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禾与我同居一城，年龄和诗龄也与我大抵相若。但我得承认，对他的阅读和关注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印象中，这个精力充沛的家伙多年来一直在写一种“固执的”诗歌――他固执地蹲在上帝分派给他的那一亩三分地里，用固执的姿势挖掘，播撒、收割。在这样一个追新逐奇的时代，田禾的执拗甚至偏执最终引发了我的兴趣。通过查阅这些年来他赠送给我的数本诗集，我发现，作为诗人的田禾正以渐进式的方式占据了一片广袤的原野，而远非印象中那“一亩三分地”。也就是说，他已经在悄无声息中打通了各种自留地之间的藩篱，成长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大地主”。这无疑是一桩激动人心的事业，就像一只土拨鼠用经年的光阴穿越了漫长的黑暗和孤寂，终于来到了它梦见过的那片丰饶富裕之地，随身携带着秘密的狂喜：“站在更高处喊/让那些流水、庄稼、炊烟以及爱情/都变作我永远的回声”(《喊故乡》)。
湖北新时期的诗人素有写农事诗的传统，但只是到了田禾这里，“农业”、“农民”、“农具”这些被早已符号化了的词语才落到实处，它们再也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而转变成了对土地以及挣扎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者的“纪事”。田禾的身份也不再是被符号化了的“诗人”，而变成了一个土地测量员、田野考察者，或风俗人情世故的速记员。这种转变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已经无法承载我们动荡的心灵，它不再是所谓的“乐园”或“栖息地”，而成为与时代共生共荣的采石场：“后半夜开始刮风，起雾/采石场寒意四起。他们/打着哈欠，抽烟，说话/一个问另一个：‘今天初几?’/‘小亮的二爹昨天得肺癌死了。’/回答者答非所问”(《采石场的后半夜》)。至此，一支始于“诗意”的笔椽经由生活的煅淬变成了锄头、铁锤或任何刀具。田禾用一种近乎单调的语速向我们勾勒出了这样一群被现代化碾压、追逐和驱赶着的生灵形象，他们是“二大爷”、“表弟”、“村长”，是“四阿婆”、“王大贵”，更是一个又一个“父亲”。他们看起来有名有姓，有土地有力气，但事实上他们是一群匿名者，是一粒粒谷子、齑粉，是被风吹送着的一个个黑点……田禾无比深情无比专注地守望着这些曾经在记忆中活蹦乱跳、现如今却被贫穷、疾病纠缠不休的亲人，他最大的愿望是用自己诚实的笔触挽留和保存住他们的映像。我们常常说文学应该有所担当，我们常常喜欢将“悲悯”、“人性”挂在嘴边，可是为什么一具体到写作上，具体到一首诗歌里，一切都变味了呢?为什么写作者一提起笔就偏移了目的地呢?我想，这其中一定关涉到诗人自身的品质。田禾有效地克制住了他对“文明引起异化”这一司空见惯的事实的愤怒，试着走到这些小人物的身边，蹲下，嘘寒问暖。“我砍来了园子里的一根树木，也不知道/树木什么时候被风吹弯的。”(《拐杖》)是的，他力所能及地事情就是给他们这样一根“拐杖”，反过来却收获到了关于树木、关于风的消息。
在多数人看来，田禾的写作属于平实而非险峻的写作，然而很少有人愿意去作这样的实验。我们总想另辟蹊径，我们太想引人注目了，却很少去思考道路的意义何在，难道它不是为了引领我们到达吗?可能的辩解是，只有险途才有风景。但这样的说辞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对于文学来讲，发现的意义大于观赏，而愈是能在可以忽略不计的事物身上有所发现，你的作品才愈有生命力。田禾二十年如一日地走在这面相对平缓的山坡上，如今照样登临了山顶。我依稀记起两年前我们之间的一次交谈，田禾告诉我他打算“变一变”。后来他的作品果然有了变化。但我以为，田禾的诗歌内核依然如故，只是他省掉了多余的“诗意”和“美感”，强化了语言的直接和爆发力。作为一位自觉的诗人，田禾当然不会止步于此，他还会变，却最终万变不离其宗。而正是在这种意识的催逼下，田禾的写作才显示出了难度，才值得我不停地期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