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生于美国，牛津大学硕士，曾任《纽约客》驻华记者。在中国，他叫何伟。 第一次来中国，他还只能算是一个旅游者，从俄罗斯偶然转至此间。 后来，他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来到江城涪陵，身份是教师。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翻译《寻路中国》及《江城》的大学教师李雪顺。
再后来，他考了中国驾照，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或是南下……
1996至2007年间，他的11年经历化作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2011年1月《寻路中国》引进大陆，2012年3月《江城》也即将面市。“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
何伟的太太也是记者、作家，他们全家目前已移居埃及。看看那里的此时此刻，何伟觉得中国模式尚未完成，自己所能写的那一部分中国故事也未完待续。
美国牌“何伟”
彼得?海斯勒1969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16岁起立志当一名作家。他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文学创作和英国文学。硕士毕业后，彼得?海斯勒开始周游世界――从英国飞到捷克，在捷克开始坐汽车、火车去了很多东欧国家，再乘火车穿过莫斯科，进入西伯利亚，最后落脚中国。这一程，彼得和他的同伴一共去了30多个国家。
1996年的中国在彼得印象中比较开放，“我的学生都是从农村来的，他们的家庭没有什么文化水平高的人，没有什么上大学的人，有好多学生的父母是文盲，所以他们是一个年代的比较有特色的人，他们也是特别勤快，学习特别努力，他们也很尊敬他们的老师，我觉得在那里当老师特别好。”在这里，彼得结识了涪陵师范学院的英文教师李雪顺。“那时候他27岁，他的英语说得特别好，他在四川读的书，认识的外国人特别少，跟外国人交流不多，但是他的英语水平特别特别流利，现在他翻译了我的书。”
李雪顺曾撰文介绍说，“何伟”这个中文名字是彼得在涪陵时取的。“来中国以后我不是彼得?海斯勒，我叫何伟。”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名字，何伟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有点笨，说话慢，说得不清楚，有‘洋鬼子’的口音。”在那里任教期间，何伟深入社会各阶层，广交朋友，对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长江沿线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作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1997年冬天，何伟的父亲从美国专程来涪陵看望他时，曾经非常自信地说，他的儿子――彼得早晚有一天会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作家。1998年，何伟回到美国父母家中“待业”，开始写作《江城》，记述在涪陵的见闻。
何伟说，在涪陵这座小城，当时总共只有两个“老外”，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几乎与世隔绝。他除了教书之外，平时就在街头游逛，和各种人混在一起。他学会了中国话，也了解了当地民情。
令人哑然的是，曾经6年的普林斯顿和牛津的名校经历，并没有刺激彼得在早期写作里出现太多熟悉的英国和美国的细节记忆。“也许那时我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技巧都还不成熟，中国经历给我塑造了一种观察和思考的方法。”
在普林斯顿，他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和创造写作，彼得庆幸自己碰上一位好老师，约翰?麦克菲。“认识他之前，我觉得我要写小说，但之后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写一些漂亮的、非虚构文学。”离开涪陵后，他开始写《江城》。4个月写完后，何伟看着自己的文字觉得很奇怪。“我的声音变了――和以前自己的文字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不认识自己了。这让我信心倍增。”
虽然当时《江城》并未能在第一时间出版，时隔两年（2001年），美国出版业巨头哈珀?柯林斯看中了此书，一经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被译成多国文字热销海外，被誉为“认识中国必读的一本书”。这本描写连很多中国人都会忽略的涪陵小城的书共计卖了15万册，还获得了“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美国图书出版协会曾毫不吝啬给它评价：诗般的语言和朴素的故事，让我们愿意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和灵魂。
何伟回忆，自己是在2000年以一篇记录广东小村吃鼠肉的长篇特稿《鼠汤》，而获邀成为《纽约客》首任驻华记者的。那时他已离开涪陵，写完《江城》等待出版，独自搬到北京的老胡同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为了那篇文章，他跑去广东罗岗和鼠肉饭馆的老板建立了“长期的深厚友谊”。《纽约客》给他的反馈是：故事有趣，视角独特。此后，他按照导师麦克菲的建议：你完全可以给《纽约客》撰稿，只要写你感兴趣的故事就可以。何伟就以这样的“宗旨”持续给《纽约客》供稿8年。
向普通人致敬
“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方法。对我而言，有特点的普通人更能刺激到我。名人就像北京、上海、纽约、曼哈顿这样的名城一样，因为太有名，已经有那么多人都去写了，我便不想再写。我喜欢挖掘些大家很少关注，却有价值可挖的人和事。这也不至于让美国人看了觉得，中国到处都是北京。”何伟在北京生活过8年，所写的有关北京的报道不过才3篇，有1篇还是定格在他所住的菊儿胡同。
大约在2000年时，何伟在北京市里一直住在“紫禁城北边约一英里的地方”，闹市区的一条小巷，名为菊儿胡同。何伟曾这样描述胡同附近那家麦当劳：“在我初来乍到的时候，麦当劳是我的眼中钉――一种潜在的威胁：它代表着让老北京消失殆尽的商业势力的扩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同生活让我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一就是，在麦当劳你不必吃这儿的快餐就能享受到店里的一切便利。在交道口的这家麦当劳餐厅，人们常常坐在桌前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不点餐。很多人在看书看报，下午放学的孩子在店里做作业，我还见过附近公司里的经理们安静地坐在这里盘点账目，而总有很多很多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人伏在桌上睡得正香。不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从不好的方面看来，麦当劳都与胡同生活截然相反：这里夏天凉爽，冬天温暖，带有独用卫生间。”
曾在偶然聊起租车时，何伟谈到十年前汽车租赁公司的偏执与“中国特色”――第一，规定不得驶离北京；第二，还车时，油箱剩油量必须与提车时一样，加满都不行。对于第一条，何伟认为在查看里程表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汽车是否曾驶去过内蒙古，并得出“在中国，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对于第二条，何伟认真地记录道：“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地震仪、弩、雨伞等；早在15世纪他们就航行至非洲；他们修建了长城；过去十年里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前所未见。他们还能做到还车时油箱不多不少刚好剩下1/8，而加满油显然不符合中国文化，不像是地道的中国式行事方法。”
有趣的是，何伟曾试过把车开到村镇上，看着满马路上晒的粮食，他踯躅不前。两边村民示意他：开过去！开过之后才明白，来往汽车的碾轧可以帮助粮食脱粒。“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一次性公然违反两种法律的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食品卫生法。”何伟在书中幽默地说。
2001年，何伟开着租来的车，拿着一本《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带着走到哪住到哪体验到哪的心态，相继“发现”了三岔村的魏子淇一家，丽水内衣扣厂的罗师傅、小龙――他最需要的普通人个体。他跟踪式地观察他们的生活、心态、人生的各种变化，逐渐完成自己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纪实写作。在结识魏子淇一家的同时，何伟发现这个寥落小村竟没有一辆私家车，“全村的收入来源就靠两样特产：核桃和榛子。”时隔一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出现第一个高峰，仅北京一地的居民就购买了25万辆汽车。高速路连接起了通往村口的新铺公路，周末开始有成群的北京人自驾游出现在三岔村。那年的电视新闻也开始报道“新工具催生农家乐雏形”。已和何伟几乎熟悉成亲密战友的魏子淇一家，开始心思活络、务实起来，酝酿起城郊度假村产业。短短几年间，魏子淇不仅搞活了自己的农家乐，拿到了驾照，还因为勤劳致富搞经营入了党，又因乡政荣誉给他带来了更多生意。何伟有时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亲历感受着这些年以魏家为代表的三岔村的变化，感慨公路和汽车业的发展给华北城乡经济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时他又本能地将自己还原成一个犀利的观察家。“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何伟在京郊三岔、浙江丽水深度体验之后，惊讶于当地经济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城市的发展变化之快，也表示出了理性的忧虑。“变迁阶段的中国打工者思想变化很大，这确实值得高兴也值得担忧。过几年，我还会回来写他们。”
待续的中国故事
2011年3月中旬，何伟在上海、北京演讲，推广他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寻路中国》，也是他“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所到之处，年轻的读者粉丝挤得水泄不通。这让何伟大为意外。在2007年离开中国之前，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外国记者。
当一个女孩站起来提问，说自己是四川人时，何伟突然用四川话问了一句“啥子地方？”听众哄堂大笑，“涪陵是我认识中国的基础。”
“这一次，我是坐火车去的。”在那座早已辨不出当初样子的江边小城，何伟忆起15年前第一次见到它的样子。那时，他还习惯叫彼得?海斯勒――这也是他那本书上所印的著者的名字。
2007年，何伟和妻子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我有点怕一个作家在一个地方太长，你的眼睛可能不新鲜了。如果去新的地方，可以学习新的东西，回来之后有新的工具和看法。”何伟的太太张彤禾（Leslie T .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