，决定了两人的艺术观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一二者的艺术目的不同
孔子主要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待艺术的。他认为，艺术和审美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起积极的作用。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的获得，需要思想意识的修养，需要艺术与审美，所以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乐之”强于“好之”与“知之”，这说明，在为达到“仁”而进行的努力中，艺术的熏陶是高于知识的境界的。孔子还强调艺术的教育目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和提倡美育的思想家。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修养离不开诗乐。艺术是为人的修养服务的，目的是要把人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即“仁”人。人们通过欣赏艺术或创作艺术品，使自己成为社会和谐的一份子。基于此，孔子认为，理想的政治风俗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庄子则主要从艺术家对自由的实现以及对宇宙本体的把握来看待艺术的目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和“美”。艺术的目的是“追求自由”，近似于现代艺术的一个流行观点――“为艺术而艺术”。庄子在《逍遥游》中说：“故曰：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人在追求对自身的超越过程中，达到了自由的境界。在庄子对艺术的欣赏与表现中，不是使自己成为社会和谐一份子，而是追求对自身的超越，只有实现对自身的超越，我们才能享受真正的艺术，达到真正的自由。西方哲人黑格尔、马克思也谈到，自由是人的本质，而他们却比庄子晚约两千年。庄子在《外篇?田子方》中，塑造了一个真画师的形象：“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画师到得最晚，却十分安闲自在，只有这位超越了功名利禄束缚的画师，艺术创作才可能自由地发挥。通过艺术实现对自身的超越，达到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的最高阶段，这涉及到艺术创造的本质。艺术为“自由”，促进了南北朝艺术家群体个人意识的觉醒。庄子还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表现“道”和“气”，这影响了中国艺术家对画面生气、动感、气韵的表现。
二对于“道”与“技”的认识差异
孔子、庄子都很重视艺术对“道”的表现，然而，他们所认识的“道”有很大的差别。
孔子的“道”，是“美”与“善”的结合，是“文”与“质”的结合，最终的体现是“仁”。《论语?八佾》中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韶乐既符合形式美的要求，又符合道德的要求，武乐则不完全符合道德的要求。艺术必须符合道德要求，必须包含道德内容，才能引起美感。可见，孔子的“道”是与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善”，是人道。艺术的内容、目的要体现人道，而艺术的形式要有美感。《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表明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作为一种审美艺术，是悦耳钟鼓声与道德内容的结合。在艺术中，“美”和“善”必须统一起来，孔子的这一思想与其艺术目的观是一致的。“寓教于乐”是孔子重要的思想，目的是教化、熏陶人，但要有“乐”的形式，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只有“善”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紧密结合的艺术品，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孔子根据“美”、“善”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标准。艺术的情感是一种有节制、有限度的情感，这是对“和”的发展与强调，这个观点影响了艺术家的审美趣味。
庄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是最高的、绝对的美。庄子的“道”是天道，是天地的本体。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与其他万物一样，共同遵循宇宙整体的法则――“道”。人们通过艺术，能实现对“道”的把握，而且对于“道”的观照，乃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庄子在《田子方》中以老聃的口吻说明了这个道理。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道”不能见其形，不能见其功，也无法穷尽它。“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但宇宙本体无限的“道”可以用朴素的方式表现。庄子认为，能够实现对“道”的观照，就能得到“至美至乐”。“庖丁解牛”、“梓庆削木为”、“津人操舟若神”等故事谈到创造的自由，以及在创造过程中所实现的对“道”的观照。以“庖丁解牛”为例，虽然讲的是熟能生巧的故事，但离不开主体的思考，离不开主体对“道”的主动追求。庖丁解牛所达到的自由的境界，实质就是艺术的境界。所谓“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是讲庖丁解牛符合音乐舞蹈的节奏，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庖丁说，他所好者“道”，但“道”不外乎“技”，“技”达到高度的自由，超越实用功利的境界，进入到艺术的境界，就能实现对“道”的观照，“道”是“技”的升华。
三对于艺术创作与欣赏的认识差异
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这组概念，并以诗歌为例，谈到了艺术欣赏与艺术创作中的有关命题。“兴”讲诗歌可以使欣赏者的精神感动奋发，这种感发和欣赏者的想象和联想活动联系密切（“托物兴辞”、“引譬连类”），结果产生审美的意象。“观”指可以通过诗歌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情况，实现对社会的认识，而且亦能从中了解诗人之志，实现对创作主体的认识。主客体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艺术品的完整把握。“群”讲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交流思想情感，从而使社会保持和谐。“怨”则通过不满情绪的表达，使人的心灵得以疏通。“兴”、“观”、“群”、“怨”作为一个整体，既是认识活动，也是情感活动；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而且它不单纯是个人的活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活动。“兴”、“观”、“群”、“怨”的心理作用与社会功能反映在艺术作品中，即是对人的精神的感发、激励、净化、升华的作用。这种认识是极为深刻的。
孔子对自然美的认识也反映了他的艺术欣赏观。子曰：“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智）者动，仁者静；知（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智者从水的形象中看到了和自己品德相通的特点，仁者从山的形象中看到与自己品德相通的特点。由此可见，人们在欣赏自然美时带有选择性，即对象是否符合自己的道德观念。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著名的“比德”理论，汉代“比德”几乎无处不在，只要能在自然事物与人的伦理情操和精神品格中发现有可比关系的，都被纳入“比德”审美的视野。历代文学家和艺术家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借物比兴，如国画家用松、梅、兰、竹等来象征自己高洁的品德。
庄子认为，宇宙本体的“道”是最高的、最绝对的美，现象界的美丑是相对的，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齐物论》从人和动物美感的差异，指出了美丑的相对性：“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秋水》中也通过河伯与百川、与北海的比较，论证了美丑是相对的。美丑也可互相转化，因为美丑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气”。这个观点影响到许多艺术家对“丑”的表现，如米芾、郑板桥的丑石。“宁丑勿媚”、“宁拙勿巧”、“既雕既凿，复归于朴”是艺术创作与训练中的要求，这些都受到庄子美丑观的影响。《庄子》中描写了许多残缺、畸形、外貌丑陋的人，但他们却因为内在的“德”而受到当时人的喜爱与尊重。这种艺术观可能为唐宋画家表现罗汉提供了范本，钟馗捉鬼等艺术形象的创建也可能受此思想的影响。庄子也提到“象罔”，它象征有形和无形、虚与实的结合。宗白华认为，“象”是境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这是对“象罔”很好的注释。“象罔”后来发展为中国艺术中的重要理论――意境说。
庄子对自然美的认识与孔子是不一样的。庄子强调“心斋”、“坐忘”，以摆脱实用功利的影响，去发现审美的自然，进而从有限的一草一木中把握宇宙无限的生机。庄子对自然美的欣赏（或借自然形象作为艺术题材）是以自然自身的美为前提的，这不同于孔子的“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而庄子通过自然的生机去把握宇宙无限的“道”，这是孔子思想中所没有的。
四二者的艺术影响
孔子的艺术思想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把艺术与政治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孔子的儒学在汉代就确立了官方的地位，历代帝王都希望借助艺术来实现对百姓的教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汉代的“乐府”、唐代的“新乐府”，是历史上比较大的孔子艺术思想实践。“成教化、助人伦”、“礼乐相济”的艺术观是中国美育的传统，忠臣、志士、烈女等艺术形象的创造是孔子艺术思想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我国有许多思想家提倡孔子的艺术观，如白居易提倡的新乐府运动、梁启超的政治工具艺术论，部分艺术家则通过对政治人物、道德人物的理想化塑造，实践了孔子的艺术思想。
庄子的艺术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当时的艺术家普遍追求艺术的自由境界，王弼的“得意忘象”、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是对庄子“道”、“技”理论的体现，宗炳的“澄怀味象”是庄子“心斋”、“坐忘”的发展。中国艺术形象中有许多以丑为特征的形象，这是受到庄子美丑相对论影响的；中国美术创作中，重视画面中的“气”，显然也是受到庄子的影响。唐代以降，意境越来越成为中国艺术创作的主体，这是受到庄子“象罔”理论的影响。近代，蔡元培、林风眠提出的艺术审美自由论，也是庄子艺术思想的延续。
总之，孔子、庄子都十分重视艺术的作用。孔子从人的发展、社会的和谐角度认识到艺术强大的作用，他关注的是“人道”；庄子则从自由的把握、宇宙本体的认识角度来认识艺术，他关注的是“天道”。孔子所认识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是“善”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结合；庄子所认识的“道”、“技”关系，是通过对现象的超越以达到对宇宙本体规律的把握。孔子“兴”、“观”、“群”、“怨”的艺术观，以及对自然美“比德”的认识，反映了儒家的艺术欣赏观；庄子“道”、“气”的本体论、美丑相对论以及美丑互相转化论，促进了中国艺术史上许多独特艺术形象的出现。孔子、庄子的艺术观都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两人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一位艺术家是可以把他们的艺术思想融于一身的。可以预见，孔子、庄子必将继续对中国艺术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王达津、陈洪：《中国古典文论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 老聃、庄周：《老子?庄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 俞剑华：《中国画论选读》，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5]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张文，男，1973―，重庆渝北区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