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民权，促民生，治腐败，所有这些工作的推进，最终都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公共话题――“民主”。从网络言论看，民主的诉求似乎益愈高涨。但仔细分析，如果把民主主要理解为普选，即每隔几年投票选举当政者的话，那么对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而言，也许那还算不上是真正想要的东西。目前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其实并非“你的当政必须由我投票选举”，也未必是“你当政之后一定要为我办好事”，甚至也不是“你当政是不是一定要廉洁奉公”，而是“你既然当政了，就不要随便侵害我的利益”。比如，不要随便拆我的房子（强拆），征我的地（强征），毁我的林（不守Ь议），阻我的财路（吃拿卡要），断我的生机（清剿罚没）。如果非要那样，也要讲个道理，做出让我能够接受的补偿，或者给我一个真正有效的承诺，而不是要么对我的要求不理不睬，要么动不动就大打出手，抓我坐牢。
社会生活中难免有矛盾和冲突，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有了矛盾和冲突不要动辄大动干戈，武力解决，而是找一个地方说事评理。司法机关作为主持正义的机构，本被赋予这个角色和功能。但现实给人的印象，是某种程度上的司法不昌、司法不力、司法不公。主要Ô¬因和表现可归结为：（1）法院角色不清晰，¾¬常配合政治和行政机关，履行诸如“综合治理”、“社会管理”、“维稳”之类的政治与行政职能，成为社会管理的机器；（2）法院行为不完全独立，因在人权、财权、事权方面受到权力机关的控制，部分法院“依政司法”而不是“依法司法”，结果造成有法不依或有法难依的难题；（3）某些法官欠专业，对于法律精神的理解和解释具有随意性，判案尺度有时出入太大；（4）法官办案不清明，某些法官有收受贿赂，某些法院有接受“捐赠”的情况，有选择地凭关系办“人情案”。这些问题有的具有普遍性，有的属于个别现象，但都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使人们不再把法院当作说事评理的地方。法治发展的历史表明，公正独立的司法越是脆弱，社会的暴力抗争就越强。今天，愈发频繁的“上访”和群体事件该让我们警醒了。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人们之所以要求民主，主要是为了防止绝对权力。因为绝对权力意味着“无限权威”，而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之所以说它“坏而危险”，是因为它可能侵害公民个人权利，导致社会不公。事实上，任何权力，不管是政治权力还是¾¬济权力，抑或文化权力乃至舆论权力，只要被集中专有，就难免形成绝对权力的风险。正是为了化解这种风险，通过分权来控权才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从各国实践看，分权的途径多种多样，其中，民主主要贯彻了主权与治权分开的Ô¬则，而审判独立不过是另一种分权形式，它通过治理权与审判权的分离，在官与民以及民与民之间树立一种“第三方”的权威，以保证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不被任何霸权（不管是权霸还是资霸，不管是学霸还是舆霸）所主导。
“依法治国”和“民主政治”是执政党倡导的治国理念。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法治优先于民主”。这种观点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被公众认可和接受：即这里的“法治”包括官员依法施政，民众依法维权，法院审判独立。如果强权力量（不管是权力部门，还是资本集团）有法不依，任意进犯公民权利领地，那又怎能让民众依法有序参与呢？如果“法治”仅仅被理解为法院作为权力附属机构配合当局“整治”不听话的“刁民”，那又怎么能不激发大众“民主优先”的强烈愿望呢？法治不昌，民主高涨。建立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公正司法的形象，使全社会养成凭借法律机制来解决问题的习惯，可以将大众追求民主诉求的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保证民主的有序推进。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