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社会”的退潮 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已进入社会矛盾多发的历史时期。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矛盾常常演化为暴力冲突，乃至群体性事件。不过，与同样处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比如民主化之前的韩国)，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政治化色彩非常淡薄，甚至连这样的倾向也不明显。从大多数事件的起因、进程看，当事者的诉求基本上都停留在对某种个别权益的要求，或者是某种情绪的发泄上，很少有人申求普遍权利，更谈不上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大多数时候，当事者一方面希望扩大事态，并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事情个别化、道德化，以便被当作个案处理；另一方面却极力回避普遍性要求，乃至阻止事件指向这样的方向。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看，这一特征也许更加鲜明，也更耐人寻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是政治性的，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并没有特别的具体利益指向。30年来这种风潮已彻底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民众身上。放宽视野，我们会发现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性都大大降低，乃至基本消解。精英阶层也是如此。从1980年代末以来，体制内就再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路线辩论。而在此之前，改革与保守或明或暗的争论始终存在。
政治的离场是如何产生的?它又对中国的社会治理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这需要简单回顾一下近30年来充满纠结的历史。
一切以稳定大局为重的思路，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始终未曾动摇，并成为中国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这一思路的经典表述是“不争论”，而支撑它的理论基础则是被人们普遍信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与“不争论”的政治原则相互表里。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整个社会付出了较少代价，绕开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思想争论，避免了政治斗争和社会混乱。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人的欲望和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倘无这样的策略，我们很难设想，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氛围中，包产到户、开放特区、放开私企、国企改革等能够顺利实现。如果所有这些都需要政治解决，需要分出是非对错之后再来实施，大部分措施恐怕都会遭到大多数人，特别是当时的利益集团的否决。
但这种“不争论”的政治原则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能是有效的，这些条件包括：首先，需要一个权威，即便是在内部出现了思想上的争论、分歧，也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在组织上实现统一，以保证决定了的事情可以依照统一的意志坚决贯彻；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民众对执政者的政治信任，民众必须相信执政者对未来的许诺：最终所有的人都会过上好日子。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有着利益和思想分歧的上层，还能够一起合作，在不争论的前提下，还能达成基本的共识，并生成大致明确的、统一的政治方向。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民众相信上层精英有权力也有能力来分清楚轻重缓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作为一个历史过渡阶段让所有的人接受。这也是在改革之初几次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时，并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危机，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中国政府被认为是“中性政府”，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国奇迹出现的根本原因。但一个中性的、不争论的政府的维持，恰恰需要一个政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环境。这样说有点令人费解，但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审视这段历史，很容易就明白了。因为中性的前提是我们知道哪里是“中”，不争论的前提是“争论”已经存在。否则，在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社会里，中性就会蜕变为无原则，不争论就成了无主张。再也无法抵御利益的侵蚀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前面提到的社会政治性的消解。如果用最简短的话来概括这一社会变迁，我认为，这是利益的剃刀将一个社会从总体性状态分散瓦解的历史过程――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社会更为稳定的象征，而是矛盾更为离散的结果。它使得整个社会，无论上层还是普通民众，都无法抵御利益的侵蚀，中性政府和政治信任也就随之逐渐异化。比如，在政治思想领域，实用主义使得一切理论和原则的争论变了味。1980年代出现的“躲避崇高”就是这种心理在民间的反映。而政府为了降低来自教条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及其他目的，也在有意无意地默许这个过程。但后来政府发现，这种趋势已几乎“蚕食”整个社会大厦，自己已然陷入利益集团的泥淖。
在实用主义的笼罩下，官员们也都生活在世俗的环境中，都会受其支配。作为个人，他们也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每个部门最终也发现，只有自己部门的利益才是真实的。而超脱于这些具体利益之上的目标在目前既不可能形成，也无力实现。因此，在新的改革政策出台时，一些部门会赤裸裸地为自己部门的利益打算。更直观的证据是：很多落马的官员忏悔时，都会提到自己如何从一个追求理想的有为青年，最终难以抵挡利益的诱惑，走向堕落。他们个人的心路历程，其实也是体制的心灵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行为，在一些人眼中完全是正当的。那些不为本部门利益考虑，整天忧国忧民的官员反倒被视为异类，都是找别扭的人。
对老百姓来说，只有相信一个中性政府的存在，才能容忍暂时的利益受损。如果他们意识到其实某些官员个人和政府部门只为私利打算，或者发现期待已久的利益补偿从未出现，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剥夺、被压制的命运呢?这也是一些人为何宁可鱼死网破，宁可上访到底，宁可铤而走险也在所不惜的原因。替人做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当利益的剃刀将社会分解之后，维稳体制的社会基础事实上也就被瓦解了。平息事态的思路无论对强者还是弱者，都可能造成伤害，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强者和弱者共同的抱怨。甚至有时我们都无法分辨强者和弱者，比如城管和小贩。事实上，没有法律的保卫，每个个人在内心深处都觉得自己已经或即将成为弱者一一8小时之外的官员，去医院看病的患者，正在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概莫能外。
这样的社会趋势也就没有能力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究竟哪些利益是长期的，哪些是短期的；哪些是个人的，哪些是全体的；谁的利益更为重要，其他人的利益该不该为它让路。
从另一角度看，社会的分散瓦解催生了一个重要观念的普及：每个人都有捍卫自己利益的正当权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默不作声，却又坚定不移地遵循着这条原则。当一个超越的政治主宰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人们的内心都已不存在时，这种观念的普及也就非常自然了。只是人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利益边界何在，也不知道何种捍卫的方式才是恰当的。
在现实中，捍卫总是以力量的强弱为解决的唯一之道。对弱者而言，就是尽可能地提高自己制造麻烦的能力，甚至违法闹事，不断扩大事态；对强者而言，就是利用关系，超越规 则的束缚，或者动用暴力机器，维护秩序。在缺乏普遍权利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求特权，也就鲜有人真正在意秩序，以及秩序的正当性是否受到损害。也很少有人会主动探寻自己的利益边界，道德和法律都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人们总是本能地无限度放大自己的边界，直到它遇到更强大的阻力。
如果说“不争论”曾经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当利益时代来临时，片面维稳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也许从单个事件看，简单快速地平息事态是有效的，但从社会总体来说，一次群体性事件的连带损失是多少?一个PX事件对化工厂的建设的影响又是多大?正如微博上流传的一段话描述的那样，“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馒头，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染色馒头的人出来给孩子买奶粉，里面有三聚氰胺。我们每个人都在伤害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所有人都提高自己的伤害能力，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得有多高?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运行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如果人们都以寻求特权为目标，都凭借力量的强弱来分出胜负，那么，社会的基本秩序也就无法维持了。因为没有人愿意为稳定付出代价，甚至没有人认为稳定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人们会理直气壮地追问，你说的是“谁的稳定，什么样的稳定?”当患者和医生之间缺乏信任，也没有恰当解决的制度的时候，医生以患者为鱼肉，患者向医生举起屠刀也就不奇怪了。更可悲的是，当我们面临这种处境的时候，连旁观者都很难确定正义究竟在哪一边。
这种利益的冲突，尤其是人们利益观念的觉醒，实际上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探索与这个利益时代相匹配的社会治理之道。在这个时代，必须平等地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当利益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协调和解决这些冲突：让利益的各方有一个平台，来自我讨论和协调各自的利益。
替人做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在乘客和铁路之间，在市民和政府之间，在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在房地产商和拆迁户之间，鼓励他们各自建立自己的组织；在每次冲突的时候，都能成立相应的机构，并在立法上保证这些机构的权力。让他们长期地、公开地争论，去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去建立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而不是时而压制这一方，时而压制另一方，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许这种治理方法会增加一时一事的困难，会使发展的速度降低，会使很多重大工程的进展暂时受到影响，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其总体成本会降低。因为一旦这样的程序确立，它所确定的规则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维护这样的规则就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破坏这样的规则，就是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规则也会使得冲突的各方承认、理解别人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确认各自的利益边界。规则确立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学会以正当手段捍卫自己利益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确立整个社会都能接受的善恶是非标准，发展、完善、宣扬这种“善”，并依照这种“善”来重建我们的生活、政治和文明。
无论你是否喜欢，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时势的变化，是人力所不能转移的。一个足够理智的民族会学着顺应它，而不是抵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