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甬上风物》的出版不仅仅是对这个过程的肯定，同样是对这些成果的总结，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为出版同类题材的图书开创了新的道路。
2011年8月，当得知《甬上风物――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消息之后，作为责任编辑的自己是感到很意外的。一本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图书被美国四个官方国家图书馆之一的图书馆收藏，这可以称得上是个不小的奇迹。因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于收入的国外出版物审核程序相当复杂，采集的必须是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图书。而《甬上风物》作为东方文化典籍，也是中国第一部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丛书。
我回想起来，这套《甬上风物》花了三年时间来编辑出版，总共147册的丛书堆起来有两张书桌那么高。但是谁都不会想到，这么“有分量”的作品，最初的材料是一张张表格，作者大多来自基层，学历往往只有小学、中专。对一个地方小型出版社来说，《甬上风物》的出版绝对是一个奇迹。
地方模式，备受推崇
2007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普查的项目包括民间工艺、民间文学、民间技艺等在内的17大类。宁波市组织了四千多名的业余普查员队伍覆盖了宁波市每个村落和社区，还有137个民间团体参加了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这些业余普查员大多是来自基层的老农民、老渔民、老手艺人，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却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且富有热情。当时全国通用的普查表格非常复杂，长达7页，这些普查员根本无法顺利完成。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专家们根据宁波的实际情况，重新设计简易的表格，并只有两页。这样的做法，被命名为“宁波试点模式”在浙江省推广。当时，宁波面向全市发放了20万张普查简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搜集到30多万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线索。
一个非专业的基层普查员在完成“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经历的是双向的“反馈模式”。也就是说，从自然村到村，再从村到乡或街道，再到县市区，一条条线索报上来，再一级级归纳整理，一级级反馈下去。然后，按照每条线索去找有关的人，把调查结果的材料一级级递交上来。所以，几乎每个普查者或者每份表格的背后，都有一个复杂的故事。例如，鄞州区洞桥街道的企业主吴瑞芳，2007年参与调查时，已是花甲之年，当时他负责采访本地一名“土郎中”，为了核实一种草药，两人在炎热的夏天，硬是翻山走了几里路，才找到那种药。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的背后是一位位付出了辛勤汗水的普查员，可是，如何将这些基础的调查材料打造成为一套经得起推敲的图书，是考验出版工作者的时候了。
创新探索，重点打造
2008年5月，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进展情况，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个可供挖掘的出版好项目。出于一名出版人的敏锐和责任心，我和当时的分管副社长便迅速介入了这次文化普查的后半段工作中。此时，我们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图书出版也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既定的模式，也没有可借鉴的做法。我作为这套丛书的项目负责人，除了要统筹人员、出版进度，还要落实和规划整套丛书的经费使用。对于只有几十个人的地方出版社来说，要在两年多增加出版约150个品种的图书，肯定会对原有的出版计划和人员负荷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便向社里汇报并提交方案，以项目管理的方法，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而且其中大部分编辑来自于社外，大部分流程区别于原有的出版社流程。这样，相当于针对这套书专门组建了一个有时效性的、独特的、小型的出版团队，而且定制了一个确保图书质量、确保具有效益的出版流程。什么样的人才符合“社外编辑”呢？我的要求是：最好是宁波本地人，可以没做过出版，但必须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必须对非物质文化有热情、有一定研究。
人员初定后，最关键的就是进行全新的培训，让大家熟悉自己的工作任务，这样才能编著好丛书。我作为丛书的统筹人，第一卷图书的磨合尤为重要。整个编辑团队认真收集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仔细核实初稿中可能存在的讹误、偏差或者互相矛盾的地方，再通过普查中业已形成的“反馈机制”去检查确认。编辑团队通过数量最少的镇海卷的尝试和磨合，从中找出了一些规律，便形成相对固定的流程，并迁移到下一卷的图书中。出版社传统的三审三校在这套书的出版中也得到了创新式的发展，除了保留出版社的审校，还融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的审查校对机制，使得图书的质量得到了保障。其实，通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们再来认真分析出版业的业务特征，就会发现其与项目管理的相关要素十分吻合。譬如项目管理的目标明确性、唯一性、实施的一次性、不确定性和结果的不可逆转性，完全可以应用到图书的出版业上来。
跨国收藏，成功典范
从2008年起，《甬上风物》的镇海卷、宁海卷、北仑卷等陆续出版，一直到2011年初，《甬上风物》最后一卷慈溪卷付印。历时三年多的《甬上风物――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终于全部出版，这套丛书共12函147卷，共计版权字数3000余万字，并且还附带有6000余幅照片和插图。这套丛书原汁原味地记录了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貌，完整地勾勒出一幅宁波的城市风情画卷。2011年初，一名来自美国的留学生到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课题，中心给他提供了这套丛书。这名留学生在网上查询，才发现美国国会图书馆已经收藏了其中的一部分。后来经过了解，我才知道美国国会图书馆一直关注《甬上风物》的出版，同时它也是中国唯一的以田野调查形式公开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丛书。
在《甬上风物》丛书的出版进程中，我同时对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主题的图书进行考察和调研，对这一类图书的编撰体例和出版特色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以期为其他出版者提供一点参考。目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图书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田野调查，也就是宁波出版社出版的《甬上风物》这种丛书，更侧重调查和原始记录，以资料性为主。第二类是专题研究。如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宁海平调》《奉化布龙》等，这个系列以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为中心，围绕该项目进行专项整理和研究，图文配合。浙江人民出版社的《铜鼓文化》《客家山歌》也是这种类型。上海文化出版社的《上海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丛书》也是如此。第三类是将调查记录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的类型。如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探寻追忆与再现――齐鲁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与研究》，其中文字的表达形式多用采访或报告文学的文体，比较注重可读性。这方面的范本还有四川美术出版社的《成都民间的33双手》和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第四类是对某个地域的代表性项目，进行梳理、选择和比较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它的体例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10大类518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较为详尽的介绍和描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荆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分专题介绍了荆楚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关“江河号子”的一节，就分别将宜昌市夷陵区、宜昌市伍家岗区、秭归县、巴东县四个地方的号子分别进行介绍，并进行对照研究。
这四大类定位，基本上涵括了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图书的绝大多数品种，也为接下来更多的出版社出版相同类型的体裁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甬上风物》的出版不仅仅是对这个过程的肯定，同样是对这些成果的总结，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为出版同类题材的图书开创了新的道路。出版工作是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去创新的，我有幸全程负责《甬上风物》丛书的出版，而它也确实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