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父亲去世的第一个清明节，我从拉萨回京途中，取道秦川大地为父祭坟。这次祭父有特殊的意义，我是代表自己和一对藏族兄妹前去――这对兄妹从来未见过父亲，却叫他“阿爸”，攥在我手里的信，便是这兄妹俩写给父亲的。
和这对兄妹的相识，要追溯到1988年寒冬。当时，我随汽车团的车队到藏北巴青县执行救灾任务。那场猝不及防的雪，让藏北好多牧民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困境。
我们的车队奉命为牧民们送棉衣、棉被、棉帽、棉鞋，所有衣物都是刚运出军需仓库的新军品。灾区沿途牛羊尸体遍野，那景象刺痛了我们的心。为争取时间，我们没有将衣物送到县上交地方统一分发，而是在当地藏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走一路散发一路，这样藏胞们就能更早得到帮助。
那天，在茫茫雪野上，我们看到路边撑着一顶被雪挤压得歪歪扭扭的帐篷，里面无水、无食、无衣被，只有一只藏狗蜷缩在灶膛里不肯起来。离帐篷不远处的雪地上站着两个藏族小孩儿，怯生生地望着我们。他们虽然穿着藏袍，但是太旧，根本不保暖。我和带队的副连长把他们领进帐篷，想了解情况，没想到四面漏风的帐篷里比外面还冷。
通过翻译和孩子的交谈，我们知道这是兄妹俩，男孩儿叫顿珠，12岁，妹妹央金比哥哥小一岁。他们是游牧之家，过着“早别冰水河，夜宿雪山下”的生活。这次暴风雪卷走了他们家上百头牛羊，阿爸阿妈去追赶牛羊至今未归，眼下兄妹俩手里只剩下拳头大的一块糌粑了。糌粑带着阿爸阿妈的味道，所以他们虽然饿得饥肠辘辘，却舍不得吃一口。
我们送给顿珠和央金两件棉大衣，还将所剩不多的食品尽量多匀出一些给他们。本想带他们到县城去，但顿珠死活不肯，说阿爸阿妈说好让他们在家等着，他们走了，阿爸阿妈找不到人会急得发疯的。
我实在心疼冻得蔫头耷脑的央金，就把自己身上的红色毛背心脱下给她穿上了。我通过翻译告诉央金：“这件背心是我的父亲来部队时，从家乡小镇上顺手买来给我的。老人家知道我经常跑青藏高原，嘱咐我上雪山时一定要穿上它。”顿珠兄妹听了翻译的话，眼里含着泪花，久久地望着我。临走时，兄妹俩要我留下姓名和地址，我只是说自己是那曲兵站的，就挥手追赶部队去了。当时，我是从这个兵站出发来灾区的，再加上兵站关茂福站长也在场，便顺口一说。
离开顿珠家的第三个傍晚，我们已经在藏北大地上走了很久，车队筋疲力尽，但官兵们仍然坚持给被冰雪围困的牧民们送衣服和食品。我也始终惦念着那对盼着阿爸阿妈归来的小兄妹。
下面的故事，是那曲兵站的同志转述给我的。
这天傍晚，顿珠的阿妈在寒风冷雪里挂着一脸热汗赶回家了，儿子和女儿已经无影无踪，冷冷的帐篷里只剩下冻得僵硬的藏狗。她急得要疯了，但喊得嗓子都哑了，也没能把顿珠和央金唤回来。要不是一位留守牧村的盲人老阿爷告诉她，孩子被一辆军车送到县城去了，阿妈真的会发疯。但为什么要送走孩子呢？病了？饿了？还是有其他原因？
两个小时后，阿妈骑着牦牛赶到县城，在解放军“军车医院”看到了正在输液的女儿。她很快知道了一切：女儿患感冒发烧，多亏金珠玛米（藏语，救苦救难的菩萨兵）的车队把她及时送到县城，要不会发生什么不幸谁也无法预料。在这个虽然简陋却荡漾着暖心春意的“军车帐篷”里，母女俩有了以下对话：
“阿妈，看你急得鼻尖上都出汗了。我好着呢，心里热乎乎的。”央金边说边敞开棉衣，让阿妈看她裹在藏袍里的红色毛背心。
阿妈惊讶地说：“哎，孩子，你从哪里弄了这么个让阿妈眼前发亮的藏服？都让你变成漂亮的文成公主了！”
“阿妈，这不是藏服，是金珠玛米叔叔送给我的背心。背心，你知道吗，就是保护心脏不挨冻的衣裳！”
央金把一切都告诉了阿妈。阿妈非要让女儿脱下毛背心，她也要保护保护自己的心脏，也要沾一沾“金珠玛米的仙气”。她眉梢溢满神采地说：“咱家有了这件背心，帐篷里100年都不用取暖的火炉了！”
背心的作用是保护心脏――这是我听到的对背心最质朴也最妥帖的解读。
1990年夏天，我又一次到西藏深入生活。那曲兵站张副站长一见我就说：“王作家，总算把你盼来了！关站长调动工作之前给你留下一封信，压在兵站已经大半年了！”
这信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是顿珠和央金用藏文写的。他们以为我是那曲兵站的军人，就把信寄到这里来了。信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内容却是写给我父亲的，大意是：老人家，请允许我们叫你一声阿爸，你为儿子买的那件大红的毛背心，我们一家人轮流穿着，度过了那个多雪的冬天。是它保护我们的心脏没有挨冻。愿阿爸扎西德勒，健康长寿……
祭坟时，我想，虽然父亲没看到这两个藏族孩子写给他的信，但他的在天之灵一定能感受到高原上暖融融的阳光……
（潇湘雨摘自《散文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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