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由于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迅速膨胀，以及工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城市治污成本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节节攀升，不堪重负。为了从公共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偏低的现象入手对公共支出增长原因做出解释，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于1967年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
鲍莫尔的非均衡增长模型包括的命题主要有：1）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出成本将会无限增长，而技术进步部门的单位产出成本将会保持不变；2）具有一定需求弹性的情况下，停滞部门的产出将会下降，并有可能最终趋近于零；3）如果两部门产出比例为一常数，那么，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会转移到停滞部门，而技术进步部门的劳动力将会趋于零；4）如果两部门产出比例不变，相对于劳动力增长率来讲，全部产出增长率将会下降。
非均衡增长模型表明，在生产率增长内在非均衡的经济体系中，由于名义工资的同水平增加，则会导致停滞部门的成本不断累积上涨，其结果是，如果该停滞部门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则对其产品的消费成本将越来越大，即出现“成本病”现象；如果该停滞部门具有较大的价格弹性，则人们将因消费成本越来越高而不得不减少对它们的消费，致使其市场逐渐萎缩甚至消失。如要维持生产率较低部门的产品产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必须使资源不断涌入该部门。而服务业就是一个生产率增长水平较低的部门――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提高贡献较少。那么，资源不断移向服务业是否一定不利于总体生产率的增长呢？假如不是，进行怎样的经济结构调整才是促进总体生产率增长的最优选择呢？
二、理论的发展与修正
（一）渐进停滞理论的提出
由于非均衡增长模型对经济停滞的预言特别适用于研究服务部门的产出增长和就业行为的解释，因为服务业相对于其他部门来讲具有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为了使模型更具有解释力，鲍莫尔于1985年对非均衡增长模型进行了修正，在原来模型中引入了除技术停滞部门和技术进步部门外的第三个部门，即渐进停滞部门，从而提出了渐进停滞理论。
在渐进停滞理论中，渐进停滞部门的产出由两种要素组成，一是来自进步部门的“进步成分”，一是来自停滞部门的“停滞成分”。在初始阶段，渐进停滞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并且生产成本亦呈下降趋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进停滞部门的成本和价格将趋近于产出停滞成分要素的停滞部门。鲍莫尔进一步运用美国计算机产业和电视广播业的观察数据对渐进停滞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渐进停滞理论模型的预言。
（二）奥顿对渐进停滞理论的修正
尽管非均衡增长模型及渐进停滞理论的提出对当时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缓慢的现状具有很大的解释力，但奥顿还是认为渐进停滞模型存在不足，他认为鲍莫尔的非均衡增长模型只对那些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产业适用。奥顿提出，对于那些应用中间产品（非初级产品）的产业，停滞部门的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并不会降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率，只要停滞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于零，经济总体生产率增长率就不会下降。
奥顿运用生产率增长的产值增加值模型对包含中间投入品产业的经济总体生产率增长问题进行了论证，他发现：只要部门1的生产率增长率为一正值，总生产率增长率就会提高。于是奥顿得出了一个重要理论：如果资源移向金融和商业服务部门，尽管其生产率提高缓慢，但总生产率增长率并不会下降。恰恰相反，如果资源移向生产中间产品的停滞部门，总生产率增长率将不降反升。
奥顿对渐进停滞理论的修正，改变了鲍莫尔非均衡增长模型对经济停滞的悲观预期。一些停滞产业将通过向进步部门提供中间性投入产品而对总生产率增长做出贡献，因此，发展这些提供中间投入要素的“奥顿产业”成为逃避经济停滞的一种路径。
三、数据分析与问题揭示
（一）广东服务业发展阶段成果
（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增速较快，从业人员比重稳步上升。
“十一五”时期，广东地区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结构由2005年6.3：50.4：43.3调整为2010年5.0：50.4：44.6，从而引起了就业结构的变动。“十一五”期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增长较快，从2005年的1496.92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954.02万人，年均增加91.42万人，年均增长5.5%。广东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2005年的32.1：38.1：29.8转变为2010年的26.6：39.4：34.0，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5.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4.2个百分点，且比“十五”时期多提高1.9个百分点。
(2）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提高。
第一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弱，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79-1985年的35.9%提升到“八五”时期的最高水平63.6%，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后逐步减弱，至2006-2009年平均为55.7%。第三产业的推动力不断增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5年的38.2%，稳步提升到2006-2009年的42.4%。
（二）广东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十一五”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平稳较快的同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仍面临较大压力。目前广东产业层次总体偏低，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仍然突出。
（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有待提高，高素质服务业人才不足。
在劳动力就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广东劳动力就业结构也不断优化，但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仍然过低，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比重为60%～75%)的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比重为30%～45%)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伴随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存在很大发展空间。此外，广东服务业的技术手段普遍不高，标准国际化程度整体较低，高素质服务业人才供给不足，缺乏大型骨干企业和全球化的企业集团，这使得广东服务业无法与国际竞争从而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输出服务。
（2）部分行业开放程度较低，国际竞争力不足。
从《广东省第二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告》显示，铁路、民航、邮电和电信行业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分别为0.7%、12.9%、11.5%、14.9%，市场化程度较低。致使这些服务行业竞争能力相对较弱，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服务品质还是在服务技术上，都存在着很大差距。从国有、集体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数据显示，第三产业为38.9%，远高于第二产业的13.1%，反映了第三产业的开放程度远低于第二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国有、集体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50.3%，主要是实收资本占绝对份额的企业管理服务行业国有、集体资本占55.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国有、集体资本占40%以上。
（3）工业对服务业依赖程度低，第二产业对服务产品的消耗主要在低层次传统产业。
从《2007年广东投入产出表》数据显示，广东省内工业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仅为0.0719，分别低于北京、上海的0.1264、0.1625，也低于日本的0.1692、英国1963年的0.1032、美国1965年的0.0959，这表明两部门之间的直接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过低。工业对第三产业的消耗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0.016），批发和零售业（0.015）等传统产业上，而对层次较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消耗分别只有0.0020、0.0001、0.0022，远低于国外发达国家水平。工业对高层次第三产业的消耗过低制约了自身的效率提高，也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四、理论对政策制定的启示
在鲍莫尔的非均衡增长模型里，劳动供给、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在总产出中的份额都是不变的，经济体为一个封闭经济。要避免停滞陷阱，就必须提高劳动供给、促进停滞部门的技术进步和行业开放。而由奥顿的理论可知，第三产业可以通过向其他产业提供中间产品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要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中促进广东省服务业健康发展，根据理论制定决策尤为重要。
（一）加强技术转移和组织创新，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随着广东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后工业经济”或者“服务性经济”的到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亦将日趋增大，因此，在当前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不断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促进广东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
引进新技术、新技能和组织改进是一个重要的逃避“停滞陷阱”的路径，将技术进步转移到以前停滞的服务业中，可以刺激先前停滞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有助于控制劳动力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的移动，推迟渐进停滞。同时，进行服务业组织改进和创新，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配置和激励，可以提高服务业企业治理效率，促进生产率的增长。
（二）吸引和培养先进人才，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和比重
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是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保证，现代服务业要求社会提供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金融、保险、科学研究、教育等服务企业需要大量先进技术人才，广东省应根据服务业的发展情况与趋势，一方面要积极吸引省外先进技术人才，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同时要充分发挥本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职业学校及有关社会机构，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增强专业人才教育与服务业发展实际需要的对接性，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服务业注入急需的人力资本要素。
由于第三产业中一部分行业(如社会服务业等)的投资回报率太低，不具有投资诱惑力，而那些投资回报率较高的行业又是一些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或垄断性的行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现代服务业。为鼓励投资回报率偏低的第三产业吸纳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给予一定期限内的免征或减征营业税、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等税收上的扶持成为必要。
（三）提高工业与服务业关联度，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要转变广东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必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行业，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及政策引导，加快研发力度，提高诸如金融、保险、信息、商业服务等现代服务行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
促进广东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集中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渗透和融合，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依靠信息、研发、金融、物流、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经济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其专业化、信息化、知识化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它改变了原有的传统服务方式和经营方式。加快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也是广东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关键。
（四）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提高国际竞争力
消除服务业体制性障碍，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是促进广东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实施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条件、引入竞争机制、培养多元化的竞争主体等措施的同时要积极拓展引进外资投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技术和管理方法，通过强化竞争提升自身竞争力。广东省应积极利用自身毗邻世界一流的服务业中心香港的区位优势，在2010年签订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下，进一步密切粤港服务业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香港的资金、经验、技术和人才优势，进一步推进各产业市场化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大力提升自身服务业水平和国际化程度。
作者简介：李华艺（1988－），男，广东化州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龚晖（1988－），男，湖南安化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供应链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