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性格所致，临近而立之年的我正处在一个“见山不是山”的时期――有时我发现，自己本想出红桃A，结果却打出一张方块Q，而别人却说我出的是张梅花K。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当然不像打牌输输赢赢那么简单。它们非常复杂，绝对超过了五十四张扑克牌的变数，而且还以时间和快乐为赌资。众所周知十赌九输，就这样，我的时间和快乐越来越少，甚至负债累累，以至于彻底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包括亲情、友情，以及爱情。
为此，本来自负清纯的我变得越来越居心叵测，时常想“出老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好在我还没有做，就被另一种声音制止，明确告诉我，这样做会适得其反。
就这样，仿佛被卡在良知和犯罪的边缘，我被沦落成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人。每到傍晚便下班回家。天色渐黑时，开始不自觉地盘算家属楼窗户亮灯的概率，什么时候见401漆黑一片，我知道，我又输了。
因此，我对那屡次制止我的声音一直耿耿于怀，我不知道它来自何处。而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最大的理想反倒是想证明上帝的存在。假如一位无所不知、怜爱世人的上帝真的存在，我想我会抛下尊严，趴在地上亲吻他的脚趾，请求他怜悯，告诉我所有的真相。
当然，上帝不存在，我只好死要面子活受罪地继续做无神论者。时间长了，心理更加不平衡，暗暗发誓，从此开始睚眦必报，与天下所有富裕的有神论者对着干!
为了达到目的，我必须有得心应手的武器，结果，由于心智平庸，十八般兵器我样样学不会。在我正对自己彻底失望的时候，偶然从垃圾筐里翻出一张纸片――上面有我以前随手写下的诗行……
那一刻我并没有热泪盈眶，因为，这种发现根本算不了什么，就像我站在镜子前时发现自己肚子上的赘肉一样，它无益于我的身心健康，反倒妨碍了运动速度和质量。
只有当它成为惟一的时候，我才开始重视它，从此，诗歌超越了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美术。记得我师从张子健先生学习水粉画的时候，任何东西在我眼中都是一笔一笔的色块组成的。自从开始深入诗歌，我发觉我的思维变了――很多人仍然把未知事物归结为“神秘”，既然是无神论者为什么还相信“神秘”?“神秘”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是那些懒惰的思想者的挡箭牌和坟墓。――我想用诗歌追查色块背后的真相。
一个写作者如果过于虚弱，失败又太多，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现实。所以，我采取极端现实主义的方式，不敢在诗歌创作中体验那种飞翔的感觉，仅以记录片式、片段地对自己的情绪进行整理。不计较方法，唯求语言对真相的接近，稳稳当当地现身，争取不吓自己一跳。也就是说，不仅要对单个词浯小心翼翼，更要对它们所形成的整个物质本身和精神内涵委曲求全。并试图重建或恢复语言的伦理关系，避免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出现“违规”现象。
很多诗人喜欢借用另类的词语以期达到“思想跳跃，想象力丰富”的效果，自以为是一种创造。我承认它们的确对现代汉语产生了影响，但结果却是负面的。这种词语的借用，并没有打破语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反而使谋朝篡位成了轻而易举的事。像四川方言里“雄起”这个词，借土匪般足球媒体的势力“雄起”，甚至君临天下。
崇尚“暴力革命”的现代语言越来越变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之所以持悲观态度，就是因为现在想用一种平实简洁的语言进行写作，往往心血耗尽，结果仍令人怀疑，甚至我自己也不相信。
那么，真相究竟在哪里?
“世界本来就是由众多的个人偏见构成，连阳光都只从一个方向照过来。”当我想到此，更是心情沮丧。
有没有另外一束光呢?
我忽然想到素描课上的补光灯。除了太阳，除了星星，能够发光的还有电灯泡。为此，我对科学家爱迪生崇拜极了，1882年，他发明的灯泡已经照亮了纽约市的一个街区。试想“佛光普照”也不过如此，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它给人类带来的惊喜和由此延伸出的意义远远大于一首虚构的诗。
正是因为科学，现在的月亮已经不是李白眼里的那个月亮，人类已经登上月球，它的神秘已经被层层剥去。
应该得出结论，科学是接近真相的惟一方法。所以，现实主义诗歌应该具备一种科学精神。
科学最大的成就，就是因对“神秘”的反对而进行的对“神秘”的层层消解。并一直接作用于宗教、政治、文化，使人类的精神痛苦得以“软着陆”，并由一种集体承受转移到自身感知上来。这仿佛跟现代诗歌所走的路线不谋而合。
科学与诗歌之间肯定有某种内在联系，甚至因果关系。
当然，科学跟诗歌的作用一样，并没有使痛苦减少，但它更接近真相。
诗人的主观意识总觉得诗歌应该大于哲学和科学。所以，上面的结论还可以延伸为，一首优秀的现实主义诗歌，除了具备一种科学精神之外，还应该努力探索科学还没证实的那一部分。即医生不能感受到与病人相同的痛苦，但在诗歌里却可以接近实现。
那么什么才是诗歌中的科学精神?
用物理学的方法演绎出：诗歌这个短小的体裁，惯性却非常大，像山顶上滑落的鹅卵石。这种惯性是一代人写作的惯性，由于惯性巨大，使很多诗人的个性被这种惯性抵消了。这时，就需要一个强大的阻力，这个阻力不只是来自于向下的地形，更是下落物体本身，它可以是粗糙的，甚至是正方体的，只要不是圆滑的……
克隆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照镜子，但玻璃中的自己摸上去往往是冰凉的。而用生物学克隆出的人摸上去应该和人类的温度一样。所以，可以尝试在诗中克隆一个自我……
然而，电灯泡的研究过程是科学，一旦开始批量生产就成了消费品。诗歌与科学的境遇是一样的，当乡愁、身体、透明、轻灵等诸多感觉被大量复制，就同样摆脱不了成为消费品的命运。或者干脆残酷地说：一首诗一旦完成，就成了消费品。诗人惟一应该做的，就是像科学家那样，总结经验得失，然后放弃它，重新进入另一个课题。当然，这个课题可以以那盏电灯泡为基础。
很多科学家在研制出一种产品之后，开始专注于它的专利权和社会价值，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我觉得诗人里面也有很多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庞大，知名度与社会价值也很高……他们是诗人中的秦王，疆域辽阔，坐拥天下……而具有科学家精神的诗人与企业家诗人不一样，前者往往一无所有，只想当荆轲，练就“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功夫，追求图穷匕现时的真相。哪怕最终结局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然而，写到此处，我又发现自己重新陷入了文章开头所谈的那场牌局：“本想出红桃A，结果却打出一张方块Q，而别人却说我出的是张梅花K。”变数依然很大。因为那种被我极力蔑视的“神秘”竟然又层层叠叠地出现了，原来它们并没有减少。还有，期待中语言的和谐关系并没有出现，我听到数百个词语一齐发出了刺耳的叫声。
不管怎么说，荆轲终究是个失败者。对于同样使刀的屠户来说又出现另一种变数――好的诗歌绝对不会一刀就把牛的脖子砍下来，而应该是庖丁解牛。
快乐终究是瞬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