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前，刘毅目睹地产企业填埋红树林，奔走呼吁却徒劳无功；十一年后，他所在的联盟谨慎而坦然接受来自企业的资助，参加企业家发起的环保活动，与志同道合的企业家一起保护红树林。商业，不一定要站在环保的对立面，反之亦然。
11年前，还在读大二的刘毅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红树林保护项目组，如今他兼任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CMCN）总干事、中国生态学会红树林学组执委会委员、莆田绿萌滨海湿地研究中心主任，11年如一日坚持走在红树林保育的道路上。
跟所有生态保育的故事一样，这条路并不好走。
红树林是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滩涂生长的木本植物统称，它对生态尤其是海岸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光绪年间就有华侨从东南亚引种苗到中国东南沿海滩涂种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也进行过红树林造林活动。
然而，1960年以后，中国红树林的命运急转直下。先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围海造田运动，其后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围塘养殖，再到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城市化、港口码头建设及工业开发，都对红树林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虽然21世纪初公然毁林养殖的现象已基本销声匿迹。但房地产大热却推动了地产商和富人们对高端私藏海景地段的追逐，红树林遇到了新一轮灾难。
2011年海南万宁石梅湾千年水椰林的命运就是一个典型悲剧。
水椰危急！海南危急！
石梅湾位于海南省南端的万宁市，拥有6公里长的海滩，是电影《非诚勿扰2》的取景地，有“海南最美丽的未开发海湾”美誉。
这样的噱头足以对开发商形成巨大吸引力。1999年华润集团通过资产置换获得了石梅湾沿海地区的2700多亩土地使用权。2003年4月，华润集团全资子公司海南华润石梅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为了石梅湾旅游度假区的主开发商，对度假区进行统一规划、开发、招商及管理。
据华润的宣传资料显示，为合理利用石梅湾这一宝贵资源，华润专门聘请了世界顶级规划公司进行整体规划设计――誓言要打造一个国际性生态型热带海滨旅游度假区，为国内外游客提供高素质的旅游体验。
然而，就像所有商业开发与生态保育的冲突故事一样，在石梅湾的开发当中，企业只看到美丽的海水、海滩及附于其上的商业价值，而对环境和社会发展具有更重大意义的生态资源则成了牺牲品。
2011年6月17日，前海南省森林防火办主任、民革海南省委副主委、林业专家刘福堂在微博上曝光，石梅湾1.5亩水椰正遭灭顶之灾――刘福堂亲赴现场调查发现，在华润集团威斯汀酒店开发项目的施工中，生长了4000年之久的1亩多水椰在1天之内被野蛮铲平；为建设石梅湾国际游艇会项目，百余亩由木麻黄、青皮林、水椰组成的大片海防林亦被毁。
刘毅介绍，水椰属我国热带海岸沼泽土生长的半红树、红树林建群种，其作为一种湿地植物大量分布在河流入海口，应对潮涨潮退而生长出发达的根系，名列国家三级保护植物。万宁石梅湾曾是国内水椰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
这是一场生态灾难！
环保以何对垒商业
毁林事件曝光后，CMCN和刘毅非常关注。他们在微博上持续发布石梅湾水椰最新消息，争取让更多媒体了解真相，并联合自然之友向海南政府申请关于石梅湾华润集团项目的信息公开；更联同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跟华润一起学习红树林生态知识”的微博科普活动，还在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的相关讲座上接受现场连线，介绍红树林相关研究。
然而，由于经验的缺乏，项目信息公开的目标始终未能实现。虽然在舆论压力下，相关部门出面解释“水椰林并非铲平而是移植”，华润集团也承诺投100万用于水椰保护，但如今近10个月过去，未曾见到任何真正积极的补救行动。
刘毅当然非常痛心，不过由于不擅长向企业争取权利，只能眼睁睁看着事件进入无限期的冷处理阶段。
生态保育组织面对商业强势时的无力感，刘毅不是第一次感受到，甚至可以说，这是他最初创立红树林保育项目的导火索。
2001年，还在厦门大学念大二的刘毅加入学校环保社团绿野协会不久，就遇上厦门市内15亩集美凤林因娱乐工程配套设施建设被毁坏事件（据绿野协会后来调查，毁坏的红树林实际上有20多亩）。
“绿野协会是学生社团，受制于学校团委，做事稍微激进一点就会面临被取缔的危险。”刘毅记得那是12月9日，厦大的社团活动日，天气仍然很热，他和同学做了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在学生活动中心三家村门口，将被毁的红树林树桩放在中间，举行哀悼仪式。那次行为艺术正式宣告了绿野协会红树林保护项目组（CMCN前身）的成立。
此后11年，一桩桩毁坏红树林的突发事件不断在这个经济高速递增的时代上演，原因无外乎房地产开发、市政建设、工业污水及生活垃圾排放、围塘养殖等，CMCN一一记录在案。
2009年，海南三亚市政府重新设定并通过了《亚龙湾青梅港红树林保护区总体规划》，将红树林保护区缩小了40%。
2009年12月初，广西防城港内湾近20亩红树林因道路扩建而被填埋；次年3月，内湾两个房地产项目填埋了40亩以上红树林。
2010年，东莞虎门下围涌的红树林周边酒楼食肆扎堆，垃圾围攻，红树林岌岌可危。
2011年2月，福田红树林国家级保护区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大兴土木，修建栈道、凉亭，破坏红树林生态。
2011年2月，珠海市横琴岛西堤最大的一片原生红树林遭到严重破坏。
……
偌大的东南沿海竟容不下一片平静的红树林，而面对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地方政府和商业力量，民间环保组织是如此势单力薄、进退失措。
与企业家成为战友
幸而，商业力量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破坏性事件上。
红树林项目组成立的前三年一直是孤军奋战，资金仅来源于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的小额资助。一年几千块钱的经费仅能支持他们关注到福建省内红树林分布区，活动方式也仅以倡导型为主，包括考察、公众宣传、讲座、入户调查和问卷等。
2003年9月，作为学生社团的红树林项目组拿出1600元设立“绿野红树林基金”，构建合作平台和培植合作伙伴――当时项目组仅有6000元活动经费。
直到2004年，为了拓宽筹资渠道，更广泛传播红树林保育，也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同，红树林项目组申请了福特汽车环保奖，并成功获得5万元资助――这是CMCN第一次得到来自企业的支持。
CMCN至今仍对来自企业的资助保持谨慎，但从“福特汽车环保奖”开始，红树林和商业力量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不再仅仅是对立。
2005年4月22日，红树林项目组又获得首个国内民间环保奖“SEE生态奖”；4年之后，由绿野协会发展而来的中国红树林保护项目获得第三届“SEE-TNC生态奖”优秀奖。设立“SEE生态奖”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由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家们发起成立的民间环保协会，旨在促进民间环保运动，推动中国民间力量参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工作，改善生态环境。初期它的关注重点是内蒙古左旗阿拉善沙漠地区，到2008年SEE基金会成立之后，其关注范围便越来越广，与CMCN的合作项目也越来越多。
2010年，中联地产和SEE基金会更共同出资，由CMCN作为执行方，开展深圳龙岗区葵涌镇坝光管理区古银叶树群落的保育工作，保护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保存最为完整、树龄最大、面积最大的天然古银叶树群落。
期许企业美丽嬗变
在与阿拉善SEE合作的红树林保护项目当中，企业家们的行动不仅停留在捐赠资金上，还会参与战略方向的决策，至少也会就近观摩红树林，有人甚至直接参加保护项目。
“在分工上，企业家负责筹资，从更专业、更前沿的角度来看问题。具体的环保项目则要由NGO来做。”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执行理事、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理事杨利川告诉《中国财富》。
刘毅记得，当CMCN与SEE、中联地产一起做红树林保育时，SEE华南分部的深圳企业家们甚至让自己公司的秘书也出来帮忙。而在SEE绿色领导力培训上，曾有一个小组给SEE理事会提供方案，建议SEE的企业家会员进行环境污染、破坏等行为的自查。“SEE也在慢慢改革，总体上来说我们是积极的，企业家与NGO是可以联合的。”杨利川说。
这一切使刘毅对企业的印象慢慢变得丰满和完整。他承认，来自企业和企业家的资助对CMCN非常重要，“可能就是某个时期机构非常关键的经费来源，从精神层面上来说，对我们也是一种支持，也为我们提供了寻找合作的资源和平台。”
不过，CMCN内部编纂的十年资料集显示，截至2011年，CMCN所接受的企业直接资助占总资助额的5%，仍远低于基金会（44%）和社会团体（32%）。企业资助较少，一是因为厦门本土有红树林保育意识的企业较少，二是CMCN对于企业的资助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而更重要的是，CMCN尚不擅长与企业打交道，几次资助都是企业主动联系上CMCN。
这也与CMCN的角色定位有关，在刘毅看来，CMCN更多是一个倡导者的角色，而非激进的环保维权组织。“术业有专攻，如果是环保维权组织来做，在2011年水椰林被毁事件中，完全可以从投资者入手，让投资者了解该事件，以影响华润的股票价格，对其进行更有效的施压。”
而对于商业开发与红树林保护之间的关系，SEE和刘毅都有越来越多的思考。“可以把红树林保留下来，楼盘照样建。红树林从生态上支持他们（企业）的旅游或地产项目。”按照刘毅的设想，房地产商如果保留红树林，一则可减少小区绿化成本，二则可抵御台风等自然灾害，增加小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系数，三则可请NGO与小区居民互动，在红树林里做生态导览，提升整个小区的生态知识。地产商不仅不会亏钱，反而能让楼盘价格卖得更高，红树林也得以继续保存。
商业，不一定要站在环保的对立面，反之亦然。刘毅希望企业能够明白，那些有社会责任的企业除了可以赞助环保组织和项目外，同样可以在商业开发上因红树林的生态价值得到保护而受益。
“我们希望达到这样的双赢。”