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治是战胜的协约国强加给战败的德国的。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从根本上违背了德国传统帝制下民众的生活与思维方式。本文通过分析伊姆加德?科伊恩的小说《人造丝少女》中的几个场景，试图以管中窥豹的方式揭示魏玛共和国末期民众政治意识的缺失。
关键词：政治 冷漠 激情
伊姆加德?科伊恩是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 ―1933）末期一名独特的女作家。她最擅长用小说反映那个时代最普通的人的心理和生活状态。1932年，科伊恩发表了她的巅峰之作《人造丝少女》，这部作品极好地刻画了女性在那个经济崩溃年代中的生活与心理。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这部小说揭示出民众政治意识的冷漠与盲从。
一、政治冷漠乃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
有人在分析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传统的缺失和专制主义观念的深入人心，由此，不能指望在人民大众对于新的国家制度的理解之上进行一种积极的合作，特别是因为威廉二世的专制在大多数的民众心中制造出一种对政治无所谓的冷漠态度。① 这种对于政治的不敏感由来已久，爱克曼在1830年8月2日和歌德的谈话记录中就记载说“歌德对法国七月革命很冷淡，而更关心一次科学辩论”。
已掀起的七月革命的消息今天传到魏玛，人们都为之轰动。午后我去看歌德，一进门他就大声问我，“你对这次伟大事件是怎么想的？火山终于爆发啦，一切都在燃烧，从此再不会有关着门谈判的情况啦！”
我回答说，“这是个可怕的事件！不过尽人皆知的情况既是那样糟，而法国政府又那样腐败，除了王室终于被干掉以外，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歌德说，“我的好朋友，你和我说的像是牛头不对马嘴呀，我说的不是那伙人而是完全另一回事。我说的是，乔弗列与顾维页之间对科学极为重要的争论在法国科学院已公开化啦。”
歌德的话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不知说什么好，踌躇了几秒钟。②
歌德时代的政治不敏感是一种分裂状态下的不敏感，1871年帝国建立以后的不敏感则是一种专制制度下由于强调服从精神而导致的不敏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民主制度下具有专制制度意识的公民是这个时期标准德国市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对于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漠不关心在科伊恩的小说中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她小说中主人公的女性特征更赋予了这样一种不关心以更合理的心理基础。
罗森斯坦评论说：作者放弃了某些能继续发展下去并导致某些结果的可能。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所有女性角色的意识里都缺少社会和政治意识。两部小说均包含与魏玛时期的现实相一致的事态，两部小说均表现出女性角色的依附地位。此种地位由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共同决定。虽然不断有政治性话语出现，有时候这些话语甚至来自这些女性角色自身，但这些角色最终的决断完全局限在个人领域。这种局促的视角完全可以认为是贴近现实的，因为专注于私人事务正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典型行为。③
二、《人造丝少女》中主人公的境遇
这一点，可以列举《人造丝少女》这部小说中的几个场景予以证实。在多丽丝还在中等城市混饭吃的时候，她就已经展现出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意识是如何的贫乏。她认识了一个大工业家，之后又离开了他。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她错误地揣测了他的心思，冒认自己是犹太人。
我终于摆脱了这个大工业家，因为政治已经事先毒化了人们的关系。我唾弃这一点。开会的、骑自行车的、跳舞的都是犹太人。
大工业家问我，我是否也是犹太人。天哪，我可不是――但我想：如果他想这样的话，那你就帮帮他吧――我说：“当然是――就是上星期，我爸还在犹太教会堂里把脚扭伤了。”
他说，看看我乱蓬蓬的卷发，他本该想到这一点。我这可是大波浪啊，天生如此，如鳗鱼般光滑。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冷冰冰的，摆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并属于某一种族――种族可是一个问题――他因此而敌视我――这一切太过复杂了。刚才我完全搞错了。可我觉得现在要是收回刚才说的一切又太蠢了。一个男人事先就该搞明白，我到底是不是喜欢某个女人。真是件蠢事。首先，他们会说一些腻味的恭维话，为你奉献出手、脚和我所知道的一切――这时候你突然说道：我是一个栗子！――他们张大了嘴：啊，你是一个栗子――哎呀，这我不知道。此时，你还是以前的那个你。但一个词就把你给改变了。④
第一次和政治有关的经历是不愉快的。犹太人的话题已经充斥了周围的世界，让她觉得到处都是犹太人，可她却不认为这有多重要。在她看来，这个话题的全部意义就是让她有机会来迎合一个男人，以便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可惜的是，由于对这个问题太缺乏了解，原本应该非常容易的投机却拍错了马屁。这让她对政治产生了憎恶，认为正是政治搅坏了人与人的关系。政治的可恨还远不止如此。它还让一个男人变得没有原则，并左右了男人对于女人的感情。她多丽丝可不会这么没有原则，哪怕她已经意识到自己投机失败了，也不会收回自己的谎话。就这一点来说，不懂政治的她可比那些懂政治的男人在道德上要高尚一些。最后，在她看来，政治不过是一些概念化的炒作而已。人们给某些特定的词语赋予一些绝对积极或者绝对消极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之上或褒扬或鄙夷。在这里，犹太人这个词被赋予了绝对消极的意义，因而，所有与这个词有瓜葛的人和物便统统遭了殃。谴责犹太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自己的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警示，而是为了通过毫不费力的义愤填膺来谴责一切与这个词能沾得上一点边的人，以此来表现自己的高尚立场。可如果一个词被赋予了绝对积极的意义，情况又会如何呢？这个问题，要留待多丽丝来到柏林才能有答案。
在来到柏林的第一个晚上，她就经历了一个政治事件：欢迎法国政治家访问柏林。
我来到弗雷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那可真是人头攒动。并且我得知，几个伟大的法国政治家刚到我面前，并且柏林为此提供了它的大众。他们叫拉瓦尔和布列朗――并且我作为一个经常坐在酒店等人的女人，早已从杂志上看过他们的照片了。我随着腓特烈大街上的人流一起涌动。这条大街现在已极具生命活力且显得有点混乱。那是因为充斥着激动！我马上就想，这种激动应该是这个城市的例外状况，因为一个像柏林这么大的城市的神经不可能每天都经受如此可怕的激动。这种激动浸透了我，我跟着人群继续前进――空气中充满着紧张的气氛。并且其他的人向前冲并裹胁着我――我们站在一幢名叫阿德隆的高雅旅馆前――到处都挤满了人和防暴警察，后者用力拦住前者。然后这些政治家来到了阳台上，如同柔和的黑点一般。并且所有这一切都化为一阵欢呼，然后人群裹胁着我冲破防暴警察，冲上人行道，想要让那大政治家把和平从阳台上扔下来。我也跟着喊，因为太多的声音从外部渗入我的身体，又从我的嘴里出了去。并且出于震惊我呆呆地哭了起来。这就是我到达柏林的情景。并且我就是以这种方式立刻变成了柏林人――这让我高兴。那些政治家以特有的方式满怀善意地低下了头。我就是这样被他们一同祝福了。
我们所有人都高喊着和平――我想，这肯定很棒而且必须这样做，否则就得打仗――并且阿图尔?格林兰曾告诉过我，下一场战争定会使用毒气，这会让人变绿并肿胀。我可不想那样。所以我拼命向着那些政治家叫喊。
然后慢慢地人群开始散去。我的心里开始涌起一股强烈的愿望和冲动，想要了解政治和那些政治家的意图，了解一切。由于报纸对于我来说过于无聊了，而且我并不能正确地理解它。我需要有人解释给我听。⑤
历史将这个晚上定格在1931年9月27日，因为这是拉瓦尔和布列朗访问柏林的确切时间。对这个场面的描写展示出一种喧嚣的孤寂。在这一场景里，政治事件更像是一场排演好的戏剧，只在特定的地域上演，而不是随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生活。政治家们也按照演戏的普遍程序，在观众疯狂的激动和热烈情绪的感召之下，走上阳台，完成了亮相。
政治成为了符号、标语和象征。它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人狂热。多丽丝身处人群之中，能够感受到那荡涤一切的热情和激动，但是完全无法融入其中，因为她完全不了解政治是什么。她所参加的这场迎接政治家的活动演变成为一种生理上的条件反射，而不是心理上的一种信念。大声喊叫只是因为外部声音的物理刺激导致自己的身体完全失控而做出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瞬间就变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恐惧并进而导致生理上的流泪。警察与人群的关系是物理上的阻挡与被阻挡的对立关系，最后的结果是物理束缚的破裂和消失。和平也被化为一种实体，在政客和民众之间变成了扔和接的关系。和平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绝对积极的意义。而对于这种绝对积极的东西，激情成为了反应中最必要的因素。人群以最容易导致失控的非和平理性的方式去追求和平这一结果，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悖论。和平不是结果，而是过程。而失去和平的后果对她来说也就是力量冲突的集大成者：战争。在这一幕场景中，战争所对应的就是人群的骚乱和狂热。她对于战争的害怕也是因为直接的视觉刺激：死得太难看了。可是就在此时，她完全无法看见自己那狂热难看的一幕。这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初级阶段：狂热而又无序的运动式的政治。他们只知道去追求一个美好的东西，在这里是和平，但是不了解如何践行它。他们在追求这一对象的过程中转变为对追求对象的一种行为上的践踏。他们的追求最后的结果是等待别人的恩赐，而他们追求的方式则是谄媚权力。这些行为全部与民主共和的精神背道而驰。
人群把一个陌生的男人扔到了她身边，她决定让他对自己进行政治启蒙。在咖啡馆里，对于刚才的那个场景，她向他提出了一堆问题：为什么那些政治家要来？为什么和平就在这里或者说至少现在没有战争，而人们还要去呼唤和平？为什么那些法国政治家能够从阳台上给下面的我们以如此的震撼？当激动的情绪在人群中来回散播时，人们是否团结一致？是不是真的不会有战争了？⑥
不要说一个普通的陌生人，恐怕就算是专门研究政治学的教授也没办法轻易回答这些貌似幼稚的问题。更何况这个男人总是答非所问，只是专心致志地介绍自己的情况，并谦虚地表示自己其实很闭塞。似乎他已经把她看做一个什么人物了。但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能够让她填饱肚子，而且享受的还是不便宜的核桃蛋糕。
我很伤心，不能得到政治上的启蒙。可毕竟，我还是吃了三块核桃蛋糕――有一块上面还有奶油――这可给我省下了一顿中饭，政治启蒙可做不到这一点。⑦
这也许就是对于政治最实用的理解了。什么样的说教和运动也不比吃饭更重要。在这部小说中，和政治运动有关的大规模场景只有这么一次。但即便是仅仅经历了一次，多丽丝在经历的一开始就能够断言，这样的场景并非常态。而她对于政治的兴趣也只是一时的、运动式的，看见了就想了解一点。但如果没有政治，她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她唯一需要与之打交道的公权力也完全出于一种想象。因为她在家乡偷了一件价值不菲的皮毛大衣并逃到柏林，所以她总认为警察在跟踪缉拿她。她不敢往家写信，不敢联系任何熟人，甚至不敢在柏林找工作。原因就在于她畏惧这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公权力。她从不认为它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却总害怕它会来找自己的茬。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使她生活得更有尊严和更加安全，而只是为了对她的错误进行监视和惩罚。
我可不要去警察局登记。我只能说，就我的经验来说，警察从来都不意味着愉快。我得掂量掂量我自己的机会。⑧
至此为止，她实际上并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因此，所谓的不愉快只存在于她的幻想中。而不久之后，阿尔勃特、提莉和古斯塔夫便帮助她验证了这种不愉快。
由于入室盗窃，阿尔勃特被捕了，提莉也因同谋被捕。晚上在酒馆里面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就开始吹牛。一柄阿尔帕卡银餐叉从外套口袋里伸出头来四处张望。后面就坐着条子。对这么愚蠢的行为我只能表示鄙视。这是够格的罪犯吗？根本不是够格的罪犯。
我的桌子边上就坐着同性恋的古斯塔夫，看上去像一块被人吐出来的愁闷。坐在那里睡觉。巡逻队过来了。我先溜了。古斯塔夫被他们带到了值班室。他一边走，他的脑袋一边在睡觉。我则藏身在洁厕女工那里。⑨
阿尔勃特的经历为警察这一职业加上了一个修饰语“特务式的”。他们的工作似乎就只是隐藏在暗处，窥伺人们的一举一动，以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并加强对人们的控制。古斯塔夫不久之后又被送了回来，继续蜷缩在角落里睡觉。他的故事则表明，他们要带走一个人，并不需要什么理由。她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运动式加特务式”的公权力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即便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睿智的人都对此力有未逮。
从对上面这几个场景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未来的走向了。未来的德国人民不断重复经历着法国政治家访问柏林的那一场景，只不过要将画面中的主人公换成希特勒罢了。也正是在漠不关心和激情追随这两种似乎矛盾的情绪的激励下，纳粹党最终在1933年3月赢得了足够的选票来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
① Ｇ ｂｅｌ，Ｗａｌｔｅｒ：Ｄｉｅ Ｗｅｉｍａｒｅｒ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８４，Ｓ．１０２．（本文引文均是作者自译，以下不再一一说明）.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