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在摆脱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近二十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的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
但是由于以上两个中央决议的约束和长期以来正统说法的影响，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许多研究仍然是只重复原有结论，即笼统肯定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而不提论据，不加分析，似乎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论证了。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发现，原来那种笼统提法就显得很难自圆其说。例如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并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做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
例如一本论述党的六届领袖的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却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标题却是“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的分离”，就不但让两个论断相互打架，名义领袖之说还把张闻天置于挂名的总书记向忠发的地位。
还有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贡献，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但也无法摆脱这个矛盾。在一共四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
该书既然肯定遵义会议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那还谈什么张闻天“负总责”和“在总书记岗位上”。博古的总书记本来是完全有职有权的，遵义会议对这个岗位的权限也没有作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的虚位?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这两本书还是近年来所看到的对张闻天写得比较客观、公正，也许更接近实际一些的。它们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远的书就不用说了。看来，坚守长期以来的这个固定论断，既成了陷于矛盾而无法解决的死结，大概也是难以通过的关口。就是说：都得这样写。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成为核心。
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有一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即：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如果属实，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既然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其靠边，总书记都可以更换，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并未出现，可见长期以来流传的那些说法是多么的不可靠。
既然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于理于法都显得缺乏根据，那改为“实际上”确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应该说“实际上”也并未确立。
下面就利用二十年来党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现有的文献和史料作些辨析。
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毛泽东对全体红军的领导，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毛泽东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八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能否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领导呢?大概也不能这样说。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周的命令行之。
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托朱 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几天后在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
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这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的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的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作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也是不大可靠的。因为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所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从黎平会议到沙窝会议这8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页)
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
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又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央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军的完全失败，责任在中央军委还是张国焘，就长期说法不一。
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但还不能说洛川会义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摘自《何方谈史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