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野议》是宋应星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代表作，学界对之研究甚为匮乏，冉华森的《注译》注释有特色，翻译文贯意畅，尤其是点评切中肯綮，为学界提供了深入研究宋应星思想的基础。
【关 键 词】《注译》 注译 点评 特色
宋应星以其《天工开物》而作为科学史家享有盛名，却鲜有人知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宋应星。政论集《野议》就是其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代表作，该书成书于崇祯九年(1636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专著。按宋应星的自我标榜，所谓“野议”是相对“朝议”而言的，即在野之议论。其立说著书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社会由乱而治，使国家转危为安，体现了宋应星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野议》的研究还可以说相当匮乏，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9年8月第1版出版的冉华森的《注译》，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注释、翻译、解读《野议》的专著。作者不仅对原著作了翔实的注释翻译，尤其是在每议的开篇，有一个“导读臆语”，可谓是顾文即道，古为今用的经典评述，他以历史的眼光和现实的敏慧解读《野议》，解读宋应星的思想和主张，让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光芒照耀现实，为现实服务，很有特色。梳理归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和意义：
一、注释翻译用力甚勘
当代学界的浮躁，体现在对典籍的态度上，往往并未精读文本，即进行不太负责任的解构，在注释上不下硬功夫，遇到典章故实就绕道走，为了满足快餐式的需要，而流于道听途说，贻害颇多。冉华森对《野议》的注释，用力甚勘，很有特色，如在《野议序》中对“邸报”的解释；在《野议?进身议》中对“取士进身”、“九品中正”的解释，就像他着手做这项工作的初衷一样，是为了让一般的“乡镇干部”都能阅读理解，故而不辞辛苦扫清阅读障碍。对有些词语的解释，根据古代汉语进行了分析，让阅读者能够通过阅读古籍而掌握古代汉语知识。如《野议序》中的“以永今日”，他是这样注释的：“即以此使今天的日子得以永久之意。这是一个形容词活用为动词、而动词作使动用法，且表时间的名词作状语放在动词的后面作补语的特殊句式。在文言文中，在时间名词作状语的使动用法中，一般情况而言，表时间的状语后置作补语，以达到强调动词、增强表达效果的作用。”[1]
书中涉及到的人文地理方面的知识，注释也很详实，以方便受众在手头缺乏工具书时不仅能“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如《野议?民财议》中对“八闽”的注释：“八闽是福建省的别称。关于八闽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建古为闽地，北宋时始分为八州、军，南宋分为八府、州、军，元分八路，因有八闽之称；另一种是：福建省在元代分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八路，明改为八府，所以有八闽之称。建、延、邵、汀，为上四府；福、兴、漳、泉，为下四府。共八府，故号称“八闽”。[2]
翻译以信达雅为准则，力求文从字顺且文贯意畅，“信”是指译文要准确地反映原作的意思，不要曲解原文的内容。“达”是指译文应该通顺、晓畅，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就是说，译文即使在内容上与原文相符，但表达不通顺，不符合现代汉语语言规范，便不合乎“达”的要求。“雅”是指译文不仅准确、通顺，而且生动、优美，能再现原作的风格神韵。这样就容易牵引受众阅读的意趣兴味。如《野议序》开篇的翻译：“暮春时节，我们一行人来到钤山休憩冶游。县令曹国祺先生还带着娱情遣兴的清酒、背着写意抒怀的诗囊，要在松涛声中去领略山涧林壑中飞鸟鸣唱的惊鸿倩影，以摆脱尘世的扰攘喧闹，使大自然的良辰美景能够永驻心中。……”[3]就充分体现了著作者对文言文翻译“信、达、雅”的匠心独运的追求，作者着重从整体上表达原作的内容，力求体现原作的风采神韵，译法灵活自由。
不认真阅读、分析文本，是产生误译的重要原因。所以要想准确通顺地翻译古文，最重要的是结合上下文准确地理解每一个词，还要理解人物一贯的思想，才能真正理解文本中容易误读的地方。如《野议?进身议》中，宋应星指出“两汉方正贤良，魏、晋九品中正，唐、宋博学弘词、明经、诗赋诸科，最久者百年而止矣。垂三百年，归重科举一途而不变者，则惟我朝。非其法之至善，何以及此！”[4]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宋应星评传》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作者潘吉星先生认为，不应将末一句“非其法之善，何以及此。”译成“若不是它的方法最为完善，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呢？”[5]应译成“并非证明科举取仕是最好的，那又为何通行三百年而不变呢？”[6]其理由是宋应星作为对明朝科举制度的“激烈批判者”，在其“后半生”写作《野议》时，是不应该说这种制度的好话的。而冉华森在对此句进行翻译时，依然将此句翻译成“如果不是这一制度本身的十分完备周延，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7]显然，潘吉星先生作为宋应星思想研究的专家，提出这样的驳诘，是对宋应星的思想历程变化有相当的认识深度的。笔者认为，一方面，潘先生如此翻译，与之原文相比照，是很牵强的，这里无庸赘言。另一方面，单就宋应星的思想而言，冉华森先生这样的翻译，不仅忠实地坚持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的基本原则，而如此的翻译，并没有降低对宋应星思想高度的认识，正如在其《注译》中的《野议?进身议》“导读臆语”中所说的：“所以宋应星认为，科举取士当在‘八股文章’之外别开生面，……才能真正解决现实官场中已然存在的人才危机，在宋应星的法眼之中，明朝的政治危机，说到底，其根本的危机还是人才危机、制度危机。”[8]毫无疑问，宋应星如此的看法，正好证明了他已经在思考着如何在现实的科举制度之外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这样的翻译，正是忠实于宋应星原著文本而且对其思想高度有较深刻认识的具体体现。
二、点评视野开阔、切中肯綮
冉华森以每一议为对象，实事求是的、有识见的分析其思想性。作者结合自身的知识学养和社会历练，对被评文章的感悟、升华和洞见，形成了独立的思想性和价值感。显示出他文笔风骚掩映下迸射而出的独到而锐利的思想的光芒，这种造诣，得自于他的个人修为，和对被评作品的深刻理解，与原创作者接通了三百年情感上的强烈共鸣。既有对所评对象的内容作言简意赅的概括叙述，让读者对该文章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他还结合自己的历练，使用有力度的词语，准确精炼地进行评论，在评论中鲜明地凸显自己新颖、深刻、精辟的见解；而不是浮光掠影地、不得要领地泛泛而谈，更不是发表一些陈旧、肤浅、庸俗的套话。他这样的感受来自其下死城、守硬寨的真工夫，因其能反复研读文本，用非常开阔的视野进行点读，故而评便能切中肯綮，悟便有独到之见。对教育制度，宋应星提出了立足于明王朝那个制度下培养人才的主张，冉华森在点读中结合社会现实，明确提出了“社会政治的腐败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就来自于学政腐败，说到底也就是选拔任用人才的腐败，在以学历、文凭作为官场阶升门槛的社会中，滥发文凭甚至假学历、假文凭，其对社会政治的危害，是根本性的自毁长城和自掘坟墓，所破坏的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9]在《野议?乱萌议》点读中，据此分析天下交替的真正原因，锋芒直指封建王朝的核心人物――皇帝。尤其是官员的不作为，和层层的官僚机构拥塞繁琐，皇帝没有认识到危机的真正根源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三、为学界提供了深入研究宋应星思想的基础
宋应星是以科学家兼思想家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但长期以来对宋应星的思想研究和认识不足，导致他的思想光辉被其科学成就所掩盖，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宋应星官卑位低。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出身于渐以萧条的书香世家。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生，约清康熙五年(1666年)卒。于万历四十三年在江西乡试及第后，宦游十年，只在江西分宜县做了三、四年的县学教谕，福建汀州做了二、三年的推官，苦熬到亳州知州时，大明王朝已经江山改容易色了。宋应星一生沉沦下寮，不过是举人出身，在封建社会里知名度不大，连明史也无其传记，官卑位低、人微言轻，自然便会影响到他的著述在社会上的流播，即使是《天工开物》，也是直到清末至民国初年，才被中国学者关注的。《野议》更是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才再版刊行，让普通受众所得见，因为是明刊孤本（明崇祯九年原刻本，1636），长期深藏于江西省图书馆，难以被专家学者所获见，对《野议》的研究还可以说相当匮乏。目前有广东中山大学杨维增教授著述的《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译》；潘吉星著的《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中涉及了对《野议》的论述；冉华森的《注译》研究，除此之外尚无其他更系统的研究专著，一些科普书籍有零星的介绍性文章，系统的研究论文更是寥落。冉华森的《注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尤其是其自谓之“导读臆语”，更是顾文即道、切中肯綮而别开生面的。
其次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道一统”的思想，对非主流思想的轻视甚至扼杀，导致反映其思想观点的著述不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其作品也长期被冷落。而科举的失意反而成就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宋应星，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著作可分为以下几类：1、自然科学与技术：《天工开物》、《观象》、《乐律》；2、诗作：《思怜诗》；3、政论集：《野议》；4、历史学：《春秋戎狄解》；5、文学创作：《美利笺》；6、杂文集：《杂色文》、《原耗》等，总共10余种。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在他当分宜县教谕时写成并刊行于世的，一度在社会流传。这些著述中，其《野议》所彰显的思想意义，更显重要，冉华森对其的研读和解构，充分体现了非同一般的识见。
第三，是宋应星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年代，大约三分之二的著作因明清改朝换代的政治原因而散佚，入清以后，他所秉持的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必然导致其著述在文字狱盛行的有清一代难以为官方所重视。
以上原因导致宋应星差点被历史长河所淹没，加之他在人文科学方面的成就一度被其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所掩盖，宋应星作为科学家兼思想家的地位为人们所忽视，故而对《野议》的研究还相当匮乏，对《野议》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冉华森所做的工作便显示了其积极的探索意义。他把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与当前的社会现实密切结合，在管窥中国封建制度的变迁的同时，引发我们从中思考，对于推动当前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一定的镜鉴意义。同时使我们对宋应星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凸显其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等多方面的贡献。当然不足之处也是显见的，点评时往往只做到了点到为止的评议，没有把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分析，或许作者是有所顾忌而未能畅所欲言的缘故。
参考文献:
[1][2][3][4][7][8][9]冉华森.注译[M]．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9年8月第1版:3页；38页；10页；17页；31页；16页；123页；137页；159页
[5][6]潘吉星.宋应星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