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淼，196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1957年开始?表文学作品。现为贵州民族学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贵州省散文诗学会会长。有《散文诗的精灵》、《再造梦想》、《在季风中感觉雨》、《往事依然精彩》、《燃烧的爱梦》、《一代歌王》、《青铜战马》、《我的复旦四年》、《情潮》等文集出版。曾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国家民委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散文诗90年重大贡献奖、首届贵州省文艺创作奖、首届贵州省文学奖，第一、二、三届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第二、三届贵州省文艺奖等。
日子总是不紧不慢地流走，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丁酉至今，一晃竟已五十四年。再过几年，第三个千年的丁酉亦将来到。谁能经得起岁月如此地消磨?就是当年的翩翩少年，如今也已步入暮年。另一些人则已杳然西去，连同他们的故事，一起消隐于历史的烟云之中。若再没有人将当年的人事剔抉一点出来，很可能就此被时间的尘灰全然埋没，永无彰显之日。
历史从来都是静默的。它只将事件按必然的顺序一一推进，让施事和受事者，依各自的宿命扮演不同的角色。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参与其中的事件，有可能作为人间喜剧，事后被一幕幕地记录下来。写作是后来的事，为的是让后人在反观往事的时候，有一个可以把握的着力点。
其实那些个旧闻，不少仍颇具可读性。在不寻常的境遇中，人不寻常的一面常常会显现出来，让人窥见生活的繁复和人性的诡异。作为时代的记录员，作家常能把事件描述得有声有色。有的还充满了黑色幽默，令人读后禁不住露出含泪的笑容。
也许是由于命运的宽容吧，让我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还能有时间和精力在这里絮叨。还能用这支磨损严重却尚未报废的笔，把当年的人和故事有意味的一面，多少展示一些在读者的面前。世事难料，他们和我都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一天。
――题记
我和邵嘉陵先生
邵嘉陵先生教我们《新闻采访》课。那时候我们管给我们上课的教师叫“先生”，一般职员不称“先生”，称“同志”。到了1957年，新同学入学，不知怎么的，他们异口同声把所有的教职员都称为“老师”，这一叫就叫了开来，开后来逢人皆称“老师”之先河。
讲课中邵嘉陵先生说了这样一件事：1947年，他任上海《新闻报》记者，派驻沈阳，下榻于啤酒大饭店。10月8日中午，忽然传来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伸头往窗外一看，一架客机在八架战斗机的护航下，正掠过蓝天。八架战斗机为一架客机护航，这阵势非同一般。记者的职业敏感，使邵先生立即联想到东北战局国民党军队屡屡失利的情况。那会儿，东北解放军?动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在长春、吉林、四平等地区，连续歼灭国民党军队数万人。邵先生判断，一定是南京政府的顶级人物到东北督战来了。这是一条特大新闻!他火速骑车去电报局，向《新闻报》拍?了新闻加急电，电文共六字：“蒋抵沈，八机迎。”?完电报回到饭店，电报局那边已奉命严禁向外拍?任何新闻电报了，其他外埠驻沈阳记者的电报一律扣?。而邵嘉陵先生的那六个字，已抢在禁?令之前?了出去。第二天，上海《新闻报》在头版以通栏大标题报道了蒋介石抵沈阳督战的独家新闻，报社编辑以邵嘉陵先生的六字电报为基础，加上背景材料编?了一篇完整的新闻，分析了当时东北战局的形势，指出了蒋介石前往东北督战的政治背景。这条新闻刊登后引起很大震动，令蒋介石极为光火，把情报部门痛骂了一顿。他此行严加保密，最终却还是走漏了风声。情报部门以为必有内鬼，可折腾了半天，也没查出纰漏究竟出在哪里。
说到这里，邵嘉陵先生不禁面露得意之色。
国民党在东北败局已定，邵先生决定投奔光明。他和夫人一起，踏着厚厚的积雪，穿过密密森林，在长途跋涉之后，终于遇见了东北解放军。战士们看到他俩皮长袍皮帽子，对他们的身份起了怀疑，将二人扣下了。经过邵先生夫妇反复申明表白，才答应把他们护送至部队机关。
全国解放后，邵先生被安排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就这样，我成了他的《新闻采访》课的学生。那则六字电报的事，则是邵先生《新闻采访》课的得意之作和保留节目。
也许是显得过于得意的缘故罢，在1957年那场风暴中，邵嘉陵先生仍被划右。1958年初，邵先生被遣至上海市宝山县葑溪乡监督劳动。我也是。他是新闻系监督劳动右派中年纪最大的，我是最小的，一师一生，一头一尾，很有代表性。
因为年纪大，照顾他不下大田干活，安排在鸡棚养鸡。鸡棚在路边，我们下地路过的时候，常能看到他在那儿张罗的样子。天热，邵嘉陵先生总不能穿他的真丝绸褂吧，就用两根带子拴着布片儿，吊在双肩当汗褂子穿。胸前一片，背后一片，左右肩膀各一根布带系着。这模样儿，跟眼下女孩子们的吊带裙十分相似。她们袒肩露背的时髦夏装，没准就是从邵先生当年的汗褂子那儿沿袭下来的。瞅着邵先生那件迎风飘扬、欲盖弥彰的汗褂，想象当年他穿皮袍戴皮帽子的威严模样，我忍不住想要“噗”地笑出声来。
大跃进期间，要在各宅子的墙上写大标语，画宣传画。邵先生的字写得不错，我则会画几笔，就一道被派去干这活儿。我俩抬一桶石灰水，提着墨汁和广告颜料，穿行在各个宅子之间。他写字，我画图。邵先生在墙上写：“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我就画稻垛，画白云，画社员仰脖往太阳上点烟。诗画相配，引来不少社员驻足观看。上海《农民报》的记者，还把其中一幅拍了照，作为农民画登在报上。当然，他不知道这画的作者，不是农民是右派。几十年后，我画了一幅当年和邵先生抬石灰水画宣传画的素描，刊登在《六零通讯》上。同学们看了，说一老一小，两个人画得颇为神似。
要不是那场“阳谋”，我一个学生娃儿，哪能和邵先生这样的著名报人、教授一道，抬石灰水，写字画画呢?
接着是继续跃进，不断加码。我被派去深耕、开河、罱泥，吃住在工地，白天黑夜连轴转，就很少和邵嘉陵先生接触了。两年后我结束监督劳动，回校复学，再没见到邵嘉陵先生。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校的，一直没有碰上。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从贵州回上海成亲，想起了邵嘉陵先生。他是我的先生，是一起抬过石灰水的“劳友”。我带了妻子专程到复旦宿舍去看望他，不巧他不在家，记得是留了一幅结婚照给他存念。
后来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终至酿成“文革”。我身家不保，几乎殒命，更不能与邵嘉陵先生联系了。
1985年我到哈尔滨开会，回贵州时路过上海。上海的老同学，当年一起被划右的居思基、康成义等同窗，约我和几位老师同学见面，邵嘉陵先生也来了。见到他们，我心潮涌动。离开他们二十多年了，今日重见，乃有梦幻之感。
打那会儿起，邵先生常给我寄来资料，多半是从一些敏感报刊上复印下来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规模很大，书刊资料非常丰富，邵先生成了它的常 客。要不是他频频寄赠资料，许多资讯我无从知晓。邵先生常用旧纸糊制信封，有时干脆就用旧信封贴上一张白纸充当，而邮局每每予以通融(邮局要求统一用标准信封)。先生信封上的字也写得很有特点，笔画颇有力度。收?室的工友都看眼熟了，见了我会说：你的老师又来信了。
邵先生给许多人寄资料，一次要寄几十份。他说自己每年要花六七百元钱买邮票，那会儿邮资比现在要低得多。为了减轻重量，节省邮资，邵先生常常把复印件周围的空白处剪掉，只留下文字部分，看上去曲曲拐拐的，别有韵味。听说后来有人向上面告状，指邵嘉陵先生常去图书馆复印此类资料，广为寄?。有关领导回复说：老同志了，由他去吧。也反映出社会之演进，时代还是变化了。
1990年我回上海探亲，专程到复旦去看望邵嘉陵先生。到了邵先生家，他开门见山，说：“先讲大气候，再讲小气候。”我坐在那儿，听邵嘉陵先生讲了几个小时，从国际到国内，从正面到反面。直到吃饭的时间到了，我才起身告辞。邵先生简直就是情报站、信息库。毕竟是资深报人，搜集、储存、传播信息的意识比常人要强得多。
20世纪末，我所在的学院异想天开，竟然要办新闻专业，而且办在历史系!这真是匪夷所思：历史是讲老早老早的事，新闻是讲刚刚?生的事，南辕北辙，怎么扯得到一起?他们回答说，此举是为了讲实际、求生存，要我别书生气。他们拿我当招牌，多方出招，居然申报成功，也算是个奇迹。然而一切都是零，两眼一抹黑，全然不知道从哪儿下嘴。无奈之下，又差我去复旦新闻学院弄些资料来，以便照葫芦画瓢。我离开复旦几十年，和那边已没有什么联系，能找谁要去?我想起了邵嘉陵先生，虽然他早已离休，也只能试着求他了。我给邵先生写信说明情况，竟然顺利成功。原来先生的女公子就是新闻学院办公室的负责人，天助我也。她把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设置、甚至课程表等，全都复印了一份给我。我转给学校，算是交了差。邵嘉陵先生帮了我一个大忙，不然我肯定抓瞎。
邵先生曾多次赠我珍贵资料。一次是赠我一本巴金的《随想录》，挺厚的一册，我一直妥为珍藏。一次是赠我一册“文汇报回忆录”：《在曲折中前进》，其中就有邵先生自己的《赞文汇精神――任文汇报特约编辑的感受》。一次是赠我一张记者采访邵先生的光盘，从中我可以欣赏先生侃侃而谈的风姿。再就是赠我一份复旦百年校庆的校刊，校刊图文并茂，上面有的文章写得很有时代感。
2005年，我的日记《我的复旦四年》出版。邵嘉陵先生在复旦校区书店里看到此书后，将二十来册存书全数买下，分赠校友。二十多本书，得花五百多元钱，加上寄费，更非小数。我深受感动，特地致信邵嘉陵先生，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6年，我携眷北上探亲。抵沪后，曾去同窗彭正普处小聚。我偕内子随彭正普等人，同去拜望邵嘉陵先生。先生贵体有恙，正吸氧中。见我们来到，十分兴奋。他鼻中插着氧气管，面露病容。当年投奔革命之新闻战士，今已风姿不再。告别时邵先生勉力起身，向我们深鞠一躬，叹道：“我辜负了你们!”言毕老泪纵横，至于哽咽。
回黔后我写信给彭正普，问起邵先生的病情。彭回信说他身体好多了，又开始到图书馆复印资料，分寄给当年的学生。直到去年，邵先生还写信给他的学生说：“我已九十二岁，每天还骑车买包子、鸡蛋。现在食堂多变，一会儿要到南区，就是学生宿舍食堂，买点包子。一会儿又不行了，只好到马路边商人处，有啥买啥!”耄耋之人，居然还能骑车外出购物，令人钦佩不已。
今年邵嘉陵先生已经九十三岁了，和老伴一起住在上海亲和源老年公寓。公寓设施先进，护理规范。独立单间，有专职护士二十四小时陪护。邵先生受到精心护理，健康情况良好。不久前，有同学从他那儿回来，告诉我说，邵先生红光满面，精神矍烁。还鼓励去看望他的学生说：“你们年轻，要多留点文字下来。”我也是邵先生所说的“你们年轻”者之一。那么，“多留点文字下来”，就也有我的一份责任。
[1]邵嘉陵，原上海《新闻报》记者、
《文汇报》特约编辑。复旦大学教授，曾先后在新闻系和历史系任教。
[2]《六零通讯》，复旦大学新闻系1955级校友编印的通讯刊物，因毕业于1960年，故名。
我心如此快乐
2005年7月，我随“贵州省重点作家西部采风团”赴新疆、青海、甘肃考察。中旬，我们来到了伊宁。
7月15日，紧张的旅行日程中居然有了一个小时的空档，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这一路飞机、火车、汽车，环环相扣，没有一点喘息的时间，今天竟有了些许松动。参观了伊犁河大桥后，返回市内，中午12点到1点，不安排集体活动。1点午餐，然后驱车赴博乐，乘火车回乌鲁木齐。短短一个小时里，同行者们到汉人街购物去了，只我独自一人，径直去了伊犁日报社。
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周仁寿正巧在读《六零通讯》第六期上我的那篇《情况汇报》。听说我来了，他激动万分，立即赶来花城宾馆与我见面。
我在大厅里等，见有人进来，一眼就认出是他。周仁寿腰板挺直，印堂饱满，脸色红润，没有丝毫所谓“劫后余生”之态。他见了我也说，没变，还是那个样子，就像当年你那张照片一样。我说变了，老了。他说没变，认得出来。你是我们年级的美男子，也是最有才华者。我说哪里，那时只是幼稚。干吗要急着露锋芒呢，应该韬晦才对。你也是。“春柳社”，“给爱花者”，都是很惹眼的。不过，当时要不表现自己也难。周仁寿抬头看看大厅的布置，说这里就是农四师，我刚来新疆就在农四师。然后他告诉我，他的女友也跟着他来了新疆，就是要和他在一起。“我告诉她，我是右派。她说右派有什么，你又没有杀人放火。我说新疆很远很远，她说只要和你在一起，哪儿都不远。她父母坚决不同意，她就瞒着爷娘，把户口迁到了这里。”闻此我深吸了一口长气，心胸漫过了一阵忧伤：世上还是有好女人!
我和他走到院子里，让人给我们照相。轻风徐徐吹来，叫人神清气爽。周仁寿说，你看，风多凉快，空气多清新!我说，是的，伊犁是个好地方。从乌鲁木齐乘火车来这儿，一路戈壁，荒无人烟。一进伊犁境内，即见满眼翠绿，一派生机。铁路两旁，无边无际的棉田，一排排的钻天杨，还有大片的蓖麻、油菜、葵花。鸭绿鹅黄，绚丽斑斓。河水汤汤，水渠蜿蜒，好一派江南水乡景象。
伊宁非常美丽，街道宽畅整洁，城市宁静而安详。微风掠过街树，?出了沙沙的轻响。周仁寿指着街景，说你看，多好。我说，是啊，伊宁，伊犁，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说，要是当年，说我和你，有一天会站在这儿，沐着和风，看着街景，用纯正的上海话，如此亲切地交谈，谁会相信呢?他说是啊，没人会相信。可是今天，现在，我和周仁寿，在暌违了四十六年之后，就这样奇迹般地重逢了!
购物的人陆续回来了，我邀周仁寿一起用餐。餐前，我和他站在友谊路口随意交谈。街景极其优美，且富有情调。马路平整宽阔，行道树投下浓 荫，铁艺栅栏透出古典的气息。出租车偶尔驶过，有少女从街角那边袅娜而来。迷茫中，竟叫人觉得是上海的哪条街道，汾阳路，抑或衡山路。竟叫人觉得是几十年前，我和周仁寿，都还正当青春……
餐桌上，我和周仁寿以茶代酒，让人拍下两人碰杯的“划时代”的画面。他说，你要把照片寄给《60通讯》，?表出来让大家看看。他头?已然花白，而童心一如当年。他说，我和你，一个在最南边，一个在最西边，中间隔着大半个中国，今天却在这儿见了面。我说是呀，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
餐厅里，音乐轻轻响着，我心中，也有歌声缓缓响起。“等待着吧，我会回来的!”世事总是这样的吧，任凭时间再长，距离再远，只要有信心，有耐心，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生。历史老人总是那样的幽默，那样的可爱，他最拿手的绝活，就是让许多不可能成为可能。想到这儿，我又乐了。几十年的坎坷，几十年的沧桑，最终都是为历史老人的大手笔作证!面对历史老人的艺术杰作，我心无比快乐!
饭后，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上了车。周仁寿站在大门旁，等着我和我的同伴们。车驶出大门，他举起了手，向我挥手告别。一车的人都伸出手，隔着车窗，向周仁寿挥了起来。他们知道，我和周仁寿之间，隔着的，是几千公里的空间，是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一个小时的相聚，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值得写进“编年史”里的!……
[1]周仁寿，复旦大学1955级学生，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后任新疆《伊犁日报》党委书记。
[2]春柳社，复旦大学1 955级学生文学社团；《给爱花者》，“春柳社”所办文艺性墙报。
话说朱大丰
朱大丰高我们一级，是调干生，平日写点文学评论。那时候能写几句评论文章的学生很少，朱大丰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文艺理论家。他自己也挺得意，言谈中颇为自负。朱大丰的笔名叫“雁序”，他解释说大雁以人字队形群飞，“雁序”暗含“人”的意思。看来他早就有了“文学即人学”的观念。
朱大丰架一副金丝边眼镜，眼球有点儿突出，很有学者的派头。一次他?表了一篇长文，得了一笔为数不小的稿费，就到旧货店买了一套奶油色的英国毛料西装。还是三件头的那种，背心，西装，大衣，一样不少。穿上三件头，走在那时蓝色大军的校园里，很显眼的。
朱大丰和当时上海的一些报纸刊物很熟。那会儿我正在写小说，曾给《文艺月报》、
《萌芽》等寄稿。朱大丰遇见我，常以业内人士的口吻告知我：你的稿子某某正在看，可能要用；你的小说他们说要用，但不要急。对我这个小阿弟，朱大丰还是挺关心的。我写中篇小说《勇敢的伙伴》，因无人指导很觉苦闷。朱大丰曾陪我去刘国梁(?)老师处，让我把稿子给刘老师看看。刘老师是中文系的，好像教的是文学理论。
1957年春，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的一些文学爱好者，筹办面向上海大学生的“同人刊物”《黄浦江》，朱大丰是积极者之一。除在校内组稿外，还到当时的华东师大、上海戏剧学院、上海俄专，组来稿子。记得是朱大丰来找我，要我为创刊号设计封面。我很快画出彩图，上方为“黄浦江”三字，下方是一只蓝色的海燕，在海浪之上展翅飞翔。
然而《黄浦江》未及出版，一场风暴就骤然袭来。穿英国西装、戴金丝边眼镜、绅士派头十足的朱大丰，迅即被划为右派分子。说来好笑，新闻系四年级批斗朱大丰时，叫我去揭?批判。我走进批斗会场时，有人还说“来了个小战士”。几个月之后，我这个曾经参与批判朱大丰的“小战士”，自己也掉进了泥潭里!
1958年春天，复旦大学几十名右派师生，被遣送到宝山县葑溪乡监督劳动，我和朱大丰都在其中。和朱大丰一起在田间地头劳动的时候，我会避开朱大丰的眼光。当初我不是曾经义正辞严地批判过他吗?如今我自己也逃脱不了同样的下场。这是历史老人的黑色幽默，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讽刺和嘲弄。
有一次，我们被集中到一个名叫“校炮场”的地方挖鱼塘。几天之后，我们中间有几个人突然不见了，其中就有朱大丰。记得还有一个名叫江国曾的，年龄要大些，也是调干生。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记不起了，是个“小开”，家里很有钱，劳动时还穿着西装。据说下乡前的那一晚，他还在百乐门跳舞。谁也不知道这几个人哪里去了，我们也不敢打听。
几个月之后传来消息，说朱大丰他们变卖了手表、衣服(我想一定包括那三件套西装)，相约乘火车去了北京。他们去冲英国领事馆，想要求“政治避难”。结果是连领事馆的大门都没进得去，就全给抓了起来。又过了几天，有人从学校回来，说看到有布告贴出，内容是朱大丰等人被判了徒刑。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听到过有关朱大丰的任何消息。
这样就过去了四十多年，世事已?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连我这样一个对往事铭记颇深的人，也很少记起朱大丰了。不料在2003年的某一天，却意外地又听到了此人的名字。事情要从彭建安…说起。彭建安的亲家在贵阳，离我所在的学院很近。彭建安从广州来贵阳看望孙儿，就在他的一个好友家落脚。好友姓吴，在贵州大学任教，夫人很年轻，都是上海人。知道彭建安来了，我就去贵州大学看他。在吴先生家里，我和他们几个东拉西扯地闲聊。不知怎么的，突然就听到了“朱大丰”三个字。我心头一跳，好像突然掉进了一个旧梦，往事潮水般向我涌来。复旦，葑溪，校炮场，然后是一个人的消失，几十年没有音讯，而且无从寻问。如今突然从时空的深处重新冒出这个人的名字来，叫人猝不及防。我惊叫：朱大丰!你们认识这个人?彭建安指指吴先生的夫人，说，朱大丰是她的舅舅。我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心中涌起了浓浓的感慨。
曾经写过一篇短文：
《世界真小》。说的是我“文革”中的一个军代表，在我处境恶劣的时候，曾为我落实政策。我“改正”后想与他联系，却不知道他的去向。二十多年后，突然接到军代表从上海体育学院寄来的一封信。原来他调到体院后，在和一位从青海调来的同事闲谈时，获知她原是我复旦新闻系的同窗。军代表也在寻找我，是那位从青海来的同窗把我的地址给了他。读了军代表的信，我感叹世界太小。贵州，青海，上海，本该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却居然把天南地北的三个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今天，“世界真小”的喜剧又一次搬演。几十年音讯杳无的朱大丰，又一次以如此奇特而轻而易举的形式重新出现。
我向吴夫人打听朱大丰的近况。吴夫人叹了口气，说，我舅舅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他病死在劳改队里，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1]彭建安，复旦大学新闻系1955级学生，原《贵州科技报》编辑，曾在《山花》?表小说《弗罗恩堡之夜》，
《小说月报》选载。现为广东省科技局编审。
缅怀蒋定国
蒋定国是我们年级的帅哥，明眸皓齿，美目生辉。而且烫了头?，长?鬈鬈的，显得更为出众。同学中曾有传言，说有女生悄悄地往他口袋里揣手绢儿。那会儿，送手绢可是典型的示爱方式。 我挺羡慕他，也想烫这样一头鬈?。只是我没钱(据说只有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才有男宾烫?，收费是二十元)，而且我们班风纪极严，我吹个风都被视为不驯，谁还敢烫?呢?
没想到这样一位帅哥，却在那场风暴中，被第一批划为右派。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在杭州日报实习，感到非常意外。更为意外的是，到了年底，我自己也给划了进去。我和蒋定国成了同类项，最后一起送到上海北郊的葑溪乡监督劳动去了。那时候我好像胡思乱想过：看来长得帅不是件好事。弄到葑溪乡的几个同类，好像形象都满不错的。都说女人是“红颜薄命”，这男的长得太俊，也容易倒霉。这下子好了，白面书生，一下子沦为苦力，真的是要脱胎换骨了。
一天在路上偶遇蒋定国，见四周无人，他悄悄地对我说：看来这一跤要十年才能翻过身来。当时我好像点了点头，甚至生出了某些妄想。这太幼稚可笑了。十年哪够呢?翻一番都不够。直挨了二十多年，我和蒋定国才算“翻过身来”。
到了葑溪乡，当地社员听说了我和蒋定国的姓名之后，捧腹大笑。一说此人叫蒋定国，他们惊叫：“啊?伊叫蒋经国?”徐成淼呢，听成了“财神庙”――“哈!伊是财神庙!”(在当地上海土话中，这两个词儿也真的谐音)“蒋经国”和“财神庙”这两个诨名从此叫了开来。就是开田头批斗会，也是这样：“蒋经国，出来!”“财神庙，站好!”真名反而没人称呼。今天问问葑溪乡的老人，说当年有个“蒋经国”和“财神庙”在葑溪乡劳动过，说不定他们还会依稀记得起来。
蒋定国穿的裤子裤腿很瘦，那时流行小裤脚管，帅哥更要赶时髦，他的裤脚好像只有五寸五。我因为家境贫寒，下乡后拿了家里大人的旧裤子穿。旧裤子裤脚太大，不方便劳动，我就用细绳把裤脚扎了起来，成灯笼样。社员们又笑了，说“蒋经国”的裤子是杠棒，“财神庙”的裤子是麻袋。
其实劳动虽然很累，咬咬牙也还能挺着。只是主管者没完没了地批斗，却叫人不消生受。一次蒋定国不知什么事又惹恼了主管人员，开会狠批他。批判的调子很高，指着鼻子痛斥，蒋定国当场流下泪来。屋子里一盏小油灯，昏黄的灯光照见了他的泪痕，蒋定国往后靠了靠，躲到帐子后面去了。这个镜头一直印在我的记忆里，灯光，泪眼和帐子后面年轻的面影。
我和蒋定国劳动都很卖力，要表现好才能有可能回校继续读书。我们干的是最重的活，挑粪、抬粮、挖沟、开河、拖车、拉纤，什么活最重，就都有我和蒋定国在。不久之后，我和他脖子后面，便压出了个肉疙瘩。到了夏天，光着膀子干活，晒出一身古铜色，油光锃亮，雨水落上去都沾不住。人确实是可以改变的，当年俏阿哥的影子，已荡然无存。拉着纤绳，弓身遄行在大场河岸的纤道上，谁还能认出当年曾经的天之骄子呢?
1959年年初，突然开会宣布首批回校学生名单，名单中有蒋定国，没有我。目送蒋定国离去的背影，我默然无语。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会画几笔，有一段时间被抽去画画。还因为写横幅和写连环画脚本的事，惹主管干部不高兴过。与蒋定国相比，我的表现就打了折扣。从那以后，我干活更卖力了，?狠心，猛干!挑抬锄挖，样样争先。累得躺下去要起不来了，还得爬起来硬撑着。这样干了好几个月，到了那一年的秋天，第二批回校名单中终于有了我的名字!1959年9月，我回到复旦。我没有回到原班，改读1956级。和蒋定国不在一个年级，接触的机会很少。第二年他毕业走了，此后便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再次见到蒋定国，竟然是在二十五年之后。1985年我从哈尔滨回贵阳，在上海歇脚。在市政协餐厅用餐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蒋定国的身影，他正在忙着点儿什么。那时候他已经是上海《新闻报》的编辑，我和他打了个招呼，没来得及细谈。谁知那一面竟成了最后的一面，好多年以后，从同窗的来信中，获知蒋定国竟猝然离世。
那么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斯人已去，一切便都结束了。我只能默默地回想蒋定国君当年的明眸皓齿，生辉美目，回想他颈后的肉疙瘩和古铜色脊梁；还有，那最后一面，在上海市政协餐厅里，他手上拿着文稿，与我匆匆相见……
[1]蒋定国，复旦大学新闻系1 955级学生，原上海《新闻报》采访部主任，国务院?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五十四年后与王华良先生如此重逢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偶然在一封电子邮件的抄送人中看到了“王华良”三个字。王华良?不就是他么?五十多年前的记忆又一次冒了上来。
2007年，散文诗集《一代歌王》出版。在自序中，我这样写道：
1957年早春，我还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二年级的学生，刚满十九岁。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亮的日子，我们小班在老化学楼里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大伙儿跑到门外休息。那儿有一溜花坛，春花在阳光下开得正旺。有个和我同姓的同学一边赏花，一边叹了口气，说这花开得多好，可惜不久就要谢了。听了这番感慨，我心头一动，有些什么话想说。接着上课的时候，我就在小本子上写下了几句话。意思是说花谢是为了结子，不应该为此而伤感的。
那会儿我正读着泰戈尔的《园丁集》和《飞鸟集》，读着冰心的《春水》和《繁星》。课余的时候就试着写一点短小的散文诗，并冠以《星星集》的总题。文前有一个小序：“我零星的思想，像涓涓的水流，从眉宇间滴下，滴在我朴素的诗篇上，缀成颗颗繁星……”课间在化学楼门外花坛前的那一点感触，后来被我写成了一首题为《劝告》的散文诗。我把《劝告》和其他几首散文诗一起，寄给了《复旦》校刊。校刊上有一个文艺副刊，叫“大草坪”。不久，我的《星星集》就在“大草坪”上?表了出来，其中就有后来引?了严重后果的那首《劝告》。
那年6月，我到杭州日报实习。实习期间，《文艺月报》编辑陈家骅到复旦大学组稿，把校刊上的《星星集》带走了。8月，我从杭州回到上海，看到《星星集》中的《劝告》和《给荣军》已被《文艺月报》以《(劝告)及其他》为题，?表在该刊八月号上。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地由一连串的“不经意”链接而成的。要不是徐姓同学在花坛前说了那通话；要不是我站在他身旁，听到了那番感慨；要不是陈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看到了我的散文诗；要不是他选中了其中的《劝告》，把它?表在《文艺月报》上；要不是有这一串“不经意”链接在了一起，我这一生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这许多“不经意”居然就这样连成一串了，这一连串“不经意”就成了我注定的命运。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我所有的遭遇，都是从《劝告》开始的。我就这样和散文诗结下了不解之缘，怎么也脱不开了。
两个月之后，
《文艺月报》1957年11月号?表了徐杨、王冷的《如此劝告》，对《劝告》作了骇人听闻的批判。我的文学之路至此中断。这就是命运!
当年《复旦》校刊的主编就是王华良。也就是说，王华良先生是?表我散文诗处女作的第一位编辑!
《星星集》文前有小序：“我零星的思想，像涓涓的水流，从眉宇间滴下，滴在我朴素的诗篇上，缀成颗颗繁星”，这里的“颗颗繁星”，原稿作“粒粒繁星”，还是王华良先生把它改为“颗颗繁星”的。
五十年后，我有意把这个小序印在《一代歌王》的封面上，“颗颗繁星”四个字，保留未动。
我?信给电子邮件的?送者，问：“是不是曾任《复旦》校刊主编的王华良先生?”
回复很快送到，明确答道：是!
五十四年后，我就这样偶然地与王华良先生重逢!
王华良这个名字曾与我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没有王华良先生，我的一生很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人生即偶然，是许多偶然因素造就了你，造就了我，造就了你我的命运!
印象中的王华良先生年轻而帅气，在我这个学生眼中，校刊主编须仰视才能看见。
我给王华良先生?去电子邮件表示问候，还寄了一册《一代歌王》给他做纪念。
不久，王华良先生?给我一张合影照片。照片中的他戴着太阳镜，白?飘飞，神情肃然。
这样，一个久远的故事就完满了。
[1]王华良，复旦大学新闻系1 9 56级学生，复旦大学教授，原《复旦》校刊主编、《复旦学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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