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和大陆亲人通信时，他说旅居外国而不敢说在台湾，直到1988年，他才把他家台北的地址告诉了我们。 从此，他逢年过节就汇钱过来，大伯多少，我父亲多少，姑姑们多少，一一交待清楚。后来这边的侄子们都参加了工作，他就不再寄钱了。而侄子们无不盼望他多寄些钱，甚至写信诉苦，房子太小，结婚没钱。可二伯回信却一字不提经济援助。无论哪个侄子结婚，他均写下几大张祝词，而礼金只有两百元。在“海外关系”吃香的年代，我们感到很委屈。街坊邻居不知就里，羡慕我家台湾有亲人，办大事不愁没钱。大伯和我父亲一谈二伯便声音颤抖，眼圈发红。而我们年轻一辈，已被时光磨掉了最初的激动。1990年一位台胞老乡回大陆探亲到我家看望，他无意中吐露，二伯在台北有不少资产。我们一听纷纷说，二伯太“抠”了，那么有钱，为啥不帮助我们改变现状呢?
1992年二伯写信说，他将回乡探亲。父亲得知哗哗流眼泪。我们也热血沸腾，将要见到从没见过面的二伯，况且二伯会带一笔钱回来。那一次，二伯的确带回一大笔钱，但他没送给侄子们――我们后来揣测他的初衷，是要把钱分赠给侄子们，如果不是那条坑人的路，我们不会与那笔钱失之交臂。二伯和他的兄弟姐妹抱在一起哭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与大家合影留念，接着率大家去祖居的山村看望老乡，车子行了不久就没路了，大家步行到一条小河边，石桥罩断了，要过河必须涉水。就是这一次回乡，二伯萌动了为山村修路的想法。回台不久他就汇来了钱。当时，侄子们都惊杲了，“抠”二伯怎么变得这么大方?
世俗的自私心理沉下去后，亲情开始上升。后来，我们不再指望二伯发财了，反而轻松了许多，与二伯通信相互问候、祝福，我们不断得到他的勉励，他说处事为人要诚实，时刻加强修养，莫辱身名。他还拿出一个“家庭方案”，对侄孙侄孙女考大学、考硕士、博士、出国留学设立奖学金。
前年，二伯又回来了，几代人在老屋里欢聚一堂，他拉开旅行包，向我们展现一大捆人民币，他说：“这10万元钱，不是送给你们花的。这是本钱，我送给你们做生意，一人一股份，合开一个公司，钱不够你们从银行贷款。”这突如其来的捐资让我们很惊喜。二伯又说：“你们必须写个章程，保证不把钱分光吃光，我才肯把这笔钱拿出来，现在太陆政策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你们要坚守信约。合法经营，团结互助，珍惜名誉。”接下来他还帮我们起草公司章程，并与县“台办”联系。
我们把章程送给二伯，他仔细看了，说：“你二伯很小气吧?好好干，求生存求发展，终究要靠自己去奋斗。”这时，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烧，原来二伯的观念与我们不一样，我们才错误地认为他很“抠”。如今，我们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是受二伯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