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车”诗库，作为诗刊社重点推出的创作品牌，是专家们为了振发、催动中国新诗，在杂志版面之外，以个人专集的方式所作的另一次贡献。如果说杂志版面是阳光下的花圃，让许多作者的个别诗篇组成了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巨细分明的图案，专集方式则像竞技场水银灯下的中心地带，可以展示一位诗人举手投足的全身风采，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新诗的成就评估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出席这套诗库的十位作者，有的大家熟识，更多还是初交；有的是专业诗人，更多则是业余写作者。他们或是教师、经理，或是法官、检察官，或是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位是有缘在著名寒山寺与唐代诗僧寒山子同参的慧伯法师。不过，诗在任何时空条件下，其质量历来取决于文本本身，与作者的知名度或职位并不相涉。这十本诗集之所以构成童话世界里的“金马车”，在中国新诗所梦想的天鹅绒般平滑的旷野上奔驰，只是由于它们本身的审美能量和审美价值。那么，让我们单从这些诗集所涵蓄的诗意着眼，怀着与之相对称的谢意来阅读它们，结识它们的作者吧。
这套诗库所收大都是所谓“自由诗”，这是目前中国新诗的主流形式。在一般的概念里，自由诗似乎是作者随心所欲的产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多长就写多长。这几位作者的经验证明，恰巧相反，自由诗是并不自由的。它虽不需要也不接受任何固定的格律模式，却必须符合一首诗作为活体的“生理需要”，也就是这首诗的成长过程不可违抗的创作规律。先且看看一首自由诗的分行，那是它的外表和骨架，音节和韵律的载体，不但在形式上不能随心所欲，更与内容有着不可分离或错乱的有机联系；再看嵌入一行或者跨行的独立诗句，那是有思想感情如血液循环于其中的“肌肉”，以象喻为纤维，以意境为组织，形成一首诗的感染机能的中介；再看由各个诗句构成的一个有声有色的统一体，那是寄托作者的艺术生命而与社会独自建立审美关系的一个系统集成。这一切岂是轻轻松松、自然而然产生的呢?须知每一首诗都经历了一段难以为外人道的甘苦交替的创作过程。
如果有机会，不妨听听作者们的耳语：他们是如何经过反复推敲，才写出一个诗节；如何像钟表工人似的，把每一字、每一行、每一节当作零部件，安放在对它最适当的地方；如何把一个词儿安到这一行，接着又从这一行移到下一行；如何移来移去，最后回到原来选择的格式上；如何打乱结构，甚至删掉全部初稿，另起炉灶；如何像雕刻家需要“消极空间”一样，让沉默在作品中成为话语的一部分，供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如何始终不满意，只好在似乎过得去的情况下就此定稿，虽然继续忐忑不安，直到作品送到读者手中无法返回为止……。“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是古诗人的风度；现代诗人却愿意公开他们的“金针”。从以上耳语可知：出口成章，落笔不改，是未可推广的局部经验；而在敏锐的感受力的主导下，任何一首诗都需要一再修改。为了一首诗的整体需要，勇敢的作者宁愿接受近乎截肢的外科手术，断然牺牲一些原始的灵感，心爱的造句，以至相当完整的段落。至于一些多余的形容词，用乏了的成语，以及放错地方而造成混乱的文句，就更会当机立断，一笔勾销，决不拖泥带水了。总之，每当一首诗“完工”之后，如能像这样打扫一番“现场”，它的文本必会出现被感觉得到的精练，而精练据说在诗学中，比富丽堂皇具备更高一级的修辞品位。当然，如果越过恰到好处的界限，造成枯窘、滞涩、窒碍，那种过犹不及的修改，也是不足为训的。――这番老生常谈，作为一点心得，不敢掠美，正是从“金马车”上几位作者、特别是张德明、慧伯二位笔下悟出来的。
最后，忍不住想说：在经济头脑发达的今天，中国新诗虽说在“金马车”的辚辚声中可能引人注目，就其生态环境而论，却实在困顿得够可以。好心的人们称之为“低潮”、“低谷”；有人则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诗人们自己；更有人从根本上否定新诗，甚至宣布了新诗的“末日”。笔者也不认为新诗处于“高潮”、“高峰”，更不会为诗人们推卸责任。但是，对于中国新诗的前途，无论如何是应该乐观的，有信心的。中国诗人们对新诗的忠实与虔诚，他们从爱出发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潜力，他们作为民族良心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尽管为新诗反对者们视而不见，见而不解，应该是新诗能够走出“低谷”的基本保证。特别是从“金马车”的远征之旅发现，新诗业余作者竟如风媒花散布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诗人对诗钟情到宁愿自费出书，实在令人感奋不已。北京人爱用“车走头辆”这句俗话，来鼓舞迎着困难、率先冲锋的勇士。趁这批“头辆车”启程之便，我衷心祝愿中国诗人更加成熟，更加壮实，更加认真炼字煅句，如琢如磨，写出更多幸福的诗篇，除了满足眼界日见高远的读者的期望，还能如我们的诗人所说，去――“惊醒那些因富足而麻木、因麻木而富足的灵魂”。那么，一路顺风，亲爱的诗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