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1991年，担心改革会走向资本主义的思潮抬头，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受到相当程度的干扰和动摇，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深化改革，迫切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以进一步明确90年代的发展战略。在这个大背景下，邓小平高瞻远瞩，于1992年初春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方谈话”，并得到了陈云的支持。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毛泽东提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基本上没有人主张走了；但回到“文革”以前的路，确切地说，回到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路，可以说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的。至于能否开辟一条新路，还没有人这么提出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由传统社会主义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间大体上闯过了三个难关：第一，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还是可以有多元模式？第二，社会主义是否允许有雇工剥削？第三，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¾¬济？历史地看，中国能顺利地闯过这三关，邓小平功不可没。
【关于社会主义模式】
什么是社会主义？据史料记载――
毛泽东在1930年代中期读苏联学者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曾写过一段批语：
苏联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他一切矛盾，都是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只有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但有用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的可能。（转引自《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½¬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就是通过实行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消灭私有制。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过渡时期总路线报告时说：“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要在10到15年使资本主义绝种。”（《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同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中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11月4日的谈话又说：“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毛泽东文集》第六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年版）
正面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是周恩来，他在1953年9月向全国政Ь常委报告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
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以及相应地由国家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¾¬济体制。这个基本概念，¾¬过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全党和全国人民是接受了的。随着上世纪60年代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不断升级，更在人们头脑中加深了这种意识。
但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6年整整20个年头，中国¾¬济的发展从绝对数来说虽有增长，然而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准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对这种贫穷的社会主义，人们是不能满意的。1977年的国务院务虚会，开始提出改革开放的问题。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然而，可以说，讨论等都还停留在政策层面，没有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质疑，最早提出来的是邓小平。他在1980年4月1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道：
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¾¬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¾¬过了几次曲折¡¬¡¬现在我们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¾¬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这就明确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质疑。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指出：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¾¬验。但是，照³¬照搬别国¾¬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这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只能是一个模式，而肯定应该根据不同国情可以有多元模式。由此，也就冲破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教条，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大门。
后来，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一点，并说明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1984年6月23日、24日，他在同香港知名人士谈话中说：“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误解，认为越穷越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 6月30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¾¬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告诫全党：“我们的¾¬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上发展民主，¾¬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如果在思想理论上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很难迈开步子的。Ô¬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上世纪90年代写的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Ô¬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Ô¬则”建立起来的。（吴锡俊、王金柏等译：《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把斯大林阐释的社会主义教条化，把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难越雷池，这就是苏联和东欧各国领导人，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进行的改革未能取得突破的重要Ô¬因。中国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开放，能走出一条新路，首先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只能有一个模式，闯过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关。
【关于雇佣劳动】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包产到户曾引起很大风波，从1978年到1983年，才最终得到承认是姓“社”而非姓“资”。但这终究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¾¬营方式的一种变更。而是否允许雇工，则涉及是否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大忌。
1956年，中共八大曾接受陈云提出的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建议，即国家¾¬营和集体¾¬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¾¬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同年12月，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更说过：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¾¬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Ь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刘少奇在同一时期也曾说过：“我们国家的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¾¬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¾¬济作比较”。（《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然而，这终究是一时的闪光思想，既没有理论论证，更没有形成政策和法律。中共高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观念并未有任何改变，突出的例子是，中共八大党章明确指出，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
事实上，就在当时，由于自由市场的开放和个体¾¬营的发展，党内已¾¬出现“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的呼声。因此，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确定把消灭资本主义残余，作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解决城镇人口就业问题，国务院于1979年春批准了允许城镇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但明确规定“不准雇工”。然而，允许个体¾¬营，必然要出现雇工，可以说这是无可避免的。因此，1981年7月，国务院曾作过雇请帮工和学徒最多不得超过七个的规定，即个体¾¬营户（一般是一人¾¬营或家庭¾¬营）必要时¾¬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到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但现实生活的发展早已超出了这个框框，开始富起来的广东个体养鱼户和安徽的“傻子瓜子”，一时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开采业、手工业、建筑业和饮食业更出现了一些雇工大户。对这些超过规定人数的工商户怎么办？陈云和邓小平当时都认为，鉴于历史¾¬验，不要急于限制，看看再说。
在1982年12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谈到农村雇工限额问题时说：
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七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问题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报上大吹，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当。（《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邓小平在同胡耀邦等谈话时也表示：“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正是根据邓小平和陈云的建议，1982年12月31日，¾¬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当前农村¾¬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阐明，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超过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七个）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
1983年底，雇工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12月29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送审稿上批示：（一）“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几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二）“对党员雇工要慎重”。当陈云就此问题致信邓小平，征求他的意见时，邓批示：“中央书记处再议。”〔《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1984年2月28日，邓在同薄一波谈话时，对雇工问题提了两点意见：
（一）农村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将来¾¬济发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个命令就可以收回来。（二）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后来，邓小平又多次以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为例，谈了对雇工问题的基本政策。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说：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¾¬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一次说：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
¾¬过几年的实践，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确认了私营¾¬济的雇佣劳动关系的合法性。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指出，私营¾¬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¾¬济成分，是公有制¾¬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与之相应的是明确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这样，就打破了把社会主义当成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结构的僵化体制，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¾¬济结构，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一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肯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¾¬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¾¬济制度。非公有制¾¬济是社会主义市场¾¬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非公有制¾¬济的法律地位作了相应修改，明确规定：“个体¾¬济、私营¾¬济等非公有制¾¬济，是社会主义市场¾¬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认为，这是中共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在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和理论上的成熟。
【关于市场¾¬济】
如前所述，陈云在中共八大就曾提出，在以国家计划为主体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市场调节作补充。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2月，陈云在与李先念谈话过程中就明确表示，同意在计划¾¬济前提下，搞点市场¾¬济作为补充。这个思想曾被作为指导方针，写进了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以及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因此，中国1970年代后期启动的改革，一起步就是市场取向的改革。
但是，真正要认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¾¬济，却不是简单的事。因为自古以来，市场¾¬济就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
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推广，农村¾¬济实际上已不再由国家计划支配，而主要由市场调节了；指令性计划在城市也逐渐缩小了范围，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有鉴于此，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¾¬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¾¬济与商品¾¬济对立起来的旧框框，改变了“计划¾¬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承认社会主义的计划¾¬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¾¬济”。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
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在讲到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时说：“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¾¬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提出：“新的¾¬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并且提出了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问题，指出：
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垄断的或分割的市场不可能促进商品生产者提高效率，封闭的市场不利于发展国内的合理分工和促进国际贸易。（《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可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¾¬济，已¾¬是呼之欲出了。
然而，1988年夏季价格闯关受挫，1989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接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党内对市场¾¬济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出现反弹。尽管邓小平在政治风波平息之前，1989年5月31日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就明确指出：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¾¬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但在反对和平演变的声浪中，批判搞市场¾¬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调门也一再升级。对这一期间的历史情况，著名¾¬济学家薛暮桥在回忆录中写道：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政治风波，随后国际上又发生东欧政治剧变。在这种形势下，有的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发生怀疑，他们重新提出坚持计划¾¬济体制的问题，并且把“市场取向”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¾¬济的主张，当作否定四项基本Ô¬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从1989年秋季起，部分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把前几年宏观失控归咎于“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前几年改革过程中存在着“过分推崇市场机制的倾向”¡¬¡¬他们认为市场¾¬济只能以私有制为基础，向市场¾¬济过渡，就是“取消公有制”，“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这时，中共中央在公开场合的提法也有了改变。½¬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采用了“计划¾¬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表述。其中说道：
关于坚持计划¾¬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¾¬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¾¬济。这种商品¾¬济，同私有制基础上基本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资本主义商品¾¬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总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¾¬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社会主义¾¬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十年来，我们在实行计划指导的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取得了促进国民¾¬济发展，繁荣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效果。当然，如果一味削弱乃至全盘否定计划¾¬济，企图完全实行市场¾¬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将导致¾¬济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邀集一些¾¬济专家座谈¾¬济形势和对策。会上，专家们在¾¬济体制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主张“计划取向”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¾¬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¾¬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主张“市场取向”的人，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批评“计划¾¬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Ô¬来的提法。
上述分歧，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方向，不能不引起邓小平的极大关注。1990年12月24日，他在同½¬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谈到改革问题时说：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¾¬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¾¬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他又指出：
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¾¬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Ô¬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1991年1、2月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期间，就改革开放问题与上海市委负责人多次谈话。在谈到浦东开发问题时，邓指出：
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¾¬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½¬三角洲和长½¬流域的问题。
当陪同的朱?基谈到外滩的一些大楼，解放前是银行大楼，解放后是政府大楼，这些楼可以租赁给外国银行，但又有顾虑时，邓说：
我赞成！你们试一试，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
在朱?基说到还有不少人认为合资企业不是民族工业，害怕它的发展等问题时，邓指出：
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¾¬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¾¬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¾¬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不要以为，一说计划¾¬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¾¬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听取浦东开发规划汇报时，邓指出：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他又说：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¾¬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同½¬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议论苏联发生的“8・19”事件和国内局势。邓指出：这一段总结¾¬济工作的¾¬验，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他强调说：
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放在¾¬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1991年10月17日到12月14日，½¬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先后十次召集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举行座谈会，集中讨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¾¬济的发展和现状；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三个问题。与会者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分歧仍然很大。
1989～1991年的情况表明：一方面客观上要求加大改革的力度和步伐，另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障°¬。担心改革会走向资本主义的思潮抬头，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受到相当程度的干扰和动摇。深化改革，迫切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以进一步明确90年代的发展战略。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邓小平高瞻远瞩，于1992年初春南下深圳等地视察，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方谈话”，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澄清了争论多年的姓“社”姓“资”问题。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得到了陈云的支持。陈在当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悼李先念同志》一文，其中专门说道：
现在我们国家¾¬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¾¬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悼念李先念同志》，《陈云文选》第3卷）
邓小平、陈云等党的元老们，在改革开放总方向上的意见取得完全一致。这就为1992年秋季召开中共十四大，确定90年代的发展战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共十四大接受邓小平的建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¾¬济确定为中国¾¬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至此基本形成。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步的改革开放，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能从斯大林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不能把功劳全记在哪一位领导人身上，但这段历史不能不深深地刻上邓小平的名字。
（作者系历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