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恩龙，曾任河北美术出版社审读校对室主任、编审。现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版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我们对劣书、伪书、注水书的出版数量进行压缩，并不是简单地对图书品种做“减法”，而是为长效图书、经典传世之书的出版扫清道路，净化出版物市场。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初步统计，2011年新闻出版行业总产出超过1.5万亿元，年出版的图书超过30万种，品种和总印数居世界第一。可以说，人们已经基本满足精神上的“温饱”，开始进入“小康”。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辉煌数字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出版不可回避的结构性问题及发展的深层瓶颈。就图书品种而言，迅速扩张的出版数量，其中教育教辅、跟风出版的图书占据较大份额，图书种类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这一问题应引起我国出版社的重视，对现今的图书品种进行改革，以适应图书的大繁荣。
图书品种高增长背后的隐患
我国图书自1978年以来出现了飞速发展，图书总品种从1.45万种发展到2010年的32.8万种。我国的出版总量已是世界第一，但我国还不是世界出版强国，图书品种总量增长的背后问题丛生。
首先，与英美相比，我国的图书国际认可度低、出口量小。我国图书出口额2010年是2.04亿元人民币，而英国2010年出版出口额是168.7亿元人民币，是我国的82.7倍。2010年我国人均年购书5.3册，其中包括图书馆大量购书和农家书屋大量配书，如果扣除这些因素，人均购书量将下降很多。而日本人均购书册数2000年为11.32册，英国2002年人均购书册数30.4册，俄罗斯2001年人均购书15.57册，人均购书都远远高于我国［1］。
其次，图书品种增长导致图书库存大幅度提升，但大部分是不合理库存。1978年库存4.32亿元，2010年达到737.80亿元，是1978年的171倍。有统计数据以来，仅有1994年、2009年有小幅下降，其他年份全是增长，平均年增长率接近18%。在大幅提升的库存数量中，有接近一半是不合理库存。2010年库存737.80亿元，实际销售只有537.90亿元，库存超过实际销售额137.92亿元。这个数字也是有问题的，中小学教材教辅销售是一大项，但是中小学教材教辅没有库存，一般图书的库存额恐怕是销售额的两倍以上。一般来说，库存在年销售额的1/3比较正常，照此推算，我国合理的图书库存应该在378.32亿元，也就是说，我国有359.48亿元是不合理库存，相当于年库存总量。这些库存只有两个出路，特价处理或者纸浆化，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再次，随着出版总量一路创新高，单品种印数却大幅度下降，经典图书缺少。1978年平均印数25万册，1990年平均印数70253册，2010年平均印数为21837册，2010年平均印数仅相当于1990年平均印数的31.1%。而30年间，我国的图书品种总数却增长了2162%。实际上，一般图书大多印刷2000册左右才仅仅保本，如再版、重印才能挣钱。但如今动辄20万以上印数的图书却很少出现，而且图书重印率偏低。据数据显示，1978~2010年，全国累计出版图书403.29万余种，其中新版图书242.64万种，占60.16％，图书重印率为39.83％。这就意味着30年间有160.7万种图书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成了短命鬼。
最后，图书差错较多，无错不成书。出版社一味追求图书数量，编辑策划出版的图书品种大幅增加，没有时间精耕细作。周奇先生曾在《新闻出版报》发文指出：“在20世纪，一个编辑一年一般编发3种书稿，不超过100万字，因而有精力精心设计和认真加工。如今不少编辑一年要编发十几种书稿、上千万字，而且背负着‘创利指标’的沉重负担，根本没有精力审读加工，导致审读加工粗放，甚至不加工就发排。”如此出版的图书质量堪忧。
由于图书品种过多，其中不乏劣书、伪书、注水书等，导致烂书在市场上大行其道，而好书却“藏在深闺人未识”，出现“劣币逐良币”的情况。于是，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书太多了；另一方面，很多人感到无书可读。其实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前者是说书的绝对数量太多，后者是说好书太少。这说明我国的图书出版存在问题，患了“虚胖症”，需要消肿。那如何消肿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减少图书出版品种，对图书市场做“减法”。这只是治标，治本之举是减少烂书出版，多出版经典传世之书。
出版社要走特色出版之路
毋庸置疑，减少出版品种对谁都有利。英国出版商风行的“不要出20本书，每本书只卖2000册，而要出3本书，每本至少卖30000册”的出版原则值得借鉴［2］。减少图书出版品种，不是减少好书出版，而是减少烂书出版，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对于出版社来说，关键就是走特色出版之路。
1. 形成出版特色首先要解决出版定位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出版社按行业、地域划分，定位雷同。如全国的美术出版社都是以出版国画、油画、素描、速写、美术教材为主，在艺术出版种类方面全面开花，没有进行更细的市场定位，结果是哪一方面也无法做精，无法形成特色。出版社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出版品种和销售情况，确立自己的特色定位。其实，市场上还有不少出版盲点。比如现在没有一家出版社专门为老年人服务，有实力的出版社可以专门为老年人出版大字本图书。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天生就是弱视者，他们也需要大字本图书。古代线装书大都是字大如枣，古代读书人虽然没有借助眼镜，照样能够看清字迹，这是他们的福分和雅致。如今印刷条件发达，读者更应该有享受这种雅致的权力，特别是经典名著采用大字本方式出版，可以独树一帜。
此外，提供专为收藏的出版。现在经典名著重复出版现象严重，《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有多个版本，但大多雷同，没有特色。美国专门有为收藏提供服务的出版机构，他们选择最好的纸张、最好的装帧，有时还采取手工印制，甚至专门请插图作家做插画、请作者签名等，每种图书印量一般在100～500本。这些图书精美绝伦，吸引很多人预订，出版后不愁销售。这种特色出版也值得我国出版社学习。
总之，出版社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盲目扩大出版范围，品种太多、战线太长，风险自然增加。尤其是涉足不熟悉的领域，很容易造成投资失误。出版社应该在专业定位内把图书做精、做全，做到权威，使之达到无可替代的程度。
2. 引进西方出版社社外专家选题决定机制，加强选题策划前期调研论证工作
选题是出版社的生命线，在选题论证方面的懈怠必然会使出版遭受损失。西方很多出版社，尤其是一些学术文化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外聘专家队伍，这些专家负责对每一个选题提供学术论证。因为这些专家在相应学科的权威地位和高深造诣，出版社十分尊重专家的意见，对于专家论证不宜出版的品种，出版社也很少冒险出版。那些粗制滥造之书、注水之书遇到这些火眼金睛当然无处逃遁，出版失败的几率较低。我国的出版社很少聘有社外专家，即使有，也流于形式，很少请专家对选题提供论证，大都是凭编辑和社领导的感觉决定出版，风险较大。全国类似天文数字的库存大多是由选题策划盲目决策造成的。
3. 建立读者数据库
数据库营销也称为精准营销、一对一营销，是20世纪70、8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一种营销制度，欧美80%的企业都建有自己的消费者数据库。如今，我国很多出版社无法确切知道图书销售好与坏的原因，关键就是没有建立读者数据库，不能对图书销售进行跟踪、反馈，无法修正图书定位偏失。现代社会是一个分众化的社会，读者需求的个性化发展十分明显，建立读者数据库是了解读者需求较为成功的做法。美国亚马逊公司2010年已经积累了1.3亿人的数据，当当网也积累了5000万以上的读者数据，它们能够根据读者的购书经历，有针对性地做到一对一营销，读者受惠，销售商受惠，这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出版社应该借鉴这种做法，通过网站、会展、发放赠品、举办活动、读者回馈等方式建立读者数据库，了解读者需求。如此，出版社就不需要跟风出版，也不需要盲目决策选题，也能最大限度地化解风险，使自己的出版逐渐形成特色。
4. 改变编辑考核办法，提高编辑稿件洞察力
出版图书宁少毋滥，出版社应鼓励编辑策划长效图书。长效图书的创作、编辑时间较长，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求快出书，必然造成写作、编辑环节粗制滥造，精品变成劣品。有些文化含量高的选题，往往要耗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但是这些书往往能够销售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河北美术出版社花费8年时间出版《中国玉器全集》，已经销售了近20年，至今仍是玉器研究的权威读物。现在很多出版社按编辑名下图书销售实洋计算奖金，为了提高奖金数量，编辑们都争相出版短平快的图书。出版社应考虑调整编辑考核办法，充分考虑从事长期出版工程的编辑人员的利益，比如出版3年以上的图书销售应提高编辑的提成比例。就好像版税一样，销售时间越长提成比例越高，这样才能鼓励编辑多出版长效图书。
此外，出版社要培养编辑甘于寂寞、精心耕耘的出版意识，提高编辑的稿件洞察力。“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选题洞察力是编辑的从业根本，烂书的出版恐怕和编辑洞察力不高有很大关系。编辑整体队伍的洞察力的提高，将使那些劣书、伪书、注水书难以蒙混过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烂书的出版。在西方国家，出版经纪人承担了编辑的很多功能，发现、培养优秀作者是经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本领。西班牙著名的出版经纪人卡门?巴尔塞伊丝一人就代理了6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她之所以有如此好的成绩，就得益于其深刻的洞察力。《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年十分困苦，也很苦闷，卡门发现他的写作才能，于1965年7月7日与其签订代理合同，代理马尔克斯的全部作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当年也十分穷困，在文学界没有名声，卡门自己出钱专门为其在西班牙租房，并给他一笔钱，让其安心写作［3］。反观我国，如今的编辑大多缺乏卡门这种耐心和远见，不愿花费时间去发现有潜力的作者，也不愿去费力培养优秀作者，于是，大家都到名人面前抢稿子，名人为迎合需要，往往也粗制滥造，不可避免造成烂书出版。这也是我国经典传世图书缺少的重要原因。
经典出版，国家应高举“保护伞”
综观我国出版历史，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清末至民国时期三个学术文化的黄金时期产生了大量的经典传世之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各自的基本理论建设，《论语》《庄子》《老子》《韩非子》《孟子》《孙子兵法》等都诞生于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由思想开放，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传世之书，如《世说新语》等。民国时期诞生的经典传世之书更是多如繁星，如《围城》《骆驼祥子》《家》《春》《秋》以及很多学术著作。但建国后，很多文化大师如巴金、老舍、曹禺、茅盾、沈从文、丁玲几乎“武功全废”。可见，大环境的影响十分重要。国家有必要为经典传世之书的出版提供自由宽松环境，加大经典图书出版的扶持力度和执行力度。
1. 建立出版公益基金
经典长销书的价值往往一时难以被市场认同，导致出版社缺乏出版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借助外力来解决出版问题，公益出版基金会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美国有很多公益基金会，不少基金会提供出版资助项目，文化类图书的出版可以申请此类基金的资助，有效化解出版困难。如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在刚成立时就得益于一家基金会的支持，使其渡过难关。尽管我国也相继成立了出版基金会，但是基金会数量和资助金额都很少，难以满足我国学术文化出版的需求。国家应放开对基金会的审批限制，鼓励积聚民间资本成立各种基金会，以期扩大长效书、经典图书出版资金的来源。同时，国家应对那些出版重印率较高的出版社和编辑给予奖励，并给予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使之形成一种导向，在出版社内部也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2. 加大真正查禁买卖书号的力度
尽管我国出版管理部门三番五次颁布严禁买卖书号的文件，但并没有因为买卖书号而查禁某家出版社，使得买卖书号屡禁不止，一些劣书、伪书、注水书通过这种途径得以出版。其实查禁买卖书号很简单，各省出版局对管辖范围的出版社都很了解，通过出版社申报的选题就基本知道哪些书是出版社自己投资的，哪些书是买卖书号的，关键是愿不愿意真正查禁买卖书号。如果真正查禁了买卖书号，没有出版资格的出版机构将拿不到书号，那么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烂书的出版数量。
据估计，如今民营公司出版的图书已经占到出版总量的40%以上，民营出版公司在畅销书领域基本是一统天下。我们真正查禁了买卖书号，将会减少民营公司的出版数量，无形中也牺牲一些好书的出版，这对出版业的发展十分不利。新闻出版总署在很多场合都鼓励民营出版公司的发展，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对那些经营规模较大、守法经营的民营出版公司赋予出版权，使他们的出版行为公开化、合法化，真正成为一支出版劲旅。而对那些没有编辑力量，早已成为靠买卖书号吃饭的“空壳化”的出版社坚决取缔，或者鼓励民营出版公司对其实现控股。这样才不至于因查禁书号买卖而使出版业伤筋动骨。
3. 扩大自费图书的出版范围
过去，我国对自费图书限制严格，仅限于学术著作、书画家的画集等。我们一方面要真正查禁买卖书号，另一方面要加大书号的供应，扩大自费图书出版无疑是重点考虑的问题。
此外，出版业行业协会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出版业行业协会应在行业自律、行业习惯、职业道德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提倡不跟风、重复出版等，制定伪书、劣书、注水书鉴定标准，接受同业和读者举报，对违反行业自律公约的由行业协会协调对其进行制裁，维护行业自律公约的权威性。
总之，我们对劣书、伪书、注水书的出版数量进行压缩，并不是简单地对图书品种做“减法”，而是为长效图书、经典传世之书的出版扫清道路，净化出版物市场。这一项工作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需要各方面通力配合才能有效解决。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版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