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忽然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与此同时，家里的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面对此情此景，她不禁想到：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生存下去？全球化时代真的已经悄悄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吗？于是萨拉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全书按实践顺序讲述了这场有趣却又充满挫折的真实历险，最终在2006年的元旦，萨拉全家很高兴地与“中国制造”重修旧好。
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真实历险
“你们有其他牌子的人道鼠夹吗？”我问他，拿起一个鼠夹给他看。
“你看，它这里标明是中国制造，但是我不买中国产品”。我解释说。
年轻人眯起他的黑眼睛，然后严肃地转过身，仔细地看我们面前的货架，他拿起一个维克多公司的传统的木板线捕鼠器，翻看着包装直到他看到生产标签。
“这个上面写着美国制造，不过可能只有塑料包装袋是美国的，而里面的鼠夹不是”，他认真地告诉我，“不过这也许是你最好的选择了”。
凯文要去法国的前几天，我意识到他在国外的时间可以对我们很有用。他可以买成堆的法国玩具和小装饰品，这有助于我们的圣诞假期。这有点鬼鬼祟祟，有点违背我们的抵制精神，可是我真的很担心圣诞节，准确来说，抵制规则中也没有不允许这样做。事实证明我鬼祟的主意很失败。凯文造访在巴黎的各个商店和市场，找法国制造却空手而归。
他到现在都还能细数那段经历。一天他在街道的市场上买了三个埃菲尔铁塔的钥匙挂件，要付钱时想起来问问它们是哪里制造的。
“炯果”，那男子回答。中国。
凯文老实地把挂件拿出来还给老板。
一趟手工艺品商店之行，让我对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译者注)有了两点认识：一是这一天从二月份就开始了，二是和圣诞节一样有中国气息。
一进店门，我就停下来呆呆地看着一排排红、白、蓝的商品，其摆设真是让人难以置信！7月4日主题的玩具娃娃、三色冰灯、咖啡杯、花盆、门环、花瓶、饼干桶、陶制动物、烛台、桌布，还有美国国旗危险地摇晃在我头顶十二尺高，快挨到天花板的货架上。
在这个特别的下午，便宜的价格使人产生爱国主义情怀：货架上视线内的标签上都标明商品打五折。我站在那里发呆。后来我找到了经理助理一问，她说，7月4日的商品在情人节之后就上架了。几周前我还来过这里，没有一点印象，真不知道我怎么就错过了呢？
“我们将7月4日的商品在复活节时就摆出来了”，助理经理解释说，“就是说复活节之后就是7月4日”。
“一直到什么时候？”我问。
“直到圣诞节来临”，她说。
“那圣诞节的物品什么时候上架？”
“7月”。
“人们真的会在二月为7月4日买东西，在7月就为圣诞节购物吗？他们真的会有这样的心绪吗？”
“哦，是的”，她微笑着说，“商品是流动的”。
我转回7月4日专区，仔细查看。我想会是中国商品大餐，在很大程度上我说对了，虽然有一些例外。如有菲律宾的纸巾盒，墨西哥的大号蝴蝶结和塑料荧光棒，台湾的图案模版――可以让你在凝固的杯形蛋糕上用水晶方糖写“美利坚合众国”。我找到了两件美国制造的物品：一套毛毡国旗和一个7月4日的迎宾地毯。不管怎样显然可以看出，从一开始负责这个国家国庆装饰的是中国。这就使我们的国庆颇具讽刺意味。一架木制中国风铃的召唤让我看到了手写体的“自由之钟常鸣”，同一个货架上，一个中国花瓶上有“团结就是力量”的字样，一排中国雕刻灯上刻着“上帝保佑美国”。有中国的汤姆叔叔桌布，中国的7月4日金属天使，毫无疑问一开始这些都是中国人过圣诞节的东西，那些千里之外的工厂为了处理货库角落里“卖不出去的发明”，才把它们匆匆忙忙地涂成了红、白、蓝色。
我发现人们买的条形保险杠磁铁贴片上印有：“支持我们的军队”和“永不忘记2001，9?11”，我们是从手工艺品商店买，而商店则是从中国进的货。
就像在沃尔玛看到陶制耶稣时一样，我在想有没有人劳驾为中国工人翻译一下磁铁上那些文字的含义，或者说明一下地球另一端的人们为什么愿意把它们买回去贴在自己车子的保险杠上。
在过道里晃悠时我突然想到，我认识的人中几乎没有谁会为7月4日装饰屋子，这是不是预示我遇人不淑？我都不记得最后一次凑热闹拿着彩带参加集会是什么时候了。可以肯定的说，我去的人家，没有哪一户把7月4日的金属天使摆在家里。我们自己对这个节日的态度很低调，虽然总是很吵闹。凯文喜欢7月4日这天放烟花，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我就灭了他的烟火，他对我用不够刺激的烟花棒代替挺不以为然。今年轮到我对这些东西摇头了，我敢打赌它们都是中国制造。其实，我担心凯文会因为这些烟花棒被限制而又突然对其感兴趣。
我的努力在于购物上。我给孩子们买了两包墨西哥的红蓝荧光棒就走到了炎热的户外。走向汽车的途中，我在脑海中提醒自己7月回来在这里查看圣诞节商品，同时我也因为忘了买工艺品很自责，这可是我来工艺品店的初衷。我还因为一些别的事情自责，如我忘了问那位经理助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圣诞节物品在7月4日之后就摆出来，那万圣节和感恩节的商品什么时候上架？
上班时，头儿指出如果我认为光靠商品标签告诉的信息就觉得自己是在避免中国物品的话，那就是在自欺欺人。
“中国配件无处不在”，他说，“不管你多努力，躲不过，就没法躲”。
自从我留下有中国配件的美国台灯以来，这几个月我一直在仔细考虑这一点。这周我在当地一家饰品店买耳坠的时候，又一次感到了避免中国制造是何等困难。我一直很开心，直到回家后发现免费的礼物盒是中国的。
头儿继续着他的批判。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只是在推迟对中国的依赖，而不是逃避”，他说，“你这也是在糊弄自己”。
这是我和善老板的话。而他的老板，一个碎碎念，在我试图打断他，告诉他我在为我效力的杂志写一系列有关抵制的文章时，依旧念叨着。
“除了你，没人对那些玩意儿有想法”，他从肩头甩过一句说，“听上去就像你抵制沃尔玛的一个翻版”。
我怀疑我和善的老板和碎碎念老板在一起呆得太久了，他们的话如出一辙。
“或许你可以坚持一年不用中国产品，但早晚你得依赖中国过活”，和善的老板说，“那就躲不过去”。
他转过身走的时候我对他冷笑了一下。
“谢谢您的支持”，我对着他的背影说。
当然，他说的对，所以他令人更不爽。没有中国货,我的生活不正常，为了应付我总是得凑合，直到找到其他的替代品，而替代品极有可能是中国的。比如说打印机的墨粉。墨粉用完后，我让凯文帮我用他办公室的打印机打印，而他的打印机很可能是中国的；我从来不敢叫他为我把打印机卸下来查看后面的标签。对于打印东西他已经够生气了，我可不敢得寸进尺。
后来凯文离开了镇子――为学校的一个夏季海外学习项目去了巴黎，――我的这个替代品就指望不上了。那之后，我把文件发到自己邮箱，上班时在公司打印出来。虽然只是几页纸和一点点墨粉，但是为了减轻上班时间干私事的罪恶感，我从家里带去美国复印纸。我一直提醒自己，要看看公司打印机后面的标签，还有它里面的墨粉，好知道它们是哪里制造以便做记录，但我害怕被同事看到并打破砂锅问到底。我有可能和盘托出, 他们就可能会告诉我那个乖戾的老板，老板可能因为我用公司的墨粉而炒我鱿鱼. 或者更糟――他会让我保住自己的工作，但再也不能在上班时间打印，那我可就真的遭殃了。我得开车去公共图书馆，那里每次可以免费打印二十页。为了以防万一,我前两天就查询过了。
没有墨粉的打印机只是我们家家用电器――中国主宰的领域――的系列问题之一。一天，躺在沙发上，我在脑海中一件件罗列。
1.我们小电视的屏幕开始几分钟一次黑屏，包括至少有两次我们正看到公共电台揭秘的紧要处，大家都紧张得快站起来了。
2.一次我没注意，苏菲不知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影碟机，那之后它就完全不运转了。我不知道她的武器是什么，但至少对影碟机来说是小又致命的，所以现在每次打开只能听到没完没了的咔哒声，就是没有音乐。每隔一两天，我就摁下开关，看看那个问题自己解决了没有，但是到现在还没好。我也不是唯一想念音乐的人。酷热的下午，外面太热都不敢出去的时候，我就让孩子们拿掉沙发垫，伴着童声版的《铃儿响丁当》在沙发上跳着玩。这几天他们静悄悄的跳起落下，没有音乐他们的弹跳显得毫无趣味，这让我想起我在附近基督教青年会水下有氧运动班见过的超重妇女们的机械运动，似乎没有一个人玩得高兴。
3.大人的乐趣最近也有了危险。前几天我们搅拌机上的叶片坏了，我打电话给制造商，结果被告知他们卖的替换叶片都是中国的。
“你是说我们这个夏天都不能做玛格丽特（鸡尾酒）了？”凯文从法国给家里打电话时问道。大家都觉得巴黎会让人浪漫，从他的声音里我能听出一些东西，但却不是爱。
4. 吸尘器不吸尘了，不管我多么卖力的清理它恐怖的内部器件。我怀疑不管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堵塞，一定和中国有关，很可能是吸进了一件旧玩具。简而言之，最近几天我环视屋子里的一系列问题，几乎只有中国可以解决。
我真的早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但潜在的不满意识在作怪，这是湿热的90年代的症状。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我考虑着最坏的情况。如果除了中国配件找不到别的，用被卡住的音响，不稳定的电视机，没有叶片的搅拌机，不吸尘的吸尘器，我还是可以过日子的。即便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也是能活下去的，至少现在可以，也许永远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这些东西倒是一种宽慰。一直以来，家里满满当当，要人打扫，要人收拾，要人修理。涉及物质的东西时，我暗自认为自己是个极简抽象派艺术家。这可是一个机会，看我是否果真如此。
无论怎样，即便是有抵制计划的种种限制，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我可以用读书代替腐化人思想的电视。如果我一定要孩子们丢下电视听我给他们读书的话，他们一定会变得智慧博学。音响的缺失基本上不成问题。我们在车里的时候可以听音乐；在家里，孩子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蹂躏”沙发弹簧取乐。相比较《铃儿响叮当》冲击着墙壁的时候，他们也许少了些乐趣，但从科学上说来也没有受到伤害。我最不担心的是坏了的吸尘器，我可以扫地板――还能节省时间，真的，打扫房间还能得到锻炼。我们可以给玛格丽特鸡尾酒加冰块。
今年差不多过了一半了。没有这些东西我一样可以生活，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每天不用这些照样活着，只是被宠溺坏了的美国生活让我们觉得没有这些就困难重重。老实说，没有电视、音响、吸尘器、搅拌机的生活到底有多困难？不会太难，我觉得。接着，我想或许这个问题不合适，更好的问题应该是：和凯文一起生活，没有这些东西会有多难？
跟他爸爸一样，维斯觉得抵制中国制造毫无益处。“我们不喜欢中国吗？”一天他问我。
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警觉。
“不，我们喜欢中国”，我告诉他。
他接着问道。
“他们人不好吗？”
“中国人绝对是好人”，我向他保证，“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
“那我们为什么不买中国的东西？”他问。
我们以前也谈到过这样的话题，每次我都是结巴着敷衍。很多时候，我总是想不起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要让一个四岁的小孩理解我的解释更加困难 。但我觉得我有责任一试。
“我们喜欢中国，但那是个很大的地方，有很多工厂，我们想要给其他国家卖东西的机会”。我说。
他看着我不做声，皱着鼻子，眼睛斜视，拿着花生酱三明治的双手使劲绞在一起。有那么一刻，我幻想自己已经把他对世界脆弱认知的迷雾拨开了，想象着他的小脑袋有点开窍了。 “哦，明白了”。他的小脑袋里会想，“世界要公平，每个人都有生意，像美国和中国那样的超大压路机，就不会压别人了”。
维斯把我带回到现实。
“光之剑是中国的吗？”他问道，“泰勒有一把光之剑，圣诞节时我想要一把。我知道圣诞老人会送给我一把的”。
我默默看着他。我没心思告诉他光之剑来自中国，我还没有查清，但到这份上也没必要查。谁知道呢？离圣诞购物还有好几个月呢，或许到那时候越南或柬埔寨的哪家工厂会开始生产光之剑，从海上运给诸如得克萨斯州或加利福尼亚州的批发商，它们最终会出现在我们附近的货架上。我意识到这可能性不大，但终归是有机会。天下奇事多啊。
“把它写到你给圣诞老人的清单吧”，我对维斯说，“我们看看他怎么想。但记住，给圣诞老人的单子只是个建议，圣诞节时可不是想什么有什么”。
维斯不再揉捏三明治，但他的眼神因为我对圣诞魔法信心不足在责怪我。
“但是妈妈”，他说，“我知道圣诞老人会给我的”。
一只老鼠从厨房的水池下爬进来了，这一新发展起初似乎和抵制中国制造没有关系。第一个发现老鼠的是从加利福尼亚过来看我们的妈妈。她打开柜橱想扔东西时，一只老鼠从垃圾桶里跳出来，窜进了黑暗里。她砰地关上门，整个下午紧张地盯着那个方向。
“我看得很清楚”，她跟我说，“就是老鼠，不会错的”。
有可能更糟――可能是一只大老鼠――但这可不是好消息。凯文两周后才能从法国回来，我必须自己面对老鼠。一想到将会发生的事我就头皮发麻，甚至还有点被出卖的感觉。我们是个很传统的家庭，我负责发送圣诞贺卡，记得大家生日，选择油漆颜色。凯文主管野餐烤肉，为疏通水管汗流浃背，处理害虫还有房间里失去生命的东西。这种婚姻职责的分工是与生俱来不言而喻的。处理令人讨厌的害虫自然是在凯文的职责范围内，可是他现在身处离我们的厨房橱柜和老鼠的千里之外，还得等两周。我别无选择，只能是干凯文的活，对付这个擅自闯进来的家伙。
我行吗？妈妈刚告诉我时我被一种紧迫感攫住了，不过接着我又想，或许就这一次，老鼠再也不会出现了。或许妈妈使劲关门时老鼠被吓跑了，去寻找一个更安全的领地。或许我可以保持房间整洁，让老鼠找不到安身之处。如果我把各种食物都放进冰箱，用扫把和拖布拼命地擦洗地板，也许我不留饭渣老鼠就没有生存空间。我没听说过这些方法有效，不过也难说。或许情况根本没有看上去那样紧迫。要是我铁了心，这只老鼠明事理不碍我事，也许我可以和老鼠一起生活两个礼拜。人和鼠都装作不知对方的存在，和平共处直到凯文回来处理。
问题是，老鼠不安分守己。不管怎样，它不够识相。妈妈看到它的第二天，就在洗衣房洗干净的衣服旁和厨房台子上我的支票簿旁边留下了它令人不快的造访证据。那天之后我发现它去过楼下的婴儿床，让我不寒而栗，并且产生了会感染汉坦病毒的恐惧。接着，它吃光了我妈妈包里一包水果味口香糖，还把妈妈的手提包当成了厕所。妈妈本来要几天后才走的，我发现这次她着急想走。
我开始觉得无视老鼠的存在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别杀它”，凯文通过电话命令我。
那是巴黎的深夜了，凯文在干净没有老鼠的宾馆里，透过房间窗户享受着夏日微风。我们在商量消灭老鼠的办法。我们排除了老鼠药――家里有孩子，还有狗，这就太危险了，再说让老鼠死在家里总让人觉得不快。我承认一想到古老的木板老鼠夹我就胆怯。我担心我的手指，当然，还有那之后处理死老鼠。我对于乱窜的活物感到恶心，但死掉的更让人恶心。凯文提出一个矫情的办法。他建议我买一个我们在老房子用过的人道鼠夹，如果老鼠胆敢跑进去，小小的塑料盒子就会合上。
“如果你抓住它，并且放它去别的地方的话，孩子们会很高兴的”，他说，“你可以让它去小湖附近的富人房子。这将是一个伟大的家庭活动，这才是你应该做的”。
不，这才是你应该做的，我想着，但没说出来。
接下来一两天我没管这些，直到我们邻居指出我没有意识到的事。
“或许那老鼠怀孕了，快要生小老鼠了”，她说，“那之后你就再也除不掉了”。
那天下午我去了五金店，由于要灭鼠我的抵制计划稍微宽松了些。当我问是不是卖人道鼠夹时，一个素净的年轻人带我去了害虫防治专区，一读到鼠夹上面的标签，我就感到了麻烦。上面写着：中国制造。
我转向那个年轻人，他的黑眼睛闪烁着决断的神情，但我打算让他也体验一下我的困境。我发现坦然承认自己的抵制计划不灵时，我的尴尬颠倒成了铤而走险。
“你们有其他牌子的人道鼠夹吗？”我问他，拿起一个鼠夹给他看。
“你看，它这里标明是中国制造，但是我不买中国产品”。我解释说。
年轻人眯起他的黑眼睛，然后严肃地转过身，仔细地看我们面前的货架，他拿起一个维克多公司的传统的木板线捕鼠器，翻看着包装直到他看到生产标签。
“这个上面写着美国制造，不过可能只有塑料包装袋是美国的，而里面的鼠夹不是”，他认真地告诉我，“不过这也许是你最好的选择了”。
这孩子对于抵制中国制造都有诀窍了。我敢说没有什么逃得过他的眼睛。我耸耸肩伸出手。
“我要两个”，我说。
我没有安装美国鼠夹。说实话，买它们时我都不确定我真的愿意这样做，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手指头。我没有安装，是因为我还是希望老鼠会自己消失，我就不用管了，我简单而不合理的理由就是我不想管它。然后我想我走运了。一天早晨，我闻到洗衣房里一股死东西的味道。正常情况下，一想到有什么东西死在我们房间我就会很恐惧，但如果不借助我的手老鼠就可以离开，我再期待不过了。我可以几天不用洗衣房。那天早晨，我离家去上班时心情很好，想着我又逃过一劫；但是下午回来后我希望落空了。气味没了，原来那不是死老鼠，只是烘干机上的一条湿毛巾。
我看了下厨房的日历。离凯文回来还有一周多，从五金店买回来的鼠夹我连包装都没有拆，心怀最好的希望――但对老鼠来说，是最坏的。
我把老鼠的事放到一边，开始处理家庭设备。我把吸尘器拿到郊区去修理，那里店主对全世界种类繁多并且日益增长的吸尘器很有一套研究。渐渐的，在吸尘器上你有两个选择，他告诉我。便宜的中国产品，用一两年就散架，或灵巧的德国产品，从四百美元起到一千美元，或者更贵。
“两者之外，无它选择”，他说。
他免费清理了机器的橡皮管，十分钟后送我离开。
“一两年后这个坏了再来哦”，我走出门时他喊道。
我选了广告册子上的德国吸尘器。
电视机显然是不修自好了。有几个礼拜了，都没有黑屏。我想这件事就算解决了。电话里，凯文告诉我他从法国回来后会带影碟机去我们附近的维修店。
“关于修东西，那伙计还挺有天分的”，他说，“他会修好的，没问题”。
现在唯一要解决的是搅拌器。我暂且把它放到了洗衣房的架子上――确定没什么危险――打开橱柜时被老鼠发现的危险――希望凯文不会一回来就问起。
刚解决好我的家用电器问题，就又有了太阳镜的麻烦。我原来的意大利太阳镜上的精致银丝裂开了，一个镜片从细细的塑料镜框里突出来了。我又找到凯文的部门主任送的劣质的中国眼镜戴上，但是一两天后，我陪维斯和他的学前班同学去动物园实地考察，把它掉在洗手间的混凝土地板上，眼镜齐齐的摔成了两半。我捡起碎片，扔进了已经满得不行的垃圾桶，这是它在我们生活中令人不满的短暂寿命的合理归宿。
没有太阳镜，我便想了个没有技术含量的解决之道：眯着眼睛。
为了一个好心情，我努力不去想三件事情：用不成的打印机，厨房里的坏抽屉，还有我们用完了中国订书针。
“这是个粗鲁的问题”，电话里凯文告诉我。
“那欧洲人怎么知道他们买的东西是哪里的？”我问他。
“非常明显，大部分人不知道”，他说，“除非他们问起，就像我说的，这被认为很不礼貌。一问这，别人看我的眼神就怪怪的”。
凯文要去法国的前几天，我意识到他在国外的时间可以对我们很有用。他可以买成堆的法国玩具和小装饰品，这有助于我们的圣诞假期。这有点鬼鬼祟祟，有点违背我们的抵制精神，可是我真的很担心圣诞节，准确来说，抵制规则中也没有不允许这样做。事实证明我鬼祟的主意很失败。凯文造访在巴黎的各个商店和市场，找法国制造却空手而归。
他到现在都还能细数那段经历。一天他在街道的市场上买了三个埃菲尔铁塔的钥匙挂件，要付钱时想起来问问它们是哪里制造的。
“炯果”，那男子回答。中国。
凯文老实地把挂件拿出来还给老板。
“我向人家解释为什么我不能买时，他真的非常理解”，他说，“他问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告诉我因为中国的进口产品和法国三十年的差劲政府，他谋生的唯一办法就是在黑市上卖东西”。
凯文在法国人中还遇到了同志。他去了一家男子服装店看中了一套衣服，问这是哪里制造的，那女孩告诉他越来越多的人问这样的问题，还说有一个顾客都试了一条裤子了，却因为那是中国制造的就没有买。
大多数情况下，他得到的是不解甚至敌意的表情。
“在一家杂货店，我问一件T恤衫是哪里制造的，店员什么都没说就走开了”，他说，“我想他觉得这就是骚扰”。
尽管有充满敌意的店员，凯文还是保证他会继续寻找法国礼物。
“我会非常忠诚的”，他细心地说，“法国也处处是中国制造”。
同时，老鼠一直很低调，直到再次出现，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明目张胆。
我坐在餐桌前浏览邮件时，听到水池下面的塑料袋有????的声音，那正是妈妈第一次看见老鼠的地方。我已经把垃圾袋移到壁橱外面，挂在抽屉的把手上了，这样老鼠就够不到，而且我也不用担心打开壁橱的时候会看到的东西。垃圾桶里还有个塑料袋，不过老鼠很快就会发现，那是空的。
我站起来踮着脚向壁橱走去，途中我顺手抓了条搭在椅背上的抹布，突然想起这是个不错的武器，并且打手势示意让我家的狗里克紧跟在我后面。里克厌烦地看了我一眼，呼了口气，又把脑袋搁在地板上。
我一向不怎么机敏，但这次几秒钟内我就想到一个对付老鼠的方法，就在我从椅子到壁橱的八九尺距离所用的几秒钟里。我是这样想的：我打开门，慢慢将垃圾桶移到我这边，然后把抹布向老鼠扔过去，把它一下子搞懵，接着我端起垃圾桶跑到后门，再把它打开，把所有的东西倒在后院里，这痛楚的经历会使老鼠逃之夭夭，再也不回来。
第一步按计划实行了，我轻轻打开了门，然后轻轻把垃圾桶挪过来，空着的手紧攥着抹布，我瞄着白塑料袋里面，身上的每根汗毛都准备好了要战斗。
这是个错误的讯号。我看垃圾桶里面的时候，除了空塑料袋什么也没有。老鼠就这样毫无痕迹地溜走了。我叹了口气，站直了身体，又回坐到刚才我坐着的餐桌旁，想想我的做法是既可憎又荒唐。我转过身看墙上的日历，离凯文回来还有五天。
然后我意味深长地看着仍然在地板上躺着的狗狗，很遗憾在消灭老鼠的战争中，做为武器里克和抹布一样没用，因为妈妈离开小镇后，在抵制计划和其他的家务困难中，狗狗是我最亲密的成年伴侣。
在有难的时候，我却要向一只体型很大、却毫无生气的狗狗寻求安慰，我尽力压制着对凯文的怨气。
“还有五天哩”，在里克简短的睁开一只眼睛时，我告诉它。
我们永远也成不了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