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即使在信息十分闭塞的我居住的城市，也能深切感受到一场思想解放大潮的来临。我就像听到春天召唤的早醒的小甲虫骚动起来。一颗卑微的心与时代脉搏发生了共振。
一个刚刚经历过7．8级地震的“庞贝之城，”一座市边上的小铸造机械厂，近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劳动方式，为住在简易房中的市民生产火炉之类的产品……在这样的前现代环境中，一个戴着破草帽、满脸黑铅粉、整天和砂子、铁水打交道的工人，却被向往中的模糊的现代化图景燃烧着。偷偷的，纯个人化地胡写着充满公民意识的半浪漫的理想主义诗句……
就这样：在现实与梦想的极大反差中。
缪斯悄悄靠近了我。
直到有一个傍晚，我怀着不抱任何希望而鼓起来的勇气，把一封投稿信扔进了绿色邮筒，随后则是莫名其妙的轻松，没有期待，没有冲动，和对诗歌的忘却……
但在第六天，我在工厂传达室看到了诗刊社的一个小小信封。我的心怦怦跳起来。我边走边看。一张小小的信笺，写着不多的几行字：你的诗，有形象有思想……请继续寄些诗作来……我的工厂后边，是一片辽阔的煤矿塌陷地，荒芜着，有许多水塘和树林，一条通往风井的铁路专线横插过去……这是我的伊甸园。那天我在铁轨的枕木上长久地踱着步，努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那近似于神圣的诗歌之门，吱扭扭的，向我展开了一道缝……
诗连续地寄去。就写在废旧的随便找到的纸片上。一些高热度的政治抒情诗。直白、粗糙、单纯、无技巧，明确的方向性和白日梦式的幻景……一个还不知道什么是诗的人所生产的诗歌毛坯。但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现在看来很不值得称道的“激情燃烧”打动了当时的编辑们。
不久，我接到了署名王燕生的一封信，还有两本稿纸。信里说：经编辑部研究，决定发表你的诗，原来的，或新写的，都行，抄好寄来……
《诗刊》1979年5月号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接着6月号发表了刘湛秋(雨竹)对这首诗的小评论，7月号又发表了公木对它的评论。在那个特定时期，这首诗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功能性”的影响，并因此获了奖。
27年来《诗刊》在我心中，一直是亲切的庄严的。我对《诗刊》编辑部的老师们一直怀着无法言说的深深感念之情。《现代化和我们自己》一诗的发表，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把我正式引进了中国诗苑。不管和我同时登上诗坛的诗歌朋友和后来涌现的诗歌精英相比，我是多么的不优秀，但是一想到，我的出生卡是由当时中国诗歌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们签署的，我的长期的不自信和自卑感都大大减轻。
据说，一只海龟不管游多远游多久，都不会忘记它的出生地。
《诗刊》就是我的诗歌出生地和诗歌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