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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改革

时间:2017-05-04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篇一:异地高考政策需知(2014年30个省区市解决随迁子女异地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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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

随着大量城市流动人口和进城务工农民工在异地工作时间的推移,其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日益迫切。

2012年9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在2012年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截至2012年11月30日,北京最新出台的政策显示,外地户籍考生暂不能在当地报名参加。

广东规定2016年起租房者子女可异地高考。

背景

现实意义

在2010年12月启动的国家教改试点中,解决异地高考列入了试点,进行试点的地区是山东、湖南、重庆三个地区。

各地异地高考方案接受专项督查

异地高考的突出矛盾,集中在流入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换言之,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无法绕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这些大城市正是异地学生聚焦的场所,异地人口聚集的城市。

在北京,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8-2009学年度,30073名非北京市户籍小学毕业生中,最多只有24685名学生在北京继续读初中;12599名非本市户籍初中毕业生中,最多只有5484名在北京继续读普通高中。大量孩子在北京读完一部分课程后,不得不忍痛离开北京、离开家人,回原籍读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非本地学生在北京难以升学,尤其是难以参加高考。

而在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已有4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他们很快就面临中考问题,如果中高考问题不解决,这些孩子将有很大部分回原籍所在地求学,产生新的留守儿童问题。[1]

从2008年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问题,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再到《教育规划纲要学习辅导百问》,“异地高考”这个议论了两年多的问题,在2011年两会上颇有“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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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见日”的迹象。同时,这个极具统筹性质的改革之举也让教育改革有了新的契机。

舆论焦点

教育公平

有网友认为,户籍制度是导致教育不公的根本原因,异地高考能够突破户籍制度的桎梏,有效促进教育公平。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结果显示,有48%的网友认可这一观点,支持实现异地高考。

但是,也有舆论认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招生制度的不合理才

异地高考

是教育不公的根源,异地高考无助于实现教育公平,反而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譬如大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催生新的限制标准,当地人的教育权益被削弱等。 政策落实

关于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问题,尽管绝大多数网友力挺异地高考政策,但是对其落地前景却持悲观态度。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结果显示,认为异地高考政策能够很快落实的网友寥寥无几,另有23%

的网友认为异地高考实现难度很大,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事情,绝非教育部门能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不会有大的突破。[3]

随迁子女须满足三条件被指条件苛刻。随迁子女高考须满足3条件

家长:有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缴纳各种保险,系常住人口 学生:要在迁入所在地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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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需这个行业群体

分步走方案

2013年12月30日,北京市随迁子女在京升学考试工作方案正式出台。根据方案,2013年符合相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考试录取;2014年符合相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参加高等职业学校考试录取。[4]

北京教育承载力已经接近饱和,加之以往投入是按照户籍学生配置,如果把握不好尺度,幼儿园严重不足、小学入学高峰等问题难免加重,初高中阶段连带效应也将出现。无论异地高考还是基础教育,都事关公众权益和教育公平;再者,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搞不好,即使开放了异地高考,随迁子女的教育福利也将受到牵累。因此,对于北上广等地区来说,异地高考不可能一蹴而就全部开放,分步走是现实的理性选择。不过,这个分步走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期限。

政策限制

2011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透露,教育部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这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工子女不用独自返回户籍地读高中。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忧:异地高考是否会大大增加本地考生的竞争压力?异地教育一旦放开,如何避免“高考移民”泛滥?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表示,广东是全国外来工最多的省份,也是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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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

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规模最大的省,其数量达到313万人,占全国1/3,超过了北京、上海、天津3市义务教育学生数之和。

“异地高考,肯定是个好事情。”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汕头市金山中学校长李丽丽均表示。

贺优琳表示,他到北京参加两会之前,收到一封1.5万人签名的联名信,反映在北京上学却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广东同样存在 很多外来工子女在广州上学,却只能回到户籍地参加高考。

“在以前全国一张卷的时期还好。各省命题,回去考等于回去重新学,难度很大。而且小孩独自回去,安全、开支都是问题。”贺优琳表示,教育部如果真在着手研究,确实令人鼓舞。

“如果真的实行异地高考,设计操作很复杂,这是对招生资源的重新分配。”贺优琳说,这包括高校的招生指标都要重新洗牌和分配,必须根据每个地方考试的人数进行再分配才合理,否则对广东户籍人口又是冲击和不公。

贺优琳说,国家高考政策对欠发达地区实行保护政策,而发达地区比如北京的高校多、资源也多,假如放开异地高考,哪个地方好考,人就涌向哪里,必然会造成混乱。“像广东,考生高考难度已经很大,假如资源不重新分配,只要在当地务工的子女都可以高考,那考生的压力更大。”

这也是李丽丽所担忧的问题。她指出,关键是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前几年被严查的“高考移民”现象,就是钻了招生政策的空子。“实行异地高考,确实会促进公平,但必须强调可操作性,包括法律层面上有很多问题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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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的异地高考政策出台。截至2013年1月1日,全国共有27个省市已公布随迁子女就地中高考的方案。这其中,浙江、江苏等地的政策收获颇多赞誉,多数省份也被指称“有诚意”,而争议一致指向最后“堡垒”—北京、上海、广州。这三者中又以北京推延出台异地高考方案的表态招致最为激烈的讨论。但是北京异地高考方案未提本科开放时间。

异地高考在京沪由于牵涉教育利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裂缝非但没有弥合,反而越发深刻,这让不少教育学者非常心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异地高考不是一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对决,他们各自都有利益诉求,都要追求教育公平,这无所谓对错,而教育公平要通过制度改革来推进。[5]

2

官方回应

编辑

2011年

3月10日,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在所在地参加高考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称,城市应当为稳定就业者子女就学负责。

异地高考

篇二:“异地高考”的阻碍

在无数人经历了苦苦等待以后,9月初,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出来了。

这是一个进步。但《意见》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离公众的普遍期待还有不少距离。同时,教育部让各地在今年年底前拿出办法,以及关于异地高考的“三个条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疑问:

各地会不会设置可能比想象中更高的门槛?异地高考会眷顾到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吗?即使年底前,京、沪等地关于异地高考的办法出来,那么,随迁子女可以在当地高考、录取的那一天,是在什么时候?

在缺乏教育部统筹改革的情况下,异地高考迈出了象征性的第一步,但能走多远?这些疑问,与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时,对其定位过低,没有具体地放到国家层面来做有关。但事实上,它也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容之一,其重要性需进一步认识。

社会结构的重构

2012年中国经济放缓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催生了一个普遍的焦虑:在“崛起”而奔向富强、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如何避免被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问题绊倒?

这个问题,构成了对中国的巨大考验。而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正是其中的一个内容。从表象上看,异地高考是“随迁子女”在读书、高考上遇到了问题,因此要麻烦教育部、各地方政府来关心。但本质上,它是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因为既定的制度设计,人们的社会经济角色和公民权利、国民福利被剥离的后遗症。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这一制度设计隔离了两个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的人群。也就是说,户籍制度在理论上,如果可以承诺一个人的公民权利和国民福利,前提是一个社会没有流动性。

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召唤出了巨大的人口流动。这意味着户籍制度在理论上已经跟不上了,因为很多人已不在原籍,而且以他们的社会经济角色也回不去了,它无法再兑现对一个人分配公民权利和国民福利的承诺。

改革开放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一种重构,也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运动。一个地方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某种经济结构,自然地有了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对各种资源,以及人口在整个社会中的重新划分。它必然改变原来和户籍捆绑在一起的人口分布。

如果要保持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或至少要维持某种经济水平的话,那么,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这意味着,社会经济(本文来自:Www.dXF5.com 东星资源 网:异地高考改革)结构的变化和人口分布的变化,应该反映在关于公民权利、国民福利分配的制度设计上,从而导致对原有户籍制度的改革。否则,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都会产生深远的后果。

第一,在一个城市或已经城市化的地区里,很多非户籍人口在公民权利的行使和国民福利的获得上遭到体制排斥,而只为“市场”所庇护,意味着其在既定体制下难以体验到自己是一个被尊重的公民。

第二,以歧视性的国民不平等待遇,强化了“本地人”、“外地人”的心理对峙。这实际上为群体性的社会冲突埋下隐患。

第三,出于“降低成本”、发挥“比较优势”的考虑,30多年来,“异地务工人员”被视为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廉价劳动力,用完一批,马上又可以换一批年轻的,而没有在形成了某种规模的经济结构时,把他们也产业工人化、市民化。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因之整体上处于一个低端的水平,而且很脆弱。

反映改革决心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的描述,当前,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流动人口流量、流向、结构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2.3亿的流动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7%,而他们在流入地生活、就业更加趋于稳定,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达到2.5人。

这么一个庞大的人口数字,因为户籍制度的原因,而溢出了国家所承诺的公民权利、国民福利的保障体系,成为被排斥的一群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这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大遗憾。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建构现代国家,以“权利”来调整、规范政府和公民关系的过程。现代国家承诺公民的迁徙自由,而中国的发展,恰恰在人口流动的基础上构造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就要求根据公民身份,而不是户籍来确立公民与国家彼此的权利义务。现代国家建构所要获取的政治认同,离不开这一点。

异地高考问题的产生,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改革已经严重滞后。

改革,意味着要冲破既得利益格局。异地高考背后是公民权利如何在国家层面兑现,其阻碍一是既定高考体制中的既得利益,二是户籍制度。因此,某种意义上,异地高考的推进是否艰难,反映出了改革的决心。

夸大的阻碍

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因为诉诸于公民的平等教育权,而这一权利对应的是国家的义务,首先当然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因此,尽管现阶段解决的思路是由教育部推动各地来做,但由中央各部委来统筹规划,并改革高考体制、户籍制度等,这扇大门仍不应关闭。就是说,在国家层面上,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一揽子方案”,仍可在未来某个时候取代现在的思路。

当然,即使异地高考的解决办法不幸地已经是这种样子,在现阶段,也并不意味着就作为不大。

从各地的反应看,到年底前制订办法背后最大的两个担心,第一是城市资源承载力有限,突然有那么多张嘴来“吃”,要在本地读初中、高中,得投入多少钱来建学校、聘请教师?而在以前,“随迁子女”更多地是在民办学校就读,而在高中阶段,大多数已经回原籍了。第二个担心,则是经典的说辞,非户籍人口在当地参加高考、录取,会影响本地学生的利益。第一个担心,大致对应教育部所说的“城市条件”。作为对地方的一种妥协,《意见》把它表述为“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承载能力等现实可能”。而在9月6日,更进一步解释为“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等于完全把要不要某些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的决定权交给了地方—而地方基于利益驱动,为随迁子女的教育承担成本,是要求有回报的。

但这是一个多余的担心。放开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并不意味着要当地拿出一堆钱来修学校、聘请教师。这类事情,只要放开教育管制,完全可以由市场解决。在现阶段,很多“异地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小学、初中阶段的教育,就基本上是民办学校在解决。而放开异地高考,存在着很多人读高中的需求,一样会有民办学校来做。

第二个担心已经被《意见》考虑到。它的表述是:“对符合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条件的随迁子女净流入数量较大的省份,教育部、发展改革委采取适当增加高校招生计划等措施,保障当地高考录取比例不因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而受到影响。”

那就很简单了,放开了异地高考,根据每省实际参加高考人数来招生、录取即可。而在此之前,教育部门还可以根据每省高中阶段的学生数量来预测并给各省分配招生指标。这样,高考人数多的省市,录取名额就多,高考人数少的省份,录取名额就少。这既解决了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录取问题,也没有影响本地利益。

很清楚,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难度,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不适当地被夸大了。但只要

认识到它对于中国发展和稳定的重要意义,迈开的步子,就可以加快很多。

篇三:浅谈异地高考的原因

浅析异地高考现象

教育学双学位11级呈贡3班 刘挺 113160168

异地高考:特指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动地参加高考。即考生在本人户口所在地区以外的地区参加高考,习惯上是指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动地参加高考。

异地高考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发展中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导致教育资源的不均分配,以及社会的发展促使大量劳动力向外地的转移从而导致大量的外来人口子女为求公平的教育从而出现的社会现象。

其实,异地高考之所以成为难题,不仅仅是单纯的考试问题,还涉及户籍、教育经费投入、录取指标等,牵动着教育资源调整分配的方方面面。因此,这项政策的出台,需要解决很多难题。比如,流入地外来务工人员人数不同,异地参加高考者也有多有少,如何及时调整高考资源,使之合理分配;再比如,如何确定异地高考资格,以缓解异地高考参加人数增加带来的压力;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变相的“高考移民”,以致出现新的不公。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促使大量城市流动人口和进城务工农民工在异地工作时间的推移,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大多外来人口及其子女在新的环境中长久的生活下去,但其户口并未得到解决,从而使得其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日益迫切。从2008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问题,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再到《教育规划纲要学习辅导百问》,“异地高考”这个议论了两年多的问题,在2011年两会上颇有“拨云见日”的迹象。同时,这个极具统筹性质的改革之举也让教育改革有了新的契机。2011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曾表示,教育部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

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完全是高考户籍限制和分省命题制度造成的,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教育,却不能在当地高考,是对他们平等受教育权的严重限制,允许他们在学籍地高考是走向教育平等的第一步。

异地高考作为一个微观改革,经常被认为与宏观的户籍制度相冲突,也正因为异地高考属于社会系统性改革中的一环,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有人呼吁要以微观变量促进宏观变革,但由于诸多因素的掣肘,高考仍难与户籍剥离开来。一些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从学前就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向所在地缴纳了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赞助费、借读费,却在高考来临时被打回原籍。且不说此举罔顾了外来工的劳动贡献,单从如今各地高中课改、自主命题的角度而言,在流入地学习、回原籍考试,必定出现的“水土不服”已令这些学生未考先输。

外来工子女在流入地高考无门的尴尬与无奈,有关部门并非不知,长期以来之所以此项改革难以向纵深发展,牵涉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之类的老话题。一些重点大学招生越来越地方化,在办学所在地的招生比例居高不下,甚至出现教育割据的现象。而这些局面的形成又固化了所在地维护现有利益的心态,不难相信,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市有着担心外来人口挤占本地考生利益的隐忧。

教育部此次的明确表态及实际作为,无疑令所有人期待与喜悦。在地域及户籍博弈中进行了多年的高考,或许有望通过此次变革产生渐进式的变化。而纵

观几十年来高考制度的微调措施,实施“异地高考”制度也已具备了成熟的条件。统一教材、统一命题时代的结束,可以让“异地高考”有效避免投机式的“高考移民”,而上海、北京这两大城市的积极响应也为其他城市起到了带头和促进作用,再加上一些高校在“按各省市的人口比例确定招生指标”方面的试水,可以乐观地预见,“异地高考”已不再是梦。

在“统筹”即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公平公正的主旋律的当下,“逐步推进异地高考”无疑与这种理念暗合,它所释放的不仅仅是高考制度的破冰信号,更是对外来工及其子女人性化关怀的具体举措。同时,这种带有统筹性质的高考变革也让户籍制度的樊篱得以松动,让教育在追求公平、共享的路径上具有了正确的姿态。

但是在人们为之高兴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让人们不得不深思的问题,倘若异地高考能简单的解决,便也就不用人们去为此担忧那么多年。异地高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的升学问题,教育部会同发改委、公安部、人社部经过深入调研,起草了一个文件。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该意见通知。

袁贵仁说,文件主要精神有三点:

一、要积极解决。文件规定各地在年底前要出台解决办法。

二、是要有条件准入。首先家长要符合条件,学生还要符合条件。

家长基本条件是:你在地方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住所,有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各种保险,你是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尽管你不是户籍人口。

学生本人条件是,这个学生有可能在这里学了小学、初中、高中,也可能只是高中才来,也可能高中三年都在这里,也有可能高中一年在这里,因此各地会根据实际情况,什么样的学生跟我的本地学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是城市条件,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我这个城市能发展到多大规模,不是说城市越大越好,要根据城市的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

三、要因地制宜。各地根据人口流动的具体状况,制定具体的办法,提出具体的条件。

然而,在对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做出这些的硬性要求外,国家也不断在为异地高考奋斗着,不断减少学生及其家长的压力。

在发展的过程中,党和政府认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问题要把握三大原则:一要坚持以人为本,把解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问题作为重大民生问题来抓。二要统筹考虑,多方协调,积极稳妥推进。三要以地方为主实施,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解决。

教育部曾召开座谈会,邀请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山东、湖北、黑龙江、安徽、云南等9个省(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研讨“异地高考”政策。其中就提到,要尽快明确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问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制定好实施方案。一要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非本地户籍人口变动和随迁子女就学等情况,为方案制订提供可靠依据。二要按“三个根据”要求,即: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根据进城务工人员在当地的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年限,根据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进一步细化准入条件,确定操作办法。三要严

格落实文件要求,确保各地实施方案2012年底前出台。

在国家的高度关注中,说明了国家对外来人口子女上学教育问题已提上台面从而认真高度的重视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也不断地完善和改进从而促使人们的受教育权平等。

教育公平的观念随着人类的文明史同步成长,与其它理念一样被写入世界历史的史册之中,在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提出了教育公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公民的教育权利。异地高考获准无疑是保障公民接受平等教育的好制度,也是防止中国社会阶层不公的得力举措。教育与家庭、金钱无关,这是一个公平社会的基础体现。

国家应该让每一个孩子享受同等教育机会,应该让那些心存为中华而崛起而读书之志的孩子,不会因为自己的家境不好,而无法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孩子上那所高中的应该是自己的学识与能力,而不是户籍、房子与金钱,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可以拼爹但国家则无爹可拼,衡量一个国家对于教育是否重视的首要不是教育投入占GDP的多少,而是能否提供一个公平的教育机会,卸下异地高考的枷锁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伟大一步。教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不言自明,呼吁降低异地高考准则,将为祖国的花朵带来又一季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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