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京安魂曲》之前，说实话，我是有些担心。不只是担心哈金，是担心任何的文学和艺术创作，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灾难和耻辱，都可能会显得不足、不够、不相称。更难堪的情形是，创作者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压力，因而特别注意弥补，愈发调动起个人的创作才能，构造跌宕起伏的情节，诱发波涛汹涌的感情，诸如此类――这就走向了另一面的不相称：过度。面对这样无法愈合、无比惨烈的历史创伤，任何不克制的行为和表现，都会显得过度。过度也是不足，因为任何的过度行为和表现都显得轻飘，无足轻重，甚至会显得不诚实。
哈金却克制得很好。这种克制，在我看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感情，二是才华。而要克制这两个方面，都很难。
余华在《我们的安魂曲》中说，哈金的“叙述是如此的平静，平静得让人没有注意到叙述的存在”，这当然与感情克制有极大关系。哈金写《南京安魂曲》，从2007年底产生这个想法后研究资料，到开始动笔写作，再到几经周折终于完成，前前后后时间不短，这个过程，感情上的煎熬起伏恐怕是非常折磨人的，甚至用感情这个词都会觉得轻，因为历史的时间和个人的心理时间会把强烈的感情变成“记忆的隐隐作痛”，陷在其中无从解脱，或者用哈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心病”。哈金说过写作过程：“我曾经放弃过两次，写不动了，可后来又不甘心，又重新做起。有一回我做了个梦，我太太生了个小女孩，那个孩子的脸是明妮?魏特林的脸，所以我觉得那是个启示――这本书死活得写出来。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但是，作家的感情并不能直接写进作品，作品也不是感情的宣泄地；尤其是面对这无从化解的历史创痛，声嘶力竭和涕泗交流都无力，而且无用。哈金克制感情而做到的叙述上的平静，让一些读者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本身而自动产生的高涨的感情期待落了空，因而失望和不满，这也可以理解，不过却不能把作品叙述上的平静误认为作家感情上的冷漠，要是用心读，是不难感受到这种平静所蕴涵的强烈的冲击力量的，而且不是一时的。这种持久的冲击，形成于强烈的感情和对感情的抑制之间的张力场。我还是很认同余华的感受：“我相信这些强烈的冲击将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风平浪静，读者在此后的岁月里回味《南京安魂曲》时，就会与作者一起感受记忆的隐隐作痛。”(1页)
相比感情上的克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难做到的是对自己的文学才华的克制。这一点，恐怕不少作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尽力做的是施展自己的才华，挖掘，发挥，放大，怎么会要克制呢?遇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宏大题材，个人才华的克制，就显示出特别重要的意义来
侵华日军1937年12月攻陷南京之后大规模的屠杀、抢掠、强奸等等罪恶行径和这期间的众生万象，《南京安魂曲》的叙述历历在目，但所有的情景、人物都是在与作品集中笔墨描写的金陵女子学院相关联的情形下进入叙述的，作者把叙述的重心限制在这个妇女儿童避难所，而不是漫无节制、没有焦点地追求宏大场景的展现。这种选择是一种清醒自觉的自我限制，抵御了所谓全景式、整体性、史诗感的巨大诱惑。
作品的主要人物是金陵女子学院战时代理校长明妮?魏特林，一位美国女性，她为保护收容的上万名妇女儿童历尽艰难，难民们感激地称她是“女菩萨”。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伟大女性，1999年我从一本《南京大屠杀》的画册附录里读过她的日记节选。写这样一个真实的人，有其方便之处，更有特殊的限制和挑战。《南京安魂曲》做到了恰如其分。她的无私和勇敢，她的天真和率直，她所遭受的冤屈和责难，她心理的深深自责和精神危机，绝非凭空想象出来的。哈金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并且尊重他所研究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魏特林，后来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回美国治疗期间自杀身亡。哈金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以前有个英国作家写过一本《南京》，他把魏特林说成是跟一个已婚的中国男人有了恋情，那个男人有家有事业不能理她，最后她要死要活的，精神崩溃了。“他靠艳情来创造这种冲力。”显然，这样的虚构不是哈金所能接受的，也不是诚恳的文学所能接受的。《南京安魂曲》写魏特林的自杀，没有任何渲染，简洁到无法再简洁的地步。而这样的地方，正是许多作家绝不肯放过的展现自己的文学才能的地方。哈金不需要这样的展示，却达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在作品的尾声部分，哈金是以陪同魏特林回美国治疗的爱丽丝所写的病情报告日记来叙述魏特林的情况的，譬如，1941年4月20日：“明妮对自己不久就会返回金陵学院去工作很有信心。在她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断地请求人为她祈祷。伍茨医生和卡特医生都相信她正在康复。他们甚至允许她出席在本城召开的国际耶稣信徒会。她十分欣喜，正在准备代表金陵学院在会上简短发言。”接下来的日记是1941年5月14日，我们会读到什么呢?
今天，明妮独自一个人留在传教士协会的秘书吉娜维夫?布朗小姐的公寓里时，她把炉子上所有灶眼都打开，用煤气毒杀自己。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
明妮盼着金陵学院给她来信，邀请她返回中国，盼了几个月。两个星期前只盼来一封信，是她在密西根的侄女写来的，说愿意接明妮过去，并照顾她。很显然，有人和她侄女商量好了，这在明妮看来，就意味着学院已设法抛弃她。看完侄女的信，明妮不屑地一笑。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291页)
一个在战争的暴行下救助过上万名妇女儿童的英雄，最后这么孤单无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必虚构情节，不必添加额外的因素，不必刻意营造什么样的气氛。如此简单的信息，就足以惊心动魄。
哈金写这部作品，想法很朴实：“就是把事情讲清楚。”抱着这样朴实的想法，就不会放肆个人的文学才能在历史面前轻举妄动。哪怕是细节，也必须经得起追问。事实上，历史本身产生的细节，其表现力就足与想象的产物相匹敌，只是从历史中把这样的细节发掘出来，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心灵的敏感。举一个小例子：作品开篇，一个被日军抓去做苦力又侥幸活着回来的孩子叙述他的经历，其中说到杀人之多，“鬼子杀了那么多人，把小河、池塘、水井都弄脏了，连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干净的水喝了。就连他们吃的米饭都发红了，因为都是用带血的水煮的。”(5页)令人发指到何等程度。这个细节是作家想象出来吧?是不是有些夸张了?不是想象，是可怕的真实，出自日本兵的日记，他们自己这样记载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由此见出哈金写作的严谨和对历史的诚实。另一方面，从这样的小例子也可以感受到，南京大屠杀是超出个人想象力的，文学写作的个人才华能够做到“把事情讲清楚”即是莫大的功夫，无须额外的虚构和创造。余华说，“《南京安魂曲》有着纪录片般的真实感，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中的人生纷至沓来。哈金的叙述也像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诚实可靠，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的写作从来不会借助花里胡哨的形式来掩饰什么，他的写作常常朴实得不像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具有特别的力量。”(3页)我以为这并非是作家之间出于友情的称赞，而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作品的基本质感的直觉把握和文学敬意。
《南京安魂曲》并不是没有虚构，小说的叙述者安玲以及安玲一家人的故事就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即使写虚构的人物、情节、场景，作者仍然是克制的、朴实的、简洁的，使整部作品始终保持着统一的叙述风格。最末一节写到战后安玲在东京审判战犯出庭作证期间，得以和日本儿媳、孙子相见却不能公开相认，此情此景，令人泪下，却只寥寥数笔，留下无法诉说的不绝的伤痛。
2011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