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民俗文化的组成成分，其自身的发展及变异蕴含着历史人文因素。鄱阳湖畔各县市古透定母今读类型中蕴含着多个历史层次，是赣文化融合吴楚、中原文化并结合自身变异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人口迁徙是推动文化融合的主要推动力，稳定的历史行政地理则有助于鄱阳湖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及保持，同时自然交通地理则影响着该区域的文化格局及流播。
[关键词]古透定母；方言；文化多元性；鄱阳湖
[中图分类号]Ｈ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２）０２－０２０５－０５
卢继芳（１９７４―），女，南昌大学客赣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客赣方言。(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赣语昌都片方言语音差异的历史层次及方言地理学研究”（项目编号：１１ＹＪＣ７４００７０）、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都昌方言语言内部差异及历史层次研究”(项目编号:ＹＹ１１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赣北鄱阳湖畔是江西赣文化最早的发源地，“吴头楚尾”的地理位置及鄱阳湖航运交通的优势地位，使它成为北方汉人南迁入江西的必经之地，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来到这里，或定居，或继续南迁，他们带来的外来文化不断地冲刷着此处的本土文化，最终融合形成当地多元化文化格局。方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是民俗文化赖以留存、传承的媒介，同时它也是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１]（Ｐ３６５）。本文拟从鄱阳湖滨方音古透定母的今读地理分布及演变，来看鄱阳湖文化的多元性。
一、古透定今读演变规律及赣北鄱阳湖畔古透定母今读类型
在汉语发展史上，端母、透母、定母为上古音声母系统及中古《广韵》声母系统中的端组全清、次清、全浊声母。学术界在中古汉语端组声母研究上观点较为一致。根据《诗经》等先秦韵文材料，音韵学家们推测上古有３２个声母，端透定母属舌音；根据唐代后期守温３０字母及宋人３６字母，我们可以知道中古端透定母属舌头音，舌音及舌头音现代拟音就是ｔ组音。而端组声母格局，一般认同宋代以前是三分式的，端母读不送气清音，透母读送气清音，定母读浊音。唐宋以后汉语声母系统中的浊音出现清化的趋势，如王力发现宋代朱熹《诗集传》及《楚辞集注》反切例中，定母与端透两母互切现象存在互切现象[２]。这就说明中古以后，汉语至少是在某些方言中，随着浊音清化的发展趋势，定母并入端透两母，端组变成二分式格局，即浊音消失，存有清音和送气清音。现代七大汉语方言主流读法正是中古二分式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
透定母在汉语七大方言中的今读情况为：官话、粤语透母读送气清音ｔｈ，定母读送气清音ｔｈ（平声）或不送气清音ｔ（仄声）；客家话透定母不论平仄合流读送气清音ｔｈ；闽语透母读送气清音ｔｈ，定母读送气清音ｔ；吴语、湘语透母读送气清音ｔｈ，定母读送气浊音ｄｈ／不送气浊音ｄ；赣语透定母主流读法为送气清音ｔｈ。结合汉语史及汉语方言情况可见，中古定母演变趋势是浊音清化，具体音值一般同端母或透母合流，属舌头音。从历史层次来看，吴湘语仍处在较早阶段，定母仍读浊音，端组今读仍属三分格局。
赣语区别其他汉语方言的典型特征是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今不论平仄一律读相应的送气清音，这条规律框架下“透定母合流为送气清音ｔｈ”也是赣语特点。事实上近年来方言调查表明，“合流为送气清音”远不能概括赣语透定母今读全貌，赣语还存在许多非主流读法，万波曾将赣语透定声母今读归为５种类型：(１)今读送气清音，(２)今读不送气浊音／送气浊音，(３)全部或部分今读清擦音，(４)今读边音，(５)洪音今读送气清音，细音今读送气清塞擦音。[３]（Ｐ１１８）其中，类型(１)是赣语中最常见、最普遍的形式，其他均属非主流读法。类型(２)见于鄱阳湖畔，类型(３)主要分布在江西抚州地区、吉安地区的个别方言点及湖南赣语洞口、隆回等方言点，类型(４)仅见于都昌方音点，类型(５)则只见于湖北阳新方言点。
江西境内，透定母今读多样性在赣北鄱阳湖滨地带表现最为突出。从自然地理及行政区划上看，赣北鄱阳湖滨县市主要有九江县、九江市、湖口县、星子县、都昌县、永修县、新建县、南昌县、鄱阳县、余干县。这些地方透定母今读类型有：(１)星子县、湖口县、永修县透定母合流今读不送气浊音ｄ／送气浊音ｄｈ；(２)鄱阳县、余干县、新建县、南昌县透定母合流今读送气清音ｔｈ；(３)九江市、九江县透母今读送气清音ｔｈ，定母平声读送气清音ｔｈ，仄声读不送气清音ｔ；(４)都昌县西部透定母合流今读边音ｌ，东部透定母四等读边音ｌ，一等读不送气浊音ｄ。
新建县、南昌县、鄱阳县、余干县透定母合流符合赣语的发展特点，而九江市、九江县透母今读送气清音，定母按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演变，这显然属于官话特点。湖口县、星子县、永修县合流为不送气浊音ｄ／送气浊音ｄｈ现象，都昌中古透母、定母读边音现象均是鄱阳湖畔方言特色读法，说明赣语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自身独特的创新。尤其是透定母今读边音现象在赣语中只见于都昌方言点，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都是少见的，据目前发表的调查材料，只见于赣语都昌，闽语建阳、崇安，湘语益阳、新宁及湖北崇阳少数几个方言中。[４]在这些调查点中，都昌方言透定合流读边音最为彻底，都昌西部地区所有透定母均合流为边音，而闽语、湘语等地只是个别透定母字读边音。目前学界一般认为透定母读边音是浊音弱化结果，而弱化的动因至今仍在讨论之中。
鄱阳湖畔透定母今读类型的多样化说明赣方言在继承汉语共同发展规律的同时，又存在结合自身地域性的变异发展。多样化的方音类型丰富了汉语语音发展史，而通过对这些方音类型历史层次的梳理及对其成因的探索，我们会发现方言作为民俗文化组成部分，其发展及变异本身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因素。
二、鄱阳湖畔透定母今读的文化层次
根据２０世纪后半期考古发现，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江西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修水县山背文化，樟树吴城、瑞昌铜岭、新干大洋洲商墓等遗址表明，商周时期赣北平原同中原一样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５]据文献资料及考古发现，鄱阳湖滨以及赣江中下游最早的居民是苗蛮族，《战国策?魏策一》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６]（ Ｐ４８６），彭蠡即今天的鄱阳湖。三苗就是苗蛮族，彭适凡更进一步论证赣北山背文化中几何形印纹陶的拍印工艺是古三苗文化的遗存[７]（Ｐ２０）。根据这些观点，鄱阳湖滨最早的文化似乎是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少数民族文化而非中原文化。禹征三苗后，“三苗”名称在史籍上消失，夏商西周时期，江西地区成为百越之地，《吕氏春秋?恃君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８]（Ｐ６８７），所以当时江西大地的文化类型也应与非中原汉语的古越文化趋同。三苗、百越距今久远，无法确知原古鄱阳湖滨的文化状况，但结合汉民族发展史及当前赣文化的特点，我们可以断定的是鄱阳湖多元化文化格局，其中既有本地固有的特性，同时又有不同时期外来文化冲击下产生的创新成分。其丰富文化沉积可从鄱阳湖畔方音古透定母今读现象得以印证。
（一）今读浊音类型折射出吴楚文化积淀
春秋战国时期，江西鄱阳湖平原有番、艾两邑，据史料及史家考证，番就是今天的鄱阳县，艾在今修水县境。《史记?楚世家》云“（楚昭王）十二年（前５０４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９]（Ｐ１７１６），《左传》鲁哀公二十年（前４７５年）记：“吴公子庆忌聚谏吴子，曰：‘不改必亡。’弗听。出居于艾。”[１０]（Ｐ１７１５）根据这两条史料，我们可以确知吴国西疆包括今天赣北平原的西部，楚国东界至少到达了今天鄱阳一带，由于春秋战国楚吴越政权的兴衰交替，赣北鄱阳湖平原自古被称作“吴头楚尾”。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赣北文化与古楚吴文化相近。据此，赣北当时的方言也应同古吴楚方言相近。２０世纪以来的汉语方言研究表明湘语底层是古楚语，现代吴语与湘语音韵特点具有许多相似性，桥本万太郎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中指出：“吴语和湘语曾经明显地构成一个方言区。”[１１] 如浊音现象，古全浊声母仍念浊音的现在主要集中分布在今湘语区、吴语区。近年来调查发现，“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赣语中，有一条贯穿东西的浊声母分布带，它就像一条走廊一样把湘语区和吴语区连在一起”[１２]。鄱阳湖畔湖口、星子、都昌、修水、武宁、瑞昌西南的田义镇（与武宁相邻），正是这条走廊上的方言点，湖口、星子、修水、武宁等地古定母现仍读浊音现象同湘语吴语是一致的。故鄱阳湖畔古定母今读浊音是春秋战国时期赣北“吴头楚尾”地理位置的佐证，同时这种读音现象正说明鄱阳湖畔文化中有吴楚文化底层沉积。
（二）今读送气清音类型显现中原文化印记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赣文化也是由赣地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融合发展而成，其中对赣文化影响最大的是中原文化。“不同类型的文化从相互隔离进入渗透和交融状态，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的迁徙。”[１３]（Ｐ１５）在中国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汉人向南方进行大规模的迁徙有七次，其中“安史之乱”后中原汉人南迁对江西地区影响最大。
“安史之乱”波及地主要是河南、山西，也即传统所说的“中原”，大量的移民把中原文化带到江西，对赣北本土文化产生强烈冲击。据万波《赣语声母历史层次研究》，罗常培、丁邦新先后对唐代宗宝应二年（７６３）到宣宗大中五年（８５７）期间写成的汉藏对音资料，《大乘中宗见解》进行研究后提出，唐西北方言中已有古全浊塞音塞擦声母不论平仄一律读送气清音的现象。龚煌城利用西夏国骨勒茂才编撰的幼学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汉夏对音资料研究宋代西北方音，指出书中大量材料表明西北方音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已并入同部位的次清声母。贺巍认为，今属中原官话区的河南灵宝、陕县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古平声今读送气清音、古上去入今多读送气清音。侯精一等研究指出，山西境内的中原官话区汾河片除安泽外，其他共２６个市县方音“古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声母，不论平仄，今音读送气声母”[２]。古今文献及方言材料均说明，至早在中晚唐时中原文化在语言上就有古全浊塞音塞擦声母不论平仄一律读送气清音现象。这些地区的北方移民南迁时把这种语言现象也带到江西地区，尤其是赣北地区，影响着当地的本土方言。游汝杰、李如龙都认同唐代是赣语格局奠定时期，刘纶鑫认为“（唐代）赣方言的主要特点已经和现在相差无几了”[１４]（Ｐ２０），所以赣北透定母今读送气清音显然同中原文化有同源关系，是中原文化南迁留下的烙印。
（三）今读边音类型彰显赣文化创新因子
民俗文化具有变异性，“受到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影响，社会生活变了，许多新的内容必然补充到旧的传统民俗中，江西在民俗的变革方面，也有许多突出的表现”[１]（Ｐ７）。赣北鄱阳湖畔透定母合流读浊音，透定母合流读边音都是赣文化创新精神的诠释。
中原一带全浊声母最早读为送气清音的方言随着中原汉人南迁来到南方，赣北部分地区及赣中在这一移民大潮的影响下，方音中全浊与次清合流读送气清音，而赣北湖区星子、都昌、永修、湖口方音在接受全浊与次清合流影响后，走了另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即全浊与次清合流今读浊声。都昌方言将这条创新道路继续开拓，透定母在合流之后，进一步演变为ｌ。从都昌方言透定母今读地理分布上看，这一演变仍在进行之中。
都昌全境古透定母今读基本上合流，但具体音值有些差异，东部大港、盐田、鸣山、中馆、狮山、南峰、芗溪、万户及中部化民、土塘、杭桥“透、定”母一等都读浊音，四等都读边音。中西部北炎、张岭、阳峰、三汊港、西源、周溪、大沙、汪墩、春桥、徐埠、苏山、左里、多宝、新妙、北山、七角、大树、都昌镇“透、定”都读边音。其中中部化民乡是过渡地带，化民乡发音合作人念蟹开四等齐韵字：体透、梯透、题定、弟定，效开四等萧韵字：挑透、跳透，咸开四等添韵字：添透、甜定，山开四等先韵字：天透，边音仍带有很浓重的浊音色彩。化民乡信和村委会柏树张家发音人张立庆在读蟹开一等字：胎、抬、贷、代、袋、太、泰时，还存在浊音、边音变读现象，这正是透定母浊音弱化为边音的过渡状态。从邻近方言透定今读及都昌全境透定今读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透定合流为边音是发生在透定母合流为浊音之后的语音变化。
三、鄱阳湖滨古透定母今读层次形成的原因
民俗文化是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所以某一区域民俗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当地普通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直接关系。鄱阳湖滨古透定母今读不同层次的形成，正是同当地独特的历史人文地理有密切的关系。
（一）不同时期大规模人口迁徙是造成鄱阳湖地域透定母今读不同层次的主要原因
如果外地来的移民在人数上超过本土居民，并且占有较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同时迁徙时间集中，那么移民所带来的方言就有可能取代本土的方言。[１３]（Ｐ１７）北方汉人大规模的南迁有七次，分别是：３世纪初东汉末年到三国，中原军阀混战，很多人避难南逃；４世纪“永嘉之乱”后北人大量南下，江南设立侨郡、侨县加以安置；６世纪中叶“侯景之乱”后的南朝南迁；８世纪中叶“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北方城乡残破，百姓纷纷过江避难；１０世纪初五代更替，十国纷立的南迁；１２世纪两宋之交与１４世纪中叶元明更替时期，社会动乱北人南迁。
赣北是早期赣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初年江西境内就已立郡，下辖十八县，其中十个县，南昌、彭泽、鄱阳、历陵（今德安）、馀汗（今余干）、柴桑、艾（修水县西）、海昏（今永修）、枭阳（今都昌县）位于赣北，并且集中于今鄱阳湖畔。东汉末年到三国，中原军阀混战，中原人第一次大批涌入，促进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北人南迁带来的中原文化同本土文化首次融合，形成了早期赣语，如陈昌仪认为东汉末年在赣北形成了早期赣语[１５]（Ｐ４）；万波认为三国时期就已形成早期赣语[２]（Ｐ１１６），那时早期赣语端透定声母同古楚语和古吴语一样，是全清、次清、全浊三分时期。
第二次南迁大潮发生在东晋南迁时期，公元３１７年，晋元帝渡江，定都建康，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相随来到江南，东晋为稳定统治，在北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置侨郡，赣北寻阳郡境内设西阳郡、新蔡郡、安丰郡、松滋郡、弘农郡、太原郡[５]（Ｐ６０），此后的南朝南迁，同样为南迁士民大量设置侨郡。北方移民渡过淮河和长江，虽然是同乡聚居，但侨乡、侨郡、侨县是混杂交错的，北方移民在新居既要同本土居民交流，又要同先后到达的其他北方人交际，这就促进南北文化进一步交流和融合。鲁国尧认为，南北朝后期中国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现代江淮方言正是南朝通语的嫡系后裔。[１６]故九江市、九江县、湖口（靠近九江的地方）同江淮官话透定母今读的一致性，最早当追溯到这两次北人南迁。
移民数量、规模最大的是中唐“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据《新唐书》卷４１《地理志》以及《元和郡县志》卷２８所记，洪州户数由天宝年间的５５ ５３０户增长到元和年间的９１ １２９户，增长６４％；从玄宗开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江西八州乡数由３７９增至５１０，多了１３１个乡。其中饶州由２０乡增至６９乡，洪州由９４乡增至１１０乡。移民大潮给本土文化带来强烈冲击，移民语言占据优势，中原透定母合流为送气清音的方言特点压倒了当地本土语言，随着移民线路的深入，赣地大部分方言也具有这个特点。但是，语言的演变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当这股移民大潮来到赣北鄱阳湖区时，由于这里自古就是赣地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人口早已处于饱和状态，大量北来的移民在此很难再有开拓之地，所以除了少数移民外，大部分北民只得扩散到赣北其他区域或者继续南行，故当时的湖区移民数量无法超过本土居民。在此情况下，“他们的语言有可能互相融合，而不是一个被另一个所取代”[１３]（Ｐ２２），故当时湖区（今湖口、星子、永修等地）本土方言在北方“全浊与次清合流为送气清音”的冲击下，发生另一种融合的演变，音韵结构上接受“全清与次清合流”模式，而在合并方向上却带上原赣语的浊音特点，这是不同方言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混杂语用现象，也是原始赣语受到北方汉语冲击后，出于生存抵制而产生的折中演变。
（二）相对稳定的历史行政地理对区域性民俗文化特征的形成和保持有着重要作用
长期共处于同一个行政区域，文化习俗自然容易接近，并且往往能够维持相对的独立性。
江西风俗文化的版图和赣方言的分区正好吻合[１]（Ｐ３８３），按刘纶鑫观点，江西境内赣方言分为南昌片、宜春片、吉安片、临川片、波(鄱)阳片，今天赣方言格局同唐宋的州和元代的路、明清的府分划大致相当。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里，一般百姓固守田庐，除非战祸或天灾，活动很少超出本府之外，这也是同一行政区内各县方言趋向一致的重要原因。鄱阳湖滨方言透定母今读差异同宋以来的建制沿革有关，宋代都昌、星子、建昌（永修）同属南康军，新建、南昌同属于洪州，德化（九江市、九江县）属江州，鄱阳、余干同属饶州。尤其是永修、星子、都昌三县，宋代同属南康军，元代同属南康路，明清同属南康府，三县透定母今读有别于鄱阳湖滨其他县并稳固地保持共同性，同三县７００多年同属一个行政区域有直接的关系。
县治所在地是当地政治、经济中心，其文化对其周边地区也具有辐射力。例如从唐代至今，都昌镇为都昌政治经济中心，所以都昌镇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是全县政治经济优势地区，此区域的方言，即当地人所讲的“西边口音”自古以来就是优势方言。从全国各地汉语方言应用情况来看，优势方言往往是当地政治经济中心的方言，其周边地区的居民在心理上往往很重视优势方言，甚至模仿它，比如广州话在粤语区的影响力。都昌透定母今读合流从东边的浊音到西部的边音渐变推进方式，正是西部优势方言向东部劣势方言扩散的结果。并且我们可以看出，透定合流读边音最彻底的西部应是这种音变的发源地，这股音变力量非常强大，并逐步扩散到中部和东部，形成都昌古透定母今读格局。
（三）自然交通地理对区域性民俗文化格局及流播有重要影响
民俗文化的版图和自然交通条件关系很大，如果两地交通便利，民俗也容易接近，交通隔阂则民俗迥异。如赣南客家民俗同闽西、粤北接近；上饶的广丰、玉山与浙江相邻，其风俗深受浙江影响；赣北长江沿岸由于水路交通便利，风俗受湖北、安徽辐射。永修、星子、都昌、湖口四县透定母今读趋同现象同四县共处于鄱阳湖主航道，交通便利，交往密切有关。都昌境内由于自然交通地理条件的不同，也同邻近县呈现出不同的关系。都昌西部凭借鄱阳湖航运便利同星子、永修交往密切，所以都昌西部方言同星子、永修有更多联系，如永修吴城方言中透定母读浊音比较彻底，但近年调查发现个别字（笛、潭、调、地、弟、梯、地、殿、蹋）也有读边音[１７]，吴城以半岛形伸入鄱阳湖，同都昌沿湖地带自古以来就有水路交通，从透定母今读现象也可以看出都昌与永修密切关系。都昌东部同鄱阳接壤，陆路交通便利，所以东部方言、习俗同鄱阳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昌北部虽同彭泽相邻，但由于东北怀玉山余脉武山（都昌、湖口、彭泽相交界处）阻隔，所以其东北大港乡等地方言同彭泽联系不大。如果作密集调查，都昌境内透定母差异正是随交通地理条件呈现出渐变的发展过程。从自然地理上看，都昌方言中许多语音差异以中部阳储山脉为分界。此山跨徐埠乡、汪墩乡、阳峰乡、化民乡、七角乡、大树乡。高山也给陆路交通带来不便，阻隔两边的方音，使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阳储山以西透定母今读边音，以东则是一等读浊音，四等读边音。分界线正好在中部化民乡，阳储山在化民乡的西界，化民乡隔山同汪墩、新桥相邻，山东面的化民人要翻过高山才能到达汪墩、新桥。近年来阳储山石牛岭开凿，两边的交通便利，多有通婚现象，据我们最新调查，化民乡靠近石牛岭辛酉铺、官洞山村古透定母今读不同于化民乡其他乡村，而是像山西面的汪墩、新桥一样读边音。
综上所述，鄱阳湖滨透定母今读类型的多样性与赣文化多元格局是相印证的，从湖滨地带方音今读我们可以看出，赣地尤其是鄱阳湖地带曾受过多种外来文化的冲击，沉积着不同的文化层，而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行政区划及自然交通地理因素也是导致当地方言与文化多元化格局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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