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先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1986年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已经进入当代文学史，您对此有何评价? 答：那次大展是一次自然而然的现象，你的提法是“重要的精神事件”，这我同意，但我更愿意用“自然而然”这样的词来形容它，因为“大展”之前，各地社团、流派林立已是事实，各地民刊此伏彼起，基本上可说是“大展”前各地诗人们的“小展”，是“大展”的铺垫。现在有人把“大展”称为运动，把那次精神事件视为操作，这我不同意。我说，它是自然出现的，如同天亮。
二、能简要介绍一下莽汉主义当时的情形吗?并请对当时莽汉提出的一些口号做出评价”您以为当时莽汉的写作多大程度上与提出的理论有关?或仅仅是作为一种引起注意的策略?
答：“莽汉主义”创立于1984年1月，到1986年便自然解散了。1986年“莽汉”参与大展时的口号现在看来相当朴实，那些口号仅仅反对虚伪的诗歌，因为那时的主流诗歌里讴歌了很多的假人民，写了很多傻头傻脑的、我们作为处男都不想要的爱情，我们把矛头指向权威，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惹着了我们的哪根筋，我们恶心他们来领导诗歌，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他们领导不了诗歌，领导不了诗的良心和恶习。我们要把诗献给大脚家妇和打铁匠，那是因为我们提倡口语，这是假文化中突然出现的不听话的假，是坏里面搞得有点甜头的那种坏，是烦躁岁月里故意弄的另一种烦躁，那时，幽默注满了革命的心。但是，很显然，革命的心中涌出的观念，会因为生命中思考的一面而有所调整，甚至改变，1986年“大展”时的思考方式和写作态度到如今在很多诗人身上早有了修改的墨迹，也有部分脑神经皮实的人还是原样。改变不是所有人的运动模式，这与诗人的特质有关，如同诗人写作风格，有的一生不变，热辣辣哉怪里怪气地描写他感兴趣的事与情，像个痴汉；有的变来变去，一生慌张不已，乱找方向，异常国薄。这二者中都有很好的诗人，有的早就知道自己写得棒，有的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写下了美丽的诗歌。
三、有人说大展本身就显示了八十年代诗歌思潮的运动特征，也有人干脆用第三代诗歌运动来指称八十年代后期的诗歌写作，您觉得当时大展及相关的一系列事件是否和这代人的运动情结有关?
答：我认为1986年的大展从性质上讲，只和第三代人运动有关，虽然徐敬亚和姜诗元等人不属第三代人，但那时是第二代半中的智者和第三代人的团结，因为他们看见的是共同的对手――作协刊物的低水平的虚假和无耻，我说“大展”只与第三代人有关，说的是第二代半人当时不需要“大展”，他们正笑嘻嘻地走在去官方刊物发表臭诗的路上，他们参与“大展”也只是为了向作协刊物的发表阵地靠近一点。徐敬亚、姜诗元等人是他们中的另类，拿着手里仅有的公家给的小话语权就干了一件你所说的“重要的精神事件”。还有一些诗人也不属第三代人，他们参与“大展”也是顺便发表作品，没其他目的，而“大展”的真正性质，是话语权的争夺，“大展”将话语权一下子从国有打向了民间，秦失其鹿，天下竞逐之。第三代人及所有诗人都拿到了话语权，那是一些小型麦克风、喇叭和号角，接下去自然是一阵乱整。
四、大展中流派林立，对语言甚至对什么是真正的好诗的看法差别甚大，而各个团体的组成也很不稳定，今天放在同一个背景观照合适吗?您认为当时你们共同的东西是什么?
答：这些差异是水平的差异、成熟与否的差异、真与假的差异，诗歌团体不稳定也太正常，群雄逐鹿，互相招降纳叛、或者走门串户、另立山头，也是一场热闹。“大展”时各流派的共同东西仅仅是一直争夺话语权、亮相权。五、今天作这样一个回顾性的访问，您是否有一种回顾革命史的感觉？
答：这倒没有，如果有，那得加上那时的创作，发现及诗人们在“大展”前的争吵与交流。
六、您怎样看待PASS北岛和打倒舒婷这两个口号？当时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吗换句话说，北岛和舒婷在当时看来构成了同样的焦虑吗？当时的焦虑有没有话语权利和美学技艺的区分？
答：Pass北岛和打倒舒婷这两个口号的提出我并未参与，我不认为他们应该被打倒。
七、当时认为今天派和朦胧诗有区别吗?如果有，是什么?
答：当时我认为今天派和朦胧诗有区别，朦胧诗的概念比今天派大，很多不会写诗而会把诗写得涂的也算，很多哭哭啼啼的假诗也算，这是被当时官办刊物、一些评论家混淆了的，故意和无知均有之。我认同今天派，恶心“朦胧诗”这一概念。但二者对我并未构成什么影响，对我构成影响的是同代人中的诗人，是他们的世界观，热情、斗志和想像。我相信“第三代人”中很多诗人都是这样，相互影响构成了巨大的氛围。
八、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被伤痕风裹胁中的北岛对文革反省更为深刻：而到了 1982年，北岛的诗歌中已出现对自身形象的反讽，也就是说，对写作《回答》时的姿态有了相当大的调整，您的同代人注意到了吗?
答：未注意。
九、现在打开那一期的诗歌报或深圳青年报，直觉好似一个行为主义艺术展，也有人说类似于博览会或广交会之类的活动，对此您如何看待?与当时频繁的美术展和刚开始勃兴的商场文化有无关联?
答：我未想过那样的问题。美术展和诗歌大展有着相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这二者之间有关联。
十、您如何看待世纪未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更接近哪种立场?似乎诗坛从不缺少论战，您想对以后的反叛者说点什么?这种行为本身与年龄有关吗?
答：我从未读完过世纪末“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之间的任何文章，所以我不知道其中有什么玄妙，我有几位朋友，如杨黎、沈浩波、侯马、中岛等是民间，孙文波属知识分子一边，有时杨黎与孙文波在酒桌上就会争吵起来，我看到了诗人们互相拉圈子吹捧之外的真争论，觉得挺好玩的。团体不能弄成马屁社团，要弄成战斗队才过瘾。诗人互相顺着毛抚摩没有意思。
十一、今天你怎么看待你的成名作《中文系》和《硬汉们》?请谈谈你对口语入诗的看法。
答：《中文系》和《硬汉们》都是我1984年写的。我有很多自己喜欢的诗歌，有较早的，也有后来写的，就我个人喜好来讲，肯定排不上《中文系》和《硬汉们》，我认为好诗不是那样的，口语加机智在八十年代很有劲，但这只是在特定时代才能出现的一种诗歌，在美丽的诗句面前，聪明和机智不算什么，诗歌理论和说法也不算。我偶然感到了爱，我会一直爱下去吗?不会的，我会变心。
我认为口语入诗是一个正常诗人的正常招式，但这勿须自我强调，只有傻子才会强调：我是在用口语写作。当一个诗人的思想达到一定境界，他会使用他的口语，他会回避掉别人的话(他的同代人中很多人的话是他的话，他的人民中的很多话也是他的话)他会说出他的族类的话，表达出那个时代最清晰的生命观，他也会说出他的族类的智慧、喜悦、糊涂和梦想。
十二、您认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诗歌写作足以构成断裂吗?为什么?
答：诗歌的叙事性在八十年代口语入诗的形势下是一个常态，八十年代棒一点的诗人的代表作大都是叙事的，九十年代的诗歌叙事性应该是有的呀，我不相信都成了纯抒情诗人。但我不知道有何重要的作品和说法?新不新鲜、刺不刺激、漂不漂亮?那些说法和作品棒不棒?我很想知道。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诗歌构成断裂的说法我有所闻，但我认为应该站远一点看，我不相信王维、李白、李商隐等会给自己划一个时间段、分析一下彼此的小差异以便自我定位或认可。现在我们看过去，那都是唐诗。历史可以容忍几百年没有好诗人，时间也会默许几个朝代没有好诗歌。我们这些兄弟为什么忍受不了在一小块时间段内不出名呢?
十三、能介绍一下莽汉成员近年来的行踪新作，特别是您的近况吗?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答：这些人：没什么好说的，近来都在做生意，穷凶极恶，贪得无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