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爆发后，传统的社会心理因素与国家政权的压力阻碍了部分民众抗敌意识的形成，抗敌意识薄弱是通敌行为的重要前因。通敌行为包含着主动与被动的复杂动机：主动方面包括借机恢复地位、伺机为非作歹、出面“保护”地方、“曲线救国”任务、经济利益驱使、人际关系与情感因素等；被动方面有现实生活压力、无知与盲目、日伪强权压迫、时间因素等。总体而言，大多数民众终究还是回到对现实生活的诉求，将个人生存放在首要位置。
关键词：抗日战争；浙江省；抗敌意识；通敌现象
抗日战争时期的通敌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大陆的张生、潘敏，港台地区的傅葆石、刘熙明，欧美的约翰?博伊尔(John H.Bolye)、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柯博文(Parks M.Coble)、卜正民(Timothy Brook)、萧邦齐(R.Keith schoppa)、巴雷特(David p.Barrett)以及日本的古厩忠夫、高纲博文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均非常深入。但上述论著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以下三个问题：首先是研究对象多为政界、军界、商界、文化界等“精英”人群，而较少涉及基层民众；其次，与前者相对应的是，其使用的材料多为官方记载、“精英”言论以及建国后的回忆文献，缺乏时人的记录与评述；最后则是忽视了通敌的前因――由各种内、外部因素导致的抗敌意识的薄弱，以致无法对通敌现象的内在考量与外在诱因作出全面的解释。
再就地域而言，学界关于浙江境内通敌问题的研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萧邦齐教授的两篇关于杭州与绍兴的文章。萧氏指出：通敌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其意义随时间、制度、政治空间和个人等要素的变化而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空间”变化，也就是在不同的政权内，通敌的范围、构成和政治中心显示出不同的变化。同时，萧氏也认识到部分“政治空间”是由通敌者本身个性与动机形成的，但由于他所使用的材料没有解释这些“个性与动机”而造成一定缺憾。因此，本文将以中国籍的基层民众作为主体(也包括上述“精英”)，利用各种类型的史料，首先阐述抗敌意识不足的表现和成因，进而解析通敌行为的复杂动机与表象，以期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探讨“通敌”这一学术议题。
一、传统与当下：抗敌意识不足的成因
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各界民众挽救祖国、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感得以增强，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人类社会毕竟不仅仅只有积极向上的成分，消极下向的面相也往往同期并存。当时的抗敌意识主要存在于各界爱国人士之中，下层民众的抗敌意识仍然较为薄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传统的社会心理因素
(1)平均主义。大多数农民(民众)对发财致富者总是怀着极端的敌视和嫉恨。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以追求均平始，以建立和维护特权终”，表现出与平均主义相对立的“特权主义”。端木蕻良的小说或许可资旁证：蒿坝镇伍某的儿子被日机炸死，伍某便制作古代战争所使用的飞灯来打敌机。然而镇上却有人认为这是汉奸放的信号，镇民用十家连坐的方法进行调查。
(2)功利主义。许多人仅以眼前利益为追求目标，参加抗战的动机也是如此。台湾义勇队的队员就曾听一名壮丁说：“家中没有饭吃啊!军队中还可以混混。”上海某棉纱大王对蒋梦麟说：“上海作战期间，我想在杭州住下来。”即使身临危难，也能安于现状。
(3)封闭主义。小农经济高度的自给自足性将农民封闭在狭小的空间内，在地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邻里关系成为农民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他们对外部世界则抱有提防心理。如江山县周村村民对外地人有异样的看待，抗敌自卫委员会宣传工作队向他们买柴米菜等食用品，价格总是抬得很高；淞沪会战爆发时，却正是南田县某地“丁林两族械斗最厉害的时候”。
(二)国家政权的压力
(1)国民党各级政府及军队的应变工作准备不足。省、县各级政府临危先撤、弃民于不顾者屡见不鲜。如平湖县长邱远雄在1937年11月5日日军金山卫登陆的第三天即“捆载宦囊，歙乃一声杳不知其所之矣”。同月14、15两日，杭州“纷乱异常”，“骝先又召集中央人员，嘱各退往浙东，人心更形动摇”。如果说战争初期各级政府缺少应变经验的话，那么到了战争中期，一些地方还是未能吸取前车之鉴。1941年4月日军进攻温属沿海各地，瑞安县长“吕律竟于十八日带队远扬，全城既无政府，江口又无守兵”，“县衙内官长、科员、卫兵，如鸟兽飞走”。在历次战役中，军队往往无法实施有效的抵抗，多以败仗告终，部分风纪恶劣的军队更是严重侵害了民众的权利。黄绍?曾发现一些士兵“平时上山砍柴，战时必拆窗户烧门板，平时士兵荤腥不着口，战时必捉鸡杀猪”。
(2)各级政府的一些常规措施侵犯了民众的利益。以国统区征兵问题为例，浙江省的成绩虽然较好，但其背后却是丑陋与黑暗。而且都是没有势力的人被拉走。壮丁被拉走后，被征家属又往往缺乏充分的生活保障。如四明山上一个老农的独生子被征后没有得到半分地，只好进城去当小贩，结果“给和平军抽捐税，敲竹杠，连本钱也搞光了，活不下去”。因此，各地民众对兵役的恐惧和抵制情形相当严重。甚至出现“为了要救回他们的儿子，便出了下策去报告敌人”的现象。
(3)政府汲取大量社会资源，民众负担沉重。因杭嘉湖等地逐次沦陷，许多重要的税收来源纷纷断绝，而浙省后方的开支无法减少，只能靠加重国统区的税收来维持，因此民众的负担十分沉重。“支出费用极为浩繁”，实际得到上级补助的款项为数甚少，“大部分均为地方临时征派”。除了常规负担外，摊派、剥削、强夺也十分严重。如林淡秋家乡的乡公所里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务班用以收捐，乡长“利用这十名武装假公济私，日日夜夜大敲竹杠”。
(4)宣教动员工作实施不力。面向广大民众的社会教育总体仍处在起步阶段，短时间内无法具备覆盖全省的网络。譬如抗战前后的文盲人数并无多大变化。宣教动员在形式与方法上也出现问题，某宣传队中就有人清醒地意识到“单单唱歌演剧，告诉他们日本如何打败仗，是不关他们的痛痒的”。此外，此类活动多被官方以统制、命令的方式组织进行。譬如丽水一些地方的民众大会必须每户派一人参加，很多民众把开会呼口号看成了一种不得不举行的仪式。有人指出：“代替政治训练的是殴打、斥骂、高压，使民众对受训起反感，进而怀疑到抗战上去!”
二、主动与被动：通敌行为的动机和表象
政府失信于民的种种表现往往会激起民众的反政府情绪，加之传统社会心理等因素的深层次作用，民众抗敌意识的薄弱以及由“抗敌”向“通敌”的行为转向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厘清纷繁复杂的通敌问题，下文将通敌行为动机大致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类。
(一)主动通敌
(1)借机恢复地位
一些人在抗战前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必须在另一个社会中，才有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们中高层的很多人带有浓厚的“前朝遗老”色彩――清朝的遗老遗少大多对中华民国采取强烈的敌视态度，时刻不忘“恢复清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有一群北洋政府的官员被赶下台，“他们对孙中山的政党和其它采取了激进的革命民族主义议程的南方人深怀不满”。当日军压境 之际，这些人便立刻投入敌人的怀抱，希望通过与日军的积极合作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所以这种通敌行为体现出较强的主动因素。这些人既然心系“前朝”，那么往往会打出“北洋”甚或“大清”的旗帜。日军由武林门入杭城时，“又须老人”即“命悬五色旗，太阳旗于门首”。永嘉1941年第一次沦陷期间，有人见到三四个“无耻的流氓”，“背着前清官员‘开道’的木牌，敲着铜锣”。
(2)伺机为非作歹
这些人战前就是被社会唾弃的流氓、罪犯，在“改朝换代”后，他们便积极投敌，恣意妄为，可视为其对社会的反抗与报复。日军嘉兴宣抚班即认为当地维持会的“干部级人物似无赖之徒，素质颇为恶劣”。伪慈溪县长谷斯愚战前曾在梁湖镇鱼肉乡民，险被打死，后来调解人“叫他吃粪一碗磕头赔罪了事”。还有一些人战前曾是罪犯：王东麓原为余杭当地流氓，战前曾因贩卖鸦片被判刑，日军进城之际越狱得逞，并“乘地方扰乱之时，盗窃名义，自称余杭地方维持会会长”。鄞县伪浙江省保安处浙东分处“上校”章光耀“自幼品行恶劣，战前犯路劫罪被拘押于新昌县监狱署”，敌陷新昌后他竟谎称“犯为大日本皇军做情报嫌疑之罪”而取得日军信任。这些罪犯感到自己在刑罚面前吃了亏，或者在被拘押、审讯、审判和入狱过程中积累起对社会的仇恨，心理严重不平衡，故以通敌弥补损失，进行报复。
(3)出面“保护”地方
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分治的双重政治格局，国家任命的官吏仅到县一级，且人员屈指可数，县级以下事务则多由地方上有势力的人来承担。当国家政权撤出并弃民于不顾后，一些人便自以为负有保一方平安之责。“又须老人”在其日记中写道：“思余服务地方自治垂二十年，临难苟免，是岂丈夫。”伪余姚县长劳乃心则说得更加清楚：“我不做余姚伪县长，也一定有一个伪县长出现的，如果让外路人到余姚来刮地皮，还不是我本地人劳乃心总比较留些余地吧。”犯罪心理学认为，犯罪者不是完全没有良知的人，只是因为受到犯罪成功后结果的吸引，他们才通过两种心理机制来战胜良知。一是运用否定性自我概念，比如“说自己既然上了台就不管毁誉，不一定要后方谅解，也不做两面派”的劳乃心，却曾与国民党县长联络要求合作，遭到拒绝后便“在城里扬言，政府不谅其苦衷，他被逼而死心塌地做汉奸了”。看来，他应该已经认识到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情，只是以此为借口，来个“破罐子破摔”。二是合理化与正义化，他们大多强调自己是为了保境安民，声称不忍见到民众流离失所、社会动荡、地方糜烂。所以，从罪恶战胜良知的角度来说，这些人首先和更多考虑的还是自身利益，保境安民只是借口。
(4)“曲线救国”任务
历史往往呈现出复杂的面相，上述“保护地方”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1937年11月16日，浙江省主席朱家骅召集杭州绅商谈话，谓：“杭市长为政府简任，政府撤退，彼必同行，是以维持地方之责任，惟有交诸地方绅商。”以上这段话出自一个通敌者的日记，可能有伪造之嫌。但建国后一些通敌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朱家骅在离杭前曾向杭州市商会会长谢虎丞等人“面授机宜”，要求组织维持会，“以免地方之糜烂也”。虽然没有更为直接的证据，但这些言行都与朱家骅反对焦土抗战，保护杭城的精神一脉相承。所以，这种保护地方的通敌行为可视作国民政府布置的政治任务。此类“任务”发展到后来即演变为“曲线救国”，一些地下工作者为打入敌伪而通敌，不惜牺牲个人名誉甚至身家性命。如奉化县奉中镇代理镇长应贞之“奉县长朱炳熙密令留县，充任伪警察局科员，以便通达情报，未几，即改任我方情报队队长”。但这种“通敌任务”使鲜明的敌我对抗变得模糊起来，以致战后大批遭起诉的通敌嫌疑人都以曾经协助抗日地下工作等理由为自己辩护，甚至连曾经占据浙东“半壁江山”的伪浙东行政公署行政长官沈尔乔都宣称自己是地下工作者。可见“曲线救国”的策略使得通敌问题变得非常复杂。究竟哪种行为才算是真正的通敌?战后各方对此均难以达成共识，进而影响到后世对“曲线救国”的评判。
(5)经济利益驱使
这里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因顾及财产安危而寻求日军保护。譬如有一个“从来没有跟政界军界发生过联系”的杭州商人回忆说：“我们的住宅还是新翻的房子，几条大街上还有不少铺面是属于我们的产业，总之，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那些无根草的穷家伙一样瞎跑，我们得照顾照顾呀!”他还认为自己曾经跟叔祖到日本去过一趟，“日本话也马马虎虎将就对付几句”，他甚至相信“日本军人是绝对不会跟生意人为难的”，因此当日军来临时他表示“欢迎”；第二种类型可称之为经济通敌，即协助日军从事与其有联系的各项经济活动。一方面，各地商人、帮会、土匪等特殊势力组成走私集团与日伪勾结，如日军需要米粮时，他们便深入后方进行抢购，浙东沿海各县“有许多连谷子还没成熟，就在田地里被定购一空”。另一方面，抗战八年间，民众生活与抗敌意识的矛盾一直存在，前线地区更为突出。在敌我封锁线两侧，物价的剪刀差非常明显――在长兴，大米每担仅售3.8元，运至中方控制的于潜、临安只不过6.5元，而运至沦陷的吴兴则可售10余元。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出现了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所分析的情形：“浙西现在有一个最可怕的现象，就是要钱不要命。”“结果这些人做了汉奸顺民的预备队，做了敌人侵入的急先锋。”如何处理这些为了生存而“半主动”通敌的人，如何将这些人与那些主动协助日伪的人区别开，在战后国民政府审判汉奸时成为一大难题。
(6)人际关系与情感因素
人际关系在通敌现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通敌的形式与程度。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都使得通敌群体在这一网络中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如日军第十军军法务官小川关治郎发现吴兴“维持会里的人至少都是附近经常见面的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41－1944年期间的伪浙江省政府成员。伪省主席傅式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创办人、校董及代理校长，参加伪组织后大夏的师生“成群结队而来，人数在几百人以上”。所以杭州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省府大门八字开，不是大夏莫进来。”近代以来，浙江人东渡日本者数量甚巨，因此通敌人群中很多都有日本情结，也可以说是一种“海外”人际关系。除了一小撮较为彻底的亲日分子外――如鄞县某人身藏“民国二十四年春在东京和日本艺妓合摄的一张褪色了的照片”，自诩亲日老前辈，更多的人实际上是利用这种日本“情结”与日军攀上关系，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伪杭县县长唐亦仁、伪兰溪县长韩子成均毕业于明治大学，伪吴兴县长顾风城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伪余姚县长劳乃心是日本帝国大学留学生，与驻扎在鄞县的河内大尉的父亲是同学。需要指出的是，人际关系与情感因素虽然不属于明确的行为动机，但仍然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
(二)被动通敌
有学者认为：“汉奸行为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也就是说，生活在沦陷区的民众即使不主动替日军工作，也会出于各种因素而有意无意地通敌。就这一问题，我们不能预先设定所有人都应该抱着不合作或是抵抗的态度，更不能由此来判断民众只有通敌心理而没有爱国精神，而应 该分析造成此类通敌现象的一些具体因素。
(1)现实生活压力
在日军到来之前，一些民众或因穷困无力筹措经费，或出于维持生产的需要而没有逃离家园。如富阳农民在“麦熟之后，稻方种下要耘治，玉蜀黍正待下种，并无逃难的工夫”。随着沦陷区大规模战事的中止和全国战争的持续，“国家”、“民族”对于当地民众而言渐淡渐远，而生活问题却日益凸现，压力也不断增大。一部分迁移到城外安全地带的民众因难以忍受农村“劫盗频生”的环境，“致稍有资力者，携带资财，群向各大城市迁避”。当他们找不到生路的时候，只得“宁忍敌辱，以保身家”。当民众把与日军接触作为一种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时，那么求生的欲望就占有更多的成分了。除了普通民众，一些战前国民政府的基层行政人员也因战时无力逃难、战后失业穷困而担任伪职，其目的多为“混口饭吃”。如加入维持会一类的组织即可免费吃饭――杭州维持会成立后“会中每日午餐，开饭多至十余桌，饭后则办事者寥若晨星”。他们中间的一些文职人员除会读会写外，并没有太多别的谋生能力。一些国家高级官员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更迭，但一般政府办事人员却有很大的沿袭性。他们的工作较少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呈现出一种技术性的特点。这正如一些文武伪员自嘲的那样：“我又不是汉奸，我惟为了要养家活口而出此之‘饭奸’耳。”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排除包含在“被动”中的主动因素。
(2)无知与盲目
诚如时人所言：“汉奸的造成，环境固然大半，而没知识和盲目究也是促成的条件。”这些“汉奸”大多是最基层的普通民众。一方面，他们容易受到敌伪的蛊惑欺骗而误入歧途，如三名主动反正的嘉兴徐朴诚部的伪军诚恳地说：“我们都是被骗来的，我们都不是情愿的。”另一方面，一部分没受过太多教育或尚未遭受侵略的民众则几乎不知道谁是敌人，因此也就认识不到敌人的危害性，更意识不到自己是否通敌。譬如1941年4月17日日军经过松林、则水牌偷袭绍兴时，当地民众正演庙台戏。“敌酋用国语‘通知’村民，不必惊惶，部分村民误以为是国军，继续演了下去，没有人把这消息报告到县城去，结果弄得城里人逃都不及。”该文作者因此愤然批判那些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的“处世哲学”。但我们认为民众除了自身的智识缺陷外，很多情况下是受到了日伪强权的压迫，身不由己。
(3)日伪强权压迫
这是被动通敌的最主要因素，包括日伪的屠杀恐吓、宣传教育等手段。宣传教育作为政治的延续、军事的后援，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充当了重要的工具。伪政权成立后，日军要求把筹办教育作为其重要政务中的“紧急事务”，兴办了一些旨在培养驯服顺民、可随意驱使的“奴隶愚民”的学校，瓦解国人的民族意识，借以巩固它的统治。在日伪长时间的奴化教育下，民众的抗敌意识、民族意识不断淡化，最后到了认识不到何为“通敌”的地步。如1944年嘉兴某抗日军队俘获一名22岁的奸细，面对眼前的抗日游击队，他惊讶地回答：“此地尚有重庆政府乎，我实不知也”。由此可见“敌点内之第二代忠奸不分”。从年龄上推算，可知这名奸细的中学时代接受的正是日伪教育。
宣传是改变民众态度的重要手段。日军通过宣传建构自身的“良好”形象，以图解构民众的抗战意识和他们的残暴形象，从而改变抵制态度并与他们“合作”。1940年日军入侵诸暨时，把一批民众抓到杭州教他们游玩、看戏，还绑出十几个中国兵在他们面前刺杀，并说“我们对老百姓是无仇的，我们要杀的只有中国军队，以后请你们千万不要去当兵”。于是一般头脑简单的民众，回家时都说“日本佬对民众是没有仇恨的”、“杀人放火都是伪军干的”。这种宣传对民众的影响甚巨，当日军再次入侵时很多人“索性伺候敌人的到临”，最终造成500多人遇难的“空前浩劫”。
(4)时间因素
不仅“政治空间”的变化会导致通敌意义的变化，“历史空间”的变化也会导致通敌意义的变化，这种“历史空间”便是时间因素。面对残山剩水，沦陷区民众也只能安于劫后余生的眼前日子。“意志坚强者，精神痛苦无由振奋”，表面消极苟且，实际上蕴含着深沉忧患和报国无路的感慨；“意志薄弱，更容易消沉，驯为顺民”，在日伪统治下苟延残喘；还有一些人“在这个动荡的大时代中，抱着今日有酒今日醉的观念生活着”，在风花雪月、声色犬马中寻求精神慰藉与精神避难。长此以往，民众对国事的焦虑便渐渐转化成麻木和忘却，对“亡国奴”的生活习以为常，与侵略者的“合作”也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形态。“抗战愈久，参与伪组织者时有增加”，时间综合了各种因素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于通敌的看法，所以有学者认为“在探讨情境与汉奸成因的关系时必须把时间因素考虑在内”。
余论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抗敌意识的不足是导致通敌现象泛滥的重要因素。而在通敌中体现出来的“忠”与“奸”，“主动”与“被动”，彼此间始终存在着一条貌似严格实则灵活的界限。绝对“奸”者――虽然本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就比例而言毕竟只是少数，绝对“忠”者亦然。大多数人都是在模糊的界线上扮演着模糊的角色，他们最终还是回归到对现实生活的诉求，将个人生存放在首要位置。
抗战时期，浙江省基本处于国、共、日伪三足鼎立的局面。由于浙江的沦陷区是日伪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域，国统区则是东南抗战的前哨，而中共的抗日根据地亦指向收复京沪杭地区。因此，在强势的三方处于不断博弈状态的区域中，通敌现象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复杂，故浙江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从普遍性而言，浙省内部地区之间及贫富之间均有较大差距，同时存在着开化与未开化的地域及民众，这与全国的情况也颇为类似。再从人性相通及国民性类同的角度而言，浙江民众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作为全国人民的代表。因此，本文虽仅限于浙江一省，但全国的情形亦可从中窥一斑而知全豹。
责任编辑：吴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