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程克；刘绍禹；“华北自治运动”；冀察政务委员会 【摘 要】1935年，针对日本谋划的“华北自治运动”，国民政府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史学界历来对此政权的性质褒贬不一。本文通过解析天津博物馆所藏刘绍禹致程克的一组信函的内容，披露二人暗中运作成立“华北自治政权”的内幕，并探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性质。
1935年前后，日本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联合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1]，企图在华北建立亲日、满的政权，进一步分裂中国主权。在此期间，华北地区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领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往史学界对宋哲元的表现多有论述，而对于在日本天津驻屯军身旁任职的天津市长程克的所作所为却很少言及。天津博物馆收藏有5封1935年刘绍禹[2]给程克[3]的信，披露了二人积极运作“华北自治政权”的许多内幕，对明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性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5封信函均用无装饰图案的白色宣纸信笺，以纸的折痕为格线，现保存完好。文字为毛笔行书，自右至左竖式行文，写作时间分别为1935年11月7日、11月11日、11月15日、12月12日和12月27日。
信函一：共5页，每页纵26.5厘米，横17.5厘米（图一）。信封为淡黄色牛皮纸，竖式，正面盖有“天津 24年11月9日”邮戳1枚。信封右侧书收信人地址“天津意界三马路四九号”，中间收信人“现任天津市程市长仲渔亲启”，左侧“快 南京五台山村卅九号 刘绍禹”（图二）。
信函内容如下：
仲渔二兄市长密鉴。四日快信谅早达典签。因尊函迄今未寄到，所有面授尊旨，弟在此晤见比较重要各中委，均以客观立场代为陈述。同情默许者已不乏人，再多加酝酿，必于进行有助也。惟昨闻有两点应请注意及之：
一、昨从何辑五[4]（招饮后，特约弟谈话）、谢伯元[5]两君口中，何[6]意似已活动，似雷季尚[7]在平工作已大有进步，俟中央整个方略最后决定，何即可北归。
二、关于防共组织。据谓，商[8]与公近日（上院部）电文中，所阅过者均未提及此项意见，各中委对于华北复杂情形全不明了。现有人谓公惟为酒井[9]交谊较厚，酒井去，则失其作用云云。
至弟所谈论者，公在华北政治上系站在宋[10]、韩[11]、商三者中间，外交上系素与东京元老重臣及关东军本部直接联络，故今后蒋[12]、何两公运用华北之方略，基础应建在公之身上，而以公为活动中心，必克有济。
此为弟在京之态度和主张也。弟以为目下应与仙阁[13]、绍文[14]积极讲求亲交之道，而于宋、商之间的争点多用工夫，使双方精神实质上密切合作，中央外交自更当倚重，未识高明以为如何？敬请勋安。
此间近检密码正严，因以上皆公开谈话，故明写之。
弟言上
廿四 十一 七
信函二：共7页，每页纵26.5厘米，横17.5厘米。无信封。内容如下：
仲渔二兄市长密鉴。真电早登签掌，八日接奉惠翰并附函八件。日来，弟已个别预约长谈时间，亲往面交，并正式负责代达一切。幸荷各友慨念故交，当前表示均极圆满，除
孙[15]、孔[16]、褚[17]三公须俟其今日自申返京另期详谈外，于右任[18]、邵力子[19]晤谈时，对于尊见极端赞成。弟当提出缓和华北局势的两个原则，一，华北自动的根绝排日因由；二，华北自动的充实防共准备。并附论具体意见五点：
一、中央密授平、津、青三省三市地方长官特权，对内、对外、用人、行政在前项原则范围内得便宜行事，但以不妨碍中央统一之大体局面为限，最后决定之公布权仍属于中央。
二、中央对于三省三市地方长官及各军领袖，应秘密许以国际变化（中日问题）后地位人格之保证，在华北缓和局势期间绝无调动。
三、三省三市关于实行上项原则特设机关，应吸收华北过去富有政治经验、现今尚有作为之人材，量能授事，以消弭一切反动。
四、三省三市党治下通缉之政治犯一律取消通缉，恢复自由，并择其材力卓绝者伏加录用。
五、三省三市实行上项原则，用人、办事所需一切经费及特别费，地方不足者，中央应秘密补助之，但须实支实报，以杜经手人吞款误国之弊。
以上原则两点及具体意见五项，系弟与于、邵、王[20]、何、廖[21]诸先生会见时所口述，日内更将以弟个人名义正式密建议于蒋，而于、邵诸公亦允晤孙、孔、褚三公交换意见后负责进言，并称我兄甚识大体。其第二项关于长官地位问题，尤绝对负责保证。又谓熊哲明[22]之北上，亦为咨商具体意见，不妨从速商定提出，候五全大会后由一中全会决定交办云云。事关紧急问题，故弟先以真电上闻，请就近密致韩、宋、萧、秦[23]、商诸公从速联合密提，俾早决议，以挽危局。果如此议，我辈有助于华北地方之前途，韩、宋、商诸公个人之前途均不浅鲜，未识尊见以为如何？弟因不明津地近日情形及兄最后方针，尚希明示，以资遵循。至应否密商以上数公，仍请斟酌为妥。再，此举如果进行，兄应为主动的中心，主持一切，弟只担任奔走而已。现在是否需弟先返津一商，即祈电示。是盼。专此布陈，敬请勋安。
弟言谨密上
廿四 十一 十一 灯下
信函三：共3页，每页纵26.7厘米，横17厘米。信封为淡黄色牛皮纸竖式，盖有天津、南京邮戳各一枚。信封右侧写“天津意界三马路四十九号”，中间“现任天津市程市长仲渔亲启”，左侧“快 南京五台山村卅九号刘绍禹”（图三）。
信函内容如下：
仲渔二兄市长密鉴。真电后两快邮早达尊览。昨晚晤邵，知弟所上意见业经邵转陈于蒋。弟当与邵决定一步骤：待兄与绍文密电到京，迎伊北游一商，伊即与蒋决一方略。于一中会后（约本月底）偕弟一游平津，藉与兄及绍定一联锁，但约定不迎、不送、不登报，彼此绝对秘密，始于事有济。此邵方所拟议（完全为弟所恳求，彼当任绕道一行，为国为友，两蒙其益）。兄应速与绍文熟商，速电来京一事也。褚重行昨、今两晤，已道其详，本来汪先生[24]盼兄于五全会前到京，一晤各要委，现汪病不负责。而据弟剖陈，现当紧急关头，地方长官对中央之色彩愈浓，则交涉之困难愈重，不能抽身前来确有重大原因，重行对此亦颇同情（兄今可省一笔旅费）。关于特权、特别费两事，重行要弟与杨畅清[25]、孔庸之熟商，弟当要求重行写一信与杨说项。弟今已面杨，约定星期日详谈。星期六晤居觉生[26]，下星一晤孙哲生。至于孔庸之，因来京仅参加大会一次，又匆匆去沪，彼派一秘书告弟，嘱在沪长谈再细商一切。此褚、孙、孔及杨、居接洽之经过也。百忙草草，先此奉告，余待再晤诸公后续陈。敬请勋安。
弟言密上
十一月十五日
信函四：共3页，每页纵26.7厘米，横17厘米（图四）。无信封。内容如下：
仲渔二兄市长赐鉴。真电及十一日快邮想早达典签。弟细思所陈一事，最好由兄会同绍文主动，而联合三省三市，团结一致，共同组织，对内可以邀中央之倚重，对外可以求对体之平等。二十九军方面，有绍文一人负责足矣。因近日中央开会，众口一致攻击某有挟外交要求地位、地盘之嫌，虽令主察，究非中央所乐，我兄应明了此一点。与绍文紧密合作，将平津基础建筑稳固，则一切进行可以从容布置矣。不识高明以为何如？弟拟会后邀邵力子一游平津，藉资集合，如尊意谓然，即请密联绍文合电（密码）弟转力子，劝其北游，是一行可以决大计而无疑也。力子之女公子本月二十日结婚，兄是否备礼致送？喜期已近，希示（电）及是盼。手此，敬请勋安，鹄候电示。
再，中央近情，弟已略告习恒[27]矣，并闻。
弟昌言 谨密启
十二月十二日
信函五：共8页，每页纵26.7厘米，横17厘米。信封为牛皮纸竖式，正面盖有北平、天津两地邮戳三枚，日期已模糊不清。正中红色封芯上书“程总长仲渔亲启”，右侧收信人地址“天津意界三马路四十九号”，左侧书“挂号 快信 以北平南官坊口四十号刘绍禹缄”。
信函内容如下：
仲渔二兄总长[28]电鉴。日前赶赴车站送行，甫及站台，而车已开行，未及握晤为怅。尊恙在府静养，想康复必日有进步也。前面谈津情种种，近得确报，暗中活动正急，谅已有所闻。待康痊时，当介绍进商，用挽危亡之局。盼高明早注意及之，勿落人后也。弟窃察国际情势，近日在英美支持下将形成之护国讨逆运动，及在日本支持下将形成之建国讨贼运动，两派势力日有进展，两派人材中均不少救国志士，然亦不乏甘心卖国之汉奸。惟群众及青年心理，甲派善于操纵，而乙派殊拙劣耳。弟测此种斗争之初期，乙得日本全力支持，将占优势；甲则因内部组织意志不统一，必起分化。至战争中期，甲得英美俄之实力援助，必有转败为胜之势，致于双方两败俱伤，转停滞于不战不和状态之中。然而英美与苏俄之矛盾无法解决，国际上一大变化，日本不亡者在此，中国不亡者亦在此。而吾国战争终期之胜利者，必为今日能吸收非党人材与脱党人材两系优秀有为分子成一集团之人物无疑矣。弟环观国内，有思想识见及此之人物尚不多见，而具此组织魄力之人物则绝未一见，有之，则惟有吾辈制造之耳。弟以为，今日吾辈谋救国者，即应执此为奋斗目标。如为少数人急功近利，或个人自私自利，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为交换者，绝非成功之人，亦绝非可以共事之友。盖此辈至大战终期时得保首领者，亦只有亡命海外作寓公耳。吾辈若与之共事，前途之牺牲有何代价？兄见远识微，必已早鉴及此，无待弟之赘述也。至于此次中枢采行冀察之新组织，系（弟条陈，系由右任、力子、畅卿、民谊等转蒋，而托力斋[29]说冯[30]、阎[31]、居、孙、孔、何谅解之）完全接受，弟冒险之建议（在京时，立夫兄弟讥弟为汉奸、间谍作宣传者）有交兄折议两原则及五项具体意见可以复按。当明轩免察主席休息津门时，何为之求一平津卫戍总司令之“总”字，因黄[32]派讥何欲利用某军势力以自为，何不敢争，“总”字终难实现。及弟到京，一面在五全大会宣传华北危急情形，一面本兄意旨条陈各当局，为明轩请命。中央所以同情谅解者因此，而明轩之僵局所以打开者亦因此，何敬之得再开口进言者亦因此。今华北实际已结束训政，一反党治之所为矣，而集军政、外交大权于一人之身，明轩所负之责任何等重大。然而，冀东、察北之消息较前益恶，弟等视前途之恶化无术补救，归命京师更有何词，而久滞华北又将与草木同朽。前日北宁之图，无非欲长居津门，得尝与兄研讨善策，徐图挽救耳，且亦藉此一觇明轩诸公对弟之意向是否如前，以决进止，成否固非所计较也。是以仍请兄赐（即密）一函，交吕进之明轩为盼。专此，密请痊安否。
弟刘昌言写（花押）
十二月廿七日
从这5封信函的落款时间、内容和信封上所书地址来看，前四封是刘绍禹从南京寄出的，他当时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11月1日-6日）和五届一中全会（12月2日-7日）。第五封从北平寄出，此时的刘绍禹已经从南京回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刚刚成立不久。信函抬头均为“仲渔二兄”，末尾落款分别是“弟言”、“弟昌言”和“弟刘昌言”，而信封上的署名则都是刘绍禹，可知刘绍禹字昌言，且与程克关系密切，应是故交。关于刘绍禹更多的个人资料有待进一步查实。从字体笔迹、文字内容、纸张特点及行文方式等方面综合考察，这5封信函均为刘绍禹一人所书，其内容连贯，披露了程克让刘绍禹在南京积极运作华北自治政权的全过程。
程克（1878-1936年），字仲渔，河南开封人，1935年6月就任天津市市长。早年留学日本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的亲日倾向，而在日本天津驻屯军身边供职所承受的日方压力也最大，这些使得他在“华北自治”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上任伊始，他即着手进行选民登记，展开天津地区的“自治”活动。9月，日本鼓动“华北自治”公开化后，局势更趋紧张。蒋介石尽管明确表示“反对国家主权完整和阻挠行政统一的自治制度，无论如何不能容许”[33]，但是也觉得华北局势“已经很少挽救的希望了”[34]，对如何处理自治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指示，因此，华北地方各当局人物不知如何应对。从现藏天津博物馆的1935年9月26日程克给褚民谊的一封短信的拟稿证实, 程克正是在此时向南京方面提出了缓解华北时局的个人建议（图五）：
复褚民谊函（黄晟拟，九月廿六日）
重行仁兄勋鉴，顷奉惠函，藉悉卜年[35]兄已将鄙意奉告左右，并承吾兄代为转陈汪院长，殊深感谢。弟本拟俟此间诸务整理就绪，即行晋京请示机宜，蒙示最好于六中全会时入都一行，俾明与各方接洽一节，谨当遵命暂缓南下，届时亲聆教言，畅叙积?，快何如之？诸蒙指教，获益良多，长任感激，专复布臆，敬颂勋祝。
这封信函拟稿说明，程克先让外交部驻沪办事处政务处的唐彦平捎口信给褚民谊，向其提出了个人主张，又由褚转陈汪精卫，并计划亲往南京面陈，因为褚民谊建议其等到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再到南京而推迟南下。
随着局势的发展，程克担心亲往南京容易引起日方怀疑，导致与日交往更为困难，“现当紧急关头，地方长官对中央之色彩愈浓，则交涉之困难愈重”（信函三），于是，他让故交刘绍禹到南京活动，陈述主张，探听消息，“所有面授尊旨，弟在此晤见比较重要各中委，均以客观立场代为陈述”（信函一），并以书信、电文的方式指示行动，“弟因不明津地近日情形及兄最后方针，尚希明示，以资遵循”（信函二）。与此同时，程克还分别致函于右任等8人，“八日接奉惠翰并附函八件”（信函二），阐明缓解华北危机的个人主张。刘绍禹则拿着程克的亲笔信件，逐个面见于右任、邵力子、孙科、褚民谊、廖斌、王宠惠、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代呈信件，积极奔走。
那么，程克究竟想怎样缓解华北危机呢？信函二中所称“两原则和五项具体实施意见”真实反映了他的主张，即顺从日方要求，成立表面上拥有自治特权、实则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的华北地方政权。两原则为“华北自动的根绝排日因由”和“华北自动的充实防共准备”，与10月4日日本提出的《关于对华政策方案》“广田三原则”中的两条基本一致，只是缺少“承认满洲国”一条。可见，程克让刘绍禹提出缓和华北形势的方案既迎合了日方的要求，但也没有违反南京国民政府绝不承认“满洲国”的政治底线。信中所说的五项具体意见，“以不妨碍中央统一之大体局面为限，最后决定之公布权仍属于中央”，也就是说，他们主张建立的政权虽说是地方自治政权，但仍承认国民政府是唯一主权政府，愿意接受其领导。国民政府“密授”三省三市地方长官特权，“秘密许以国际变化（中日问题）后地位人格之保证”，“用人、办事所需一切经费及特别费，地方不足者，中央应秘密补助之”。这三个“秘密”更明确地表明，果如程克、刘绍禹所提，华北地方自治只是表面现象而已，是对外界的政治欺骗，在用人、用财、用权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才是真正的掌控者。也就是说，程克、刘绍禹建议顺从日方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是应对日方逼迫而实行的缓兵之计，并非要脱离国民政府。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程克、刘绍禹都主张成立华北自治政权，但两人在地方领袖人选及思想动机方面并不相同。刘绍禹主张由程克担任地方领袖：“公在华北政治上系站在宋、韩、商三者中间，外交上系素与东京元老重臣及关东军本部直接联络，故今后蒋、何两公运用华北之方略，基础应建在公之身上，而以公为活动中心，必克有济。”（信函一）“此举如果进行，兄应为主动的中心，主持一切，弟只担任奔走而已。”（信函二）“弟细思所陈一事，最好由兄会同绍文主动，而联合三省三市，团结一致，共同组织，……”（信函四）甚至主张吸收社会各党派内的“优秀有为分子成一集团”，共同组织在一起，自立党派，“惟有吾辈制造之耳” （信函五），拯救国家危亡，而不是追随那些“急功近利，或个人自私自利，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之徒。可见，刘绍禹的行为动机纯粹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忙碌。尽管刘绍禹多次鼓动程克发挥与日高层的交往优势，联合秦德纯等人，共同稳定华北局势，但是程克还是按照日方的要求，让刘绍禹在南京提出由宋哲元担任自治首领，“一面本兄意旨条陈各当局，为明轩请命”（信函五），并不时以看病为名往来于平津之间，亲自与宋哲元沟通[36]，可见程克基本上是按照日方的“自治”要求和国民政府“继续苦撑”的电文[37]指示而行事的。
对于程克、刘绍禹的主张，国民政府要员的反应不一。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强烈反对，称刘绍禹是“为汉奸、间谍做宣传者”（信函五）。但“同情默许者已不乏人”（信函一），于右任、邵力子则“极端赞成”，夸奖程克“甚识大体”（信函二），并很快将建议转给了蒋介石，“昨晚晤邵，知弟所上意见业经邵转陈于蒋”（信函三）。汪精卫也已经表示认可，“本来汪先生盼兄于五全会前到京，一晤各要委”（信函三），但因其被刺住院不再主持政务而作罢。刘绍禹在南京的活动初见成效。于是，他们又请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游说阎锡山、冯玉祥、居正、孙科、何应钦等人，取得“谅解之”，“完全接受”（信函五）。因孔祥熙未在南京久留，刘绍禹没能见到，程克又派武向宸[38]到沪与其交流。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一件1935年12月2日孔祥熙给程克的电稿证实了这一点：
速译转东城南小街老君堂四十六号。程市长仲渔兄勋鉴，武君来沪转示尊意，并诵手书。谋国公忠，至为钦佩。所提缓冲办法却有考虑价值，俟转商蒋委员长核定即办。知往前后情形如何，祈随时见告。时局艰危，甚盼共济。弟孔祥熙叩冬午沪寓。
十二 二 下午八时。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这5封信函说明，程克主张顺应日方要求，在华北地区成立表面上拥有地方自治特权、实际上仍接受南京政府领导的政治机构以敷衍日本，并主动派刘绍禹等到南京暗中运作，争取政府要员于右任、邵力子、杨永泰、褚民谊等人的公开支持，并最终得到蒋介石的认可，“采纳日本方面的意旨，首先将在河北省实现实质上与自治无异的施政，最后设立大体上与西南政治分会相同的机构。至于是否普及其他地区，应根据实情决定”[39] 。12月7日，国民党五中全会一次会议正式允许成立自治地方组织，即冀察政务委员会[40]，负责处理冀、察、平、津两省两市政务。
这5封信函不仅揭示了程克、刘绍禹二人在华北自治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为确定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权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后，多数中国民众认为其是在日本唆使下成立的自治、卖国政权，是对国家领土主权的破坏，认为“此种组织，本适应日方之主张而成”[41]，纷纷表示反对，还有激进青年对程克等人进行威胁、谩骂和恐吓。以往史学界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多对此政权持否定态度[42]。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其政治性质和作用提出了许多新认识：如梁敬■称其“既非自治，亦非他人傀儡”[43]；王■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日方自治运动阴谋在很大程度上的破产”，“是有益于中国国内政局的”[44]；它“虽然表示了国民政府的立场仍然软弱，但形式上保持了中国的行政主权”[45]；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从上述信函揭示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内幕来看，笔者认为，它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亦无若何办法”[46]，准备接受华北自治现实的情况下，允许成立的表面上拥有自治特权、实际上接受国民政府引导的地方性政权。时人如此评论：“现在北方政局，依然保持国家行政系统。冀察政委任自中枢，两省两市仍归统一”[47]，“惟就地方形势论，当系政委会自任交涉，而受成于政府”[48] 。它是身处日方强势威逼、控制下的华北地方实力派（以程克和宋哲元为主），面对日方的威胁、利诱，遵循国民政府犹豫不决的拖延政策和日方的自治要求，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自保，率先由程克提议的无奈之举，是国民政府及华北实力派应付日方的一种政治手段，即孔祥熙所谓的“缓冲办法”，日方称是蒋介石“暂时敷衍的阴谋”[49]，“仅为撤换从前之机关，代以外观整备之新机关而已”[50] 。日军发言人即表示“此乃退步，而非进展”[51]，认为“是日华双方妥协的产物。冀察政权成为国民政府的机关，是日方的让步；满足日本方面的希望由宋哲元担任委员长，是中国方面的妥协。”[52]它实际上是中日、宋蒋、汪蒋等国内外多重矛盾相互制约、相互妥协的结果。虽然说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带有明显的妥协性，根本不可能解除华北危急，但暂时缓解了中日矛盾，基本达到了蒋介石为实现国内统一而延缓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政治目的，这要比诸如宋子文之流的国民政府要员“意气消沉，对于华北作放弃之想”[53]的做法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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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方策动华北自治的上限时间，史学界普遍认为是1935年9月。原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在二战后的证词中也承认，“自治运动的主张是由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和华北日本派遣军司令梅津在1935年4月决定的”（见南开大学马列研究室，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7页），实际上，早在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即提出了分裂华北、成立 “华北联治政府”的计划，并开始积极运作（见a.李文荣，邵云瑞：《华北事变》，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5页；b.刘国新：《〈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4期； c.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d.刘国新：《“七七”事变前日本侵华政策的几个问题》，《民国档案》1989年4期）。可见，早在1933年3月，日方已经确定了组织“华北联治政府”的意向，只是由于开展成效不大和日本国内意见不一，而国民政府随后又答应签定《塘沽协定》，日方才没有继续展开。之后由于不满意国民政府对《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履行情况，日方再次推出华北自治政策，促使华北特殊化。关于下限时间，封汉章认为，1937年4月16日，日本四相会议上决定新的“对华实行方案”和“华北指导方案”，明确 “不进行企图华北分治或有可能打乱中国内政之政治工作”，应是华北自治的下限，而非常用的1935年12月（封汉章：《华北自治运动下限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7卷6期）。笔者同意此说。
［2］刘绍禹，字昌言，时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任职。
［3］程克，字仲渔，时任天津市市长。
［4］何辑五，原名应瑞，字辑五，何应钦四弟，时为贵州省政府委员会委员。
［5］谢钟元，字伯元，时为贵州省政府委员会参事。
［6］指何应钦，字敬之，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
［7］雷嗣尚，字季尚，时任北平市社会局局长。
［8］指商震，字启予，时任河北省府主席。
［9］酒井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
［10］宋哲元，字明轩，时任平津卫戍司令。
［11］韩复榘，字向方，时任山东省府主席。
［12］指蒋介石，时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3］萧振瀛，字仙阁，时任二十九军总参议。
［14］秦德纯，字绍文，原二十九军副军长，时任察哈尔省府主席。
［15］指孙科，字哲生，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
［16］指孔祥熙，字庸之，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代理院长。
［17］指褚民谊，字重行，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18］于右任，字伯循，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19］邵力子，字仲辉，时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
［20］指王宠惠，字亮畴，时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
［21］指廖斌，字丕成，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后为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22］熊斌，字哲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次长。
［23］秦德纯此时已改任北平市市长。
［24］汪精卫，字兆铭，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当时已因伤辞职。
［25］杨永泰，字畅卿，时任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此处误为“畅清”。
［26］居正，字觉生，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27］吕钧，字习恒，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时为北平市参议员。
［28］12月11日，程克以病向南京政府请求辞去天津市长职务。12日，国民政府任命萧振瀛为天津市长，萧20日上任。此信写于12月27日，时程克无职务，因其在1923年、1924年曾先后担任司法总长和内务总长，因此故交称作“总长”。
［29］张君劢，字力斋，中央银行理事会常务理事、副总裁张嘉■的兄长，国家社会党负责人。
［30］即冯玉祥，字焕章，时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31］即阎锡山，字百川，时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32］指黄郛，字膺白，号昭甫，曾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33］ 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最近支那关系诸问题摘要》（第六十八议会用，昭和十年12月），载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第470页。
［34］（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续编一），第739页。转引自李义彬：《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民国档案》1989年1期。
［35］唐彦平，字卜年，时在外交部驻沪办事处政务处任职，后任汪伪政权政务次长。
［36］1935年11月5日《大公报》记载，程克在11月4日赴北平，面商宋哲元、商震。1935年11月28、30日《大公报》记载，11月27日程克受宋哲元邀请携家眷到北平，宋哲元当晚即电辞冀察绥靖主任新职。次日，二人面谈。29日，宋哲元再次致电辞职。
［37］ ［46］《北平电话》，《大公报》1935年11月29日。
［38］武向宸，时为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委员。
［39］同［33］，第473页。
［40］《时局处理方案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大公报》1935年12月8日。
［41］［48］《安定冀察之急务》，《大公报》1935年12月16日。
［42］何基沣在《“七七”事变纪实》一文中认为“实质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是在“投机取巧、行险侥幸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见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43］梁敬■：《华北自治运动》（续），（台）《传记文学》12卷6期。
［44］王■：《宋哲元与华北自治运动》，《张家口师专学报》1995年4期。
［45］周一良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3页。
［47］ 社评《希望学生复课》，《大公报》 1935年12月14日。
［49］同［33］，第472页。
［50］《东京二十七日新联电》，《大公报》 1935年11月28日。
［51］《北平路透通信》，《大公报》 1935年12月5日。
［52］ 《华北工作的急遽开展》，载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2页。
［53］《卞白眉日记摘抄（1930-1938）》，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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