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写的第一首诗是《爱是一棵月亮树》，同许多人一样，写诗，是在读了很多诗之后，总觉得心里有话，想说出来。此后，散文诗就成为我近乎唯一的说话方式。
那时候及之前，理想一词像我们今天讲的家常话，有一种冲动，有一种追求，当然还有一种等待，所有这些都变成当时如饥似渴的阅读，大学时学的是英美语言文学，而我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与哲学。阅读的刻苦并非说明我天生就具有求知若渴的品质，今天回想起来，其实。是在等待一种实现，是理想的牵引，是像许多人一样，对自己未来的期待。
在托名“格丽娜”写作期间，我先后南“情爱”写到“母爱”，再到“自爱”，在模拟异域文化场景的创作中，试图实现性别颠覆后的两性间的融合。直到1993年，我重新成为北大的一名普通学生。最后写的一部散文诗组章是《我们》。之后，至2001年，整整八年的时间，诗歌仿佛离我远去，但诗歌的心情与我的日常生活已深深地胶合在一起。应该说，诗歌的价值是帮助我在平凡的日子里不断地进行诗意的行走，她让我学会把快乐具体化、形象化，把痛苦或网难抽象化。2002年，当我重归诗歌，我写的依旧是散文诗，并不觉得这一文体一直遭遇着清冷，我坚持认为散文诗应该走出自我，借鉴新诗的元素，在交流和学习中，实现包容，达到“大诗歌”的高度。而写作自身也应走出空幻的灵动与纯粹小情小我的咏叹，应主动地关注当下的生命体验。应在寻常的事物和生活场景中发现意义，连接历史与哲学上的厚重及高度。以这一文体在场景叙述上的优势，选择朴素的语言，优先打破诗歌阅读时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诗歌力量的抵达。
我们的世界看上去越来越物质，但再物质的状态最后仍离不开精神，对我而言，散文诗就像一块带皮的和田白玉，在漫长岁月中平静地述说纯粹而圆润背后的坚韧。
我再一次想到理想，决非为了回忆过去，而是想在散文诗写作上能更多地关乎我们的未来，关乎未来我们更为需要的精神。年初，与数位诗界同仁倡导散文诗的意义化写作能更多地关乎我们当下生活，从而凸显我们自身的态度，也是想将理想的精神赋予清晰的现实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