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戴巧明，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历史学基地班。 摘 要：我国传统史学发展过程中，私家修史与官家修史一直是传统史学发展的两种主要形式，而值得注意的是，自唐初史馆编修史书的制度形成以来，官家修史由原本的成果相当稀少逐步转变为成果颇丰，史馆修史成为官家修史的主要组织创作形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也开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官修史书的发展与史馆修史制度的形成发展完善是不能分割的，因此，探讨史馆修史制度的形成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唐代开始形成并延至后代的史馆制度，其产生受其前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很大的影响，因此本文从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职官制度以及史馆机构形成三个方面，探讨了一下导致唐初史馆形成的主要条件，由此，或许可以窥见史馆这一官修史书机构对后世的重要影响。本文在借鉴前人的同时，形成了自己尚不完善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史馆；史学发展；史官制度；官修史学
传统史学的编纂，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私人编纂，二为官方修订。官修史书的成果在一段时间以来，相较于私修一直是处于下风，然而，伴随着史官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史馆的形成与完善，官修史书逐渐开始与私修相抗1，成为传统史学编纂的主要形式，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论传统史学之发展，不可不对史馆编修这一史学编纂形式的形成予以关注。学界对于史馆的问题的研究与关注可以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至史馆初兴的唐初，至史馆大盛的清初，关于史馆编修的优劣问题一直没有停止过讨论，然而到了近现代，这种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史馆之产生成就以及影响等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严密的考证与深刻的探讨。关于史馆问题上的研究，前有金毓黻、傅振伦、赵冈、朱希祖、柳诒徵等大师对史馆编修问题开辟道路，后有牛润珍、商慧明、陈其泰等学者对史馆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主要以刘知几《史通》、《隋书?经籍志》、《通典?职官志》为依据，并受到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以及牛润珍先生《汉至唐初史官制度演变》很大影响，借鉴各位前辈名家的研究成果，针对唐初史馆出现并发展的条件进行浅显的探讨，或可从其中窥见史馆这一官方修史机构自唐以来一直延续至清的原因，以及其存在对官方修史带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当然，唐初史馆的形成有其主观客观各种条件，笔者因能力的原因，仅就其形成的部分客观原因进行探讨，并把时间限定于对隋唐时期产生很大影响的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
简介隋唐史馆形成之情况
史馆或者说类似于史馆的机构并非是在唐初突然出现，事实上，在隋唐以前，已经有类似于史馆的机构出现。早至东汉时期，便有“兰台”“东观”这类皇家藏书阁的出现，北魏时期设著作局2，北齐时期即发展成为史馆，隋初置著作曹，并诏禁私家修史，唐承隋制，在官方修史机构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
唐史馆之形成大概可以确定于贞观三年，根据牛润珍先生的研究，其形成比较复杂，贞观三年以前，唐因隋旧制，设著作局，掌管史事，贞观初，“乃别置史馆，通籍禁中”3，隶于秘书省，由宰相主持编修4，组织史馆内部史官5及“兼修国史”的他官进行国史编修，并设“直馆”，主要负责史料的搜集整理保管以及史馆日常杂务。以上为唐初史馆的基本情况。
隋唐史馆修史形成之基础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之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传统史学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一时期史学发展呈现出的特点根据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中的论述大致可以归纳为有如下几个：
1、 史学独立于经学出现：一方面是史籍分离成为独立的部分，另一方面史学进行单独的传授。
2、 改革职官传统，史官与历官分离，独立成为单独的官职
3、 史部的种类与数目：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多样，门类异彩纷呈，《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种史学著作类型存在。
4、 编年体与纪传体并行。
5、 谱牒之学的的产生与发展。6
值得注意到的是这一时期私家修史大盛，私史繁多，成就也多集中于私家修史，如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次之司马彪《续汉志》、华峤《汉后书》、臧荣绪《晋书》等，均为私修之经典，而且即便是所谓的敕修，如沈约《宋书》，也是出自一人之手，“亦非私史之比也”7，即便是同出于班固之手为官修之发轫的《东观汉纪》，恐怕也不能与之《汉书》同日而语，关于《东观汉纪》的问题下文将会详述。
本期官方修订的史书则可以说处在一种佳作甚微的状态，在私人编纂的史书则成果颇丰的情况下，双方无论从作品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来考量，都很难相较。正史之中，关于的官修史书的记载极其稀少，有史可查的官修史书恐怕唯推《东观汉纪》，根据《隋书?经籍志》之记载如下：
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记》。8
然而《东观汉纪》作为第一部有史可查的官修史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段时间中曾经取得过较高的地位，魏晋南北朝士人所谓“六经三史”中“三史”即为《史记》、《汉书》及《东观汉纪》，然范晔私修之《后汉书》一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东观汉纪》的地位。
在《隋书?经籍志》史部中记载的十三类史书中，除有明确记载的如东汉之《东观汉纪》，王沈之《魏书》，韦昭之《吴书》，其余史书大部分均为私修，可以说这一时期，官修史学仅停留在小规模短时间编修，更进一步的编修历史工作开展情况并不能够让人满意。一方面史学之发展大盛，另一方面官修史学形势微弱，史学发展作为官修史学发展的原动力，它需要一种更好的机制来支持它将这种动力转化为官修史学发展的真正能量。
史馆修史形成之先决条件――专职修史
史馆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史官制度的更新与完善。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制度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与发展。根据《通典》卷二十二《职官》的记载，自后汉起，官方就已经设立了专门的藏书机构“兰台”“东观”，开始吸纳有史才之人进入这些机构进行史书编修，然而依然不成系统，至曹魏起由秘书监掌管史书编修与藏书整理等，而由起居掌管记录，而据《通典》卷二十六中记述，至隋唐时期，已形成了秘书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秘书校书郎、秘书正字、秘书著作郎、秘书著作佐郎、校书正字附、太史局令、丞一整套史官机构，各部分官员分工明确，分管史书编写校对考证管理等职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虽然修史之官已然与掌管记录天文星历的太史分离，独立成为一个单独的职官系统9，然而也必须看到，这一时期专职担任史学编修的官员却还在少数，大多都是“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10，而真正担任这一职能之人的情况，又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11，可以说，虽然这一时期的史官制度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完善，可是这种成体系的史官制度却并没有的到很好的利用，形成了本不应该出现的浪费，史官事无专职，除了起居外，其余的史官经常处于闲置的状态。当然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应当归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迭起，王朝更替迅速，关于修史之事，很多时候也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更多的时候，可能有些政权连史官都舍弃不用，或者仅存史官一虚职，因此不能全盘指责。不过，有了这种相对完备成体系的职官制度作为依托，要修著官修史书并不是什么难题。
史馆修史形成之机构模型――北齐史馆之产生
很长时间以来，虽然形成了相对完备的职官体系，然而本期的专职修史人员经常处于一种有专职而无专司的状态之中，虽然由上文可以看出，本期以前，曾出现过诸如“兰台”“东观”之类的机构召集编修官史的人员进入进行编修活动，后来这种情况虽然时断时续然而也得到一定的传承，而且本期修史之官通常属于秘书省管辖，从官制上已经相对独立，然而，本期史官经常处于没有工作地点不固定，工作人员不固定的状态。而这一时期北齐史馆出现的，就无异于是史馆形成的雏形，隋唐承北朝传统更多，因此，北齐史馆为真正意义上的完备的史馆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机构准备。
根据牛润珍博士的考证，“北齐史馆产生于北齐天保二年或三年，齐文宣帝高洋诏令编修魏史，以高隆之监国史使魏收专史任，于南城省禁中修筑史阁，收藏典籍编修史书”12。在这样的机构支撑下，已然形成与发展的著作史官制度的得以很好的运作，在修史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即《魏史》的出现，虽然《魏史》本身广受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机构为后世官方修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提供了很好的模板。
结论
综上所述，史馆修史制度的形成，史学发展本身是原动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家学说兴盛，学者对乙部之学的热情高涨，对推动史学从题材到思想的完善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可以使这种动力更好运作的操作方式是一种史官职官制度的完善，没有双方的配合，史馆修史制度的实现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史官制度的不断完善，不断更新，同时，统治者对国史编修的重视也日益提升，运用敕令刑罚等手段打压私修，这也为官修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然，没有一个固定的部门和机构对史官制度进行落实，所谓的史馆修史，也不过是一纸空谈，自北魏著作局以来，到北齐史馆形成，这都为隋唐时期史馆的正式设立提供了可以依据的模板。因此，笔者浅见，史馆修史制度的产生没有以上三个条件相互配合互相影响，可能会有相对比较大的阻碍，也就会对后来的官修史学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当然，笔者的观点支撑尚不够完备，很多方面尚有待商榷与考证，这也是笔者努力地方向，希望得到更多的指正与批评。(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
注解
① 根据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中的观点，魏晋以来至隋唐以前，有如下几个原因造成私撰史书之兴盛：
一、 经学之衰，士人移情乙部之学。二、世事动乱，史官更失常守。三、史官世家之延续。
而至隋唐以后时期官修盛于私修，则由如下几点原因：
一、典籍掌故，聚于秘府，私家无由而窥。二、史实繁多，毕生莫殚，私家无力整比。此为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则远为崔浩以修史获罪，近为隋文帝诏禁私家修史。
② 又称著作省，设著作郎，自中书、秘书二省选拔史官入局编修史书，为史馆之雏形。
③ 程千帆：《史通笺记》外篇卷十一《史馆建置第一》［M］中华书局，1980
④ “其制度始于北魏，成于北齐，唐承北齐制，遂成定制。唐代宰相监修国史制度与史馆几乎同时产生。”引自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演变》第五章隋至唐初史官制度演变。
⑤ 主要成员有秘书监、丞、秘书郎、校书郎、正字、著作郎、佐郎、校书正字附、太史局令、丞，隶于中书省
⑥ ［5］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特点，67页［A］《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⑦ ［6］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04页［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⑧ ［1］（唐）魏?：《隋书?经籍志》，816页［M］中华书局，1973
⑨ 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中所述，自司马迁以来，太史一职便分为掌天时星历与以别职知史务，至隋唐及其以后，太史渐渐不再领史官之职，单独作为掌管天时星历的天官存在。
⑩ 程千帆：《史通笺记》外篇卷十一《史馆建置第一》［M］中华书局，1980
程千帆：《史通笺记》外篇卷十一《史馆建置第一》［M］中华书局，1980
［6］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演变》，第四卷，117页［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 （唐）魏?：《隋书?经籍志》［M］中华书局，1973
［2］ （唐）杜佑《通典?职官志》［M］中华书局，1982
［3］ 程千帆：《史通笺记》外篇卷十一《史馆建置第一》［M］中华书局，1980
［4］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特点［A］《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演变》［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