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京 （1047―1126），字元长，北宋末年权相，书法造诣精深；其仕途生涯跌宕起伏，在宰相任上四起四落；工于权术、狡黠善变，搜尽天下膏脂以供君臣挥霍，最终导致北宋覆亡。
我有一种预感。
我即将死在这条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上。
前方那座名叫潭州的城市，很可能就是我生命的终点。
其实我已经无所谓了。既然我的政治生命早已终结，那我的物质生命又何苦在这世上苟延残喘？！
政治是我的一切。失去它，我的存在毫无意义。更何况，我已是一个年届八旬的老人。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伸出我颤颤巍巍的双手，细细抚摩这八十载的悲欣与沉浮，以及记忆深处那斑斑点点的繁华与忧伤。对于一个万里投荒的老人来说，记忆就是他最终的财富――不会被任何外界力量夺走的财富。这些日子以来，每当我回首自己在北宋政坛上屡起屡落、大开大阖的一生，一种莫名的兴奋之情便会一再盈满我的胸臆……
这是神宗熙宁三年（1070）的秋天，二十四岁的我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开始走上梦寐以求的仕途。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步入帝国官场的这一年，正是北宋政坛风起云涌、万象更新的时刻。新党的领袖人物王安石与韩绛在这年岁末同时拜相，开始把变法运动推向高潮。与此同时，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纷纷落马。面对如此政局，年少气盛的我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新党一边。尽管我当时人微言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钱塘县尉，但我还是满腔热忱地为变法鼓与呼。
熙宁七年（1074），变法遭遇挫折，王安石迫于朝野压力辞去宰相职务，出知江宁府。神宗皇帝以王安石的左膀右臂韩绛和吕惠卿为正副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虽然表面看来王安石的离职并未使改革进程中断，但是来自反对派和帝国上下各个阶层的阻力已使得变法大业步履维艰，同时，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也使改革派元气大伤。
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皇帝力排众议，再次恢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然而，一切都已非同往日。改革派内部出现的严重分裂已经无法弥补，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吕、王二人从并肩战斗的战友一变而为不共戴天的政敌；此外，各种反对势力对新法的攻击依然有增无减。
熙宁九年（1076），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在无奈而悲凉的心境中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政治同盟的崩溃瓦解使他变得心灰意冷，而神宗皇帝曾经对他的期许和信任在这一年里也迅速淡化，君臣之间的默契不复存在。十月，王安石二次罢相，复知江宁。
一代权相就这样在冬日的萧瑟中黯然走上苍凉的归途。
王安石二次罢相的那一年，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官吏，但是命运多蹇的改革本身和那些理想主义者最终的蜕变和下场足以告诉我――只有现实主义者才能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当历史进入元丰元年（1078），改革虽然遭遇挫折，但新党仍是朝中的强势力量。所以我表面上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党。然而，一切早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过去的我是为了理想而选择新党，现在的我则是为了利益而留在新党。我已经知道，真正的从政之道并不是让你怀抱个人理想去向整个世界宣战，而是要选择一个强势的政治队列，以实现利益的均沾和权力的共享。
简言之，政治就是一门“站队”的艺术。
正是居于这样的领悟，我后来的仕途才一帆风顺。元丰时代的八年间，我不断获得升迁，历任起居郎、中书舍人、龙图阁侍制兼知开封府。
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带着他未尽的中兴梦想溘然离世。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时年九岁，由祖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
一个曾经波澜壮阔的时代落下了帷幕。
不久后，罢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重执朝柄。随后，宣仁太后开始逐步罢废新法，并着手对政坛进行洗牌。旧党重新崛起，新党纷纷罢黜。我不禁为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
第二年，也就是元?元年（1086）二月，我在惶惶不安中终于盼来了一根救命稻草。司马光下令以五日为限罢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各地官员叫苦连天，认为期限太短，无论如何难以完成。惟独我在短短五天内如期完成了任务，司马光大喜过望，不住地夸奖我说：“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何必担心法令不行啊！”
那一刻，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能得到司马光的褒奖和赏识，我就能在新朝中确保自己的地位。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年九月，雄心勃勃的司马光仅仅当了七个月的宰相便一病而亡。我旋即被贬出朝廷，从此在帝国的四面八方飘流辗转。
元?八年（1093）九月，宣仁太后病逝，十七岁的哲宗皇帝亲政，改元绍圣，再度起用新党。次年四月，被贬谪达九年之久的我终于回朝担任代理户部尚书。
一个尽废元?旧政、光复神宗大业的时代重新拉开了序幕。
面对如此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我在欷?感叹的同时，终于有了一种彻悟――我发现政治其实是一门“变化”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和我所喜好与擅长的书法其实神韵相通。很多人说我的书法“姿媚”、“飘逸”、“沉着”、“利落”，他们说的固然都没错，但其实我的书法之道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变”，也就是所谓的“学无常师、法无定法”。我在书法上博采众长，最终才自成一体。
同理，在政治这门艺术中，唯一的原则也是“变”――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因物而变，如此才能左右逢源、无往不利。
你们后面将会不止一次地看到，正是凭着对政治的这种彻悟，我才能在漫长曲折的仕途中屡仆屡起，最终当之无愧地成为徽宗时代的政坛不倒翁。
绍圣时代的五年间，我积极投入恢复新法。同僚们因此对我腹诽不已。他们说元?元年司马光罢废新法时我是执行得最卖力的，现在要恢复新法我又是最坚决的，可见这个蔡京是个反复多变的奸诈小人。
听到这种舆论后，我不但不生气，反而挺高兴。“多变”不就对了吗？这岂不是证明我已经契入政治这门艺术的深层境界了吗？！
由于我的“多变”，不久我就转为正式的户部尚书，并越发获得皇帝信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短短三年多后，亦即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就驾崩了；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向太后继宣仁太后之后临朝听政。
而向太后和宣仁太后一样――一点也不喜欢新法。
帝国政坛开始了新一轮的乾坤倒转。我被一贬再贬，最后贬为杭州洞霄宫提举。这个怪模怪样的官职是北宋一朝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就是管理地方上的道教宫观，没有职权，只领食禄。可想而知，被贬到这个地步的官员基本上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可言。可我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因为我已经说过，从绍圣时代起，我对人生中和仕途上的各种变故已经不再心存恐惧。我甚至相信每一度变化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机会。用你们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即使命运给了你一个酸柠檬，你也要把它榨成柠檬汁卖给别人。
你们都知道，徽宗赵佶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家，对于琴棋书画有着强烈喜好。而你们也知道，我的书法造诣在当时享有盛誉。我想，借此我就完全有机会把命运给我的酸柠檬榨成可口的柠檬汁。
果不其然，徽宗即位不久就在杭州设立了“金明局”，命宦官童贯到杭州搜求各种名贵书画和古董珍玩。我开始刻意交结童贯，与他朝夕相处，将我的屏幛、扇带之类的书画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献给天子，同时附上我的一些奏疏。徽宗龙颜大悦，逐渐对我产生好感。这一年岁末，我被擢为龙图阁大学士、知定州。
第二年，向太后病逝，徽宗亲政，改元“崇宁”，即“尊崇熙宁”之意。随着政治气候的逐步转暖，我开始时来运转、步步高升。崇宁元年（1102）二月，我被擢为端明殿学士，改知大名府；三月，我重新回到朝廷，复任翰林学士承旨；五月，晋升为尚书左丞；七月，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亦即副宰相。任命书下达的这一天，徽宗皇帝在延和殿赐坐。皇帝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我立刻起身，伏地顿首，朗声道：“臣一定鞠躬尽瘁、尽死效忠！”
那一刻，我听见自己豪迈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上久久回荡，预感到一个属于蔡京的时代已经来临。
入相之后，我开始全方位推行“蔡京新法”，同时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这一年九月，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一百一十七名元?旧臣列为“奸党”，请徽宗御书刻石，树立于端礼门外，号曰“党人碑”；同时我又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标准把元符年间的大臣分成正、邪各三等；并把在职的元?党人全部罢黜。
崇宁二年（1103）正月，我终于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亦即首席宰相。从此我开始全方位地推行经济和财政改革。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迅速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让徽宗皇帝的腰包鼓起来――让他一边随心所欲地花钱，一边对我心怀感激。即便民间和百姓的利益因此而严重受损，我也在所不惜。
当国库的积累高达五千万后，我对徽宗说：“既然已经富足了，就应该大兴礼乐。”为了投天子所好，我专门从江南地区搜罗各种奇花异石进贡天子。由于这些花石贡品都是由运粮船（十船为一纲）装运，遂称“花石纲”。
从崇宁元年（1102）七月到宣和七年（1125）四月的23年间，我的仕宦生涯经历了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变化：
崇宁元年（1102）七月入相，崇宁五年（1106）二月罢相；
大观元年（1107）正月复相，大观三年（1109）六月罢相；
政和二年（1112）二月复相，宣和二年（1120）六月罢相；
宣和六年（1124）十一月，我以七十八岁高龄第四次回到宰相任上，令天下人瞠目结舌、百思不解。一直到宣和七年（1125）四月，由于我长子蔡攸觊觎我的权位，不惜同室操戈，才导致我被迫辞去了宰相之位，否则我极有可能把帝国权柄一直把持到生命结束为止。
在这二十多年里，无论遭遇怎样激烈的权力斗争，我都能在短暂的失势后迅速重掌朝柄；尽管屡经沉浮，我基本上始终左右着整个北宋政局。
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首先是因为我把政治视为一门艺术，深谙其变化之道；其次是与徽宗皇帝保持高度一致，把艺术视同政治，倾帝国之力、竭天下之财，不懈地浸淫和追求……比如在整个政和年间，我和童贯等人先后为天子营造了景灵宫、延福宫、九成宫、元符殿、保和殿、福宁殿、明堂、曲江池和万岁山等多处宫殿苑囿，极尽奢华之能事。其中尤以“万岁山”耗资最巨大，规模最宏伟。此山楼观台殿不可胜计，千岩万壑、奇花异石、小桥流水、麋鹿成群，宛如人间仙境。为了修建此山，“花石纲”的进贡活动达到了高潮，从此民怨沸腾、国无宁日。
也是在政和年间，我的整个家族权势达到了顶点。天子曾轻车小辇、七次临幸我的府第，命坐、赐酒，席间都采用家人的礼节。我的三个儿子蔡攸、蔡?、蔡?和一个孙子蔡行，皆官至大学士，同朝秉政；另外还有一个儿子蔡?娶了一位公主。长子蔡攸深受天子宠幸，经常接受召见；他的妻子宋氏也可以自由出入宫禁。
可我并没有料到，我所做的这一切实际上为自己和整个家族带来了灾难，同时也为大宋帝国带来了灾难……
宣和七年（1125）四月，最后一次复相仅仅半年之后，我就失去了和我生命一样宝贵的宰相之位。六月，蔡攸被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太保。
随后灾难便从天而降。
这一年十一月，金国悍然发兵，大举南侵。徽宗痛下罪己诏，并于十二月禅位于太子赵桓。随后我就携带家眷随同徽宗仓惶南逃，躲避战祸。我刚刚离开京师，朝臣和御史就纷纷上疏对我和长子蔡攸发出激烈的弹劾。靖康元年（1126）四月，钦宗皇帝颁下一纸诏书，将我流放韶州。我刚刚走到半路，天子又追下一道诏命，宣布把我贬到更远的儋州（今海南儋县），可我知道，我无论如何也走不到那个天涯海角了。
我已经累了。
靖康元年（1126）七月初的一天，我在流放的中途――潭州城（今湖南长沙）一所简陋的驿站内，从蛛网盘结的窗口最后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提笔写下我一生中的最后一阕词，同时也留下最后一幅书法作品：八十一年往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我死后，潭州的地方官把我抛尸野外，以此表示对我的憎恨。后来还是那些负责押送我的差役用粗布把我裹了，草草埋在了潭州城郊的公共墓地。
我死后，我的八个儿子和几十个孙子几乎都没有好下场――长子蔡攸和三子蔡?被朝廷诛杀；小儿子蔡?被流放白州后死去；其余的儿子和孙子全部被流放到边瘴之地。紧随着家族灾难之后，更大的灾难就接踵而至――短短五个月后，汴京被金兵攻破，北宋就此覆亡。
人们都说我是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之一，说我是古往今来最可恶的大奸臣之一。对此我都不敢否认。我之所以作这篇自述，绝不是想辩白，也不是想跟你们炫耀一个奸臣的权谋和心计。用你们现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我不是教你诈！我只希望你们透过我的一生看到某种政治的真相。如果你们只看见其中的权术与厚黑，却看不见种种罪恶得以滋生的土壤，那即便北宋的蔡京早已消亡，千百年后的蔡京们却可能还会勃勃成长……
但愿事实不是我说的这样。
王觉溟 原名王林，1972年生于福建漳州，曾供职于新华社福建分社，现为自由写作者。有作品入选天涯社区精品集《闲读中西》（上海人民出版社）。潜心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佛学研究多年，相关论文多发表于台湾的《普门学报》。已出版历史著作《喋血的权杖――两千年中国历史中的风云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